話說一個法國人、一個英國人和一個德國人，各自獨立進行一項關於駱駝的研究報告。

法國人著眼下最時尚的行頭，確認打扮光鮮後匆匆趕到約旦，在當地花了半個鐘頭做秀：扔麵包給駱駝，用傘尖捅駱駝，然後便一溜煙地趕回老家。慢條斯理地享用了3小時的豐盛法式午餐後，一蹴而就的論文中除了滿眼浪漫、不著邊際的想像外，剩下的就是花哨及靈機一動的評論。

英國人帶上英式下午茶具、紳士禮帽及福爾摩斯煙斗，等一大堆英國殖民者的行頭奔往其東方殖民地。於沙漠中搭帳篷跋涉了兩年後，雇腳夫馱回來相當於出發時兩倍的調研資料。一個“好”英國人，無論他身陷多麼糟糕的困境與危機，都必須先享受一杯加奶、加糖的英式紅茶。結果，英式紅茶風格的雄辯中，通篇皆是原始、未經整理、沒有結論的第一手“現實精華素材。”

德國人既瞧不起法國人的淺薄，又蔑視英國人缺乏深刻。於是，德國人從冰箱裏取出火腿、熏肉，外加乳酪、沙拉，生啃了一頓典型非烹飪、冷冰冰的德式晚餐後，隨即將自己反鎖在房間裏，悶了整整一年。蓬頭垢面再次現身時，奉上幾乎將其壓趴下的厚重、多卷本理論巨著，標題充滿了德式哲學的嚴謹：《從自我的概念推導出駱駝的理念》。

德國人認死理的個性，一直是被外人嘲笑的“賣點”。一則幽默講的是，某個暴風雨之夜，一對德國父子趕去醫院急診。到了一條僻靜的小路上紅燈當前時，儘管周圍人車蹤影皆無，父子倆還是堅持於風雨中掙扎了許久。後來兒子實在挺不住了，便欲闖紅燈穿過馬路，卻當即遭到罹患重病父親的嚴斥。又熬了不知多少時辰，待天明時工人趕來搶修才得知，原來交通燈出現了故障，紅燈亮，綠燈滅。

提到同講德語的奧地利與德國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奧地利人的民族性便表現為：貝多芬肯定是奧地利人，而希特勒則肯定是德國人。二戰中，奧地利曾成為法西斯德國的盟友，對於這個歷史污點，奧地利人總愛擺出一副受害者的委屈姿態。一則諷刺奧地利人，如何懺悔二戰中法西斯迫害猶太人的黑色段子如下：一個猶太老人，于維也納鬧市不斷地攔下奧地利人後，他即用希伯來語大聲質詢道：“奧地利人換一個客廳裏的燈泡，需要多久？”對此奧地利人個個臉色驟變，惶恐地瞟了一眼猶太人後，慌亂地躲閃開對方凜然的眼神，匆匆搪塞道：“我當時不在現場。”“我毫不知情。”“不是我幹的。”“那件事情與我無關。”

早在16世紀時，預言家諾斯特拉戴斯曾斷言：“只要巴黎存在一天，世界就永遠有榮景。”

18世紀時，法國作家克萊歇說：“只有住在巴黎才算真正的生活，其他地方不過是單調呆版的生活。”顯然，他對巴黎的讚美一點都不過分。瑞士人盧梭成了巴黎人；義大利人波拿巴成了巴黎人；西班牙人畢卡索成了巴黎人；連蹩腳畫家希特勒，也夢想著有朝一日成為巴黎人……沒有一個國家的首都比巴黎更大，巴黎比整個法國還要龐大，巴黎大得超出了法國的國土。就連世界第一強國、巴黎人最瞧不起的美利堅，也有巴黎，美國的象徵――自由女神像就是巴黎人慷慨的禮物。有一部美國電影甚至叫《德克薩斯的巴黎》，美國人死後不盼望去天堂，而是盼望去巴黎。“世界上沒有任何其他都市可以像巴黎一樣更加聞名，更受人們鍾愛。鮮少有像它這樣牢牢吸引住遊客，讓人感覺不僅成為這個城市的俘虜，更覺得它不只是一個城市而已！”美國作家斯坦貝克如是形容巴黎。

可見，被全世界寵出來的法國人尤其是巴黎人，傲視天下的心態，是多麼地值得理解和肅然起敬。

義大利人的行為藝術，永遠出奇制勝。上世紀70年代一部阿爾巴尼亞電影裏，有一句諷刺義大利法西斯頭子的精彩臺詞：“墨索里尼總是有理，今天有理，明天有理，永遠有理。”一則笑傳：說義大利火車站的大鍾比標準時間快5分鐘。何解？因為，對於無組織、無紀律、無政府主義的三無民族來說，“快半拍”，是為了將散漫的義大利乘客趕上火車的絕招。相反，車廂裏的大鍾卻比標準時間慢五分鐘，“慢半拍”，則是為了安慰熱血好鬥的義大利民眾，使座位上焦急、衝動的乘客興奮地以為列車提前出發了，待到列車晚點抵達目的地時，車廂裏的時鐘則恰好指向正點抵達。

一派歡顏，多麼美妙的心靈雞湯。

英籍華人，世界華文作家協會會員，國際問題評論員。作為專欄作家，郭瑩為中國及港台地區和歐洲、新加坡地區數十家媒體報導西方世界。著有環球行紀實作品《相識西風》，國內外首部外國人在中國紀實作品《老外侃中國》，中國女性越洋婚戀生存實錄《一家兩制一嫁給老外的酸甜苦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