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宋僧惠洪行履著述编年总案》是关于北宋著名禅僧惠洪的一部最新和较详尽的年谱。其撰述特色在于体例有所创新，在惠洪行迹编年和著述系年之外，兼及交游生平、禅宗谱系、政治事件、党派纷争、文人社团、佛教制度等诸多内容的考证叙述，将功能相对单纯的传统年谱改造为一种复合的多功能的新型编年体文本。由此展现北宋政治、文学、宗教生活的一个侧面。材料搜罗较广，尤其使用了大量学术界较少涉及的佛教史料。采用历史文献学的史料考证和文学文献学的文本细读相结合的方法。对《全宋诗》、《全宋文》、《全宋词》的作者作了大量的考证修订，纠正了《宋人年谱丛刊》的若干错误。发现了古书撰述的一些新的“义例”。《宋僧惠洪行履著述编年总案》主要面向中国古代文学、文献学、历史学、宗教学等专业人士、硕士生、博士生以及其他爱好中国传统文化的读者。
作者简介
周裕锴，1954年生。1984年四川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毕业，获硕士学位。1997年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毕业，获博士学位。2001年至2003年任大阪大学大学客员研究员，2008年任台湾东华大学客座教授。现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文学批评、禅宗语言文学以及俗文化的研究。先后在海内外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多篇，出版专著《中国禅宗与诗歌》、《宋代诗学通论》、《文字禅与宋代诗学》、《禅宗语言》、《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百僧一案》等。
目录信息
本传
寂音自序
第一卷 神宗熙宁四年至哲宗元符元年
第二卷 哲宗元符二年至徽宗崇宁元年
第三卷 徽宗崇宁二年至徽宗崇宁五年
第四卷 徽宗大观元年至徽宗大观三年
第五卷 徽宗大观四年至徽宗政和三年
第六卷 徽宗政和四年至徽宗政和五年
第七卷 徽宗政和六年至徽宗宣和元年
第八卷 徽宗宣和二年至徽宗宣和三年
第九卷 徽宗宣和四年至徽宗宣和六年
第十卷 徽宗宣和七年至高宗建炎二年
引用书目
人名索引
附录一：惠洪著述著录情况一览表
附录二：惠洪交往禅僧法系世系表
附录三：惠洪与换骨夺胎法——一桩文学批评史公案的重判
附录四：关于《惠洪与换骨夺胎法》的补充说明——与莫砺锋先生商榷
附录五：作为忌日的“生辰”——一个独特词汇中蕴藏的佛教理念与民俗信仰
附录六：略谈唐宋僧人的法名与表字
后记
· · · · · · (收起)
读后感
用户评价
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立刻被它那种近乎于档案整理般的精细所震撼。它并非仅仅罗列了惠洪写了什么书、说了什么话，更关键的是，它试图构建一个“总案”，意味着对所有相关信息的系统性归档和交叉验证。这种“总案”的价值，在于其试图达到的“圆满性”——即在现有史料条件下，尽可能地勾勒出一个无懈可击的形象。我个人关注的焦点在于，这种编年体结构如何处理惠洪那些带有文学色彩的诗文与他严格的僧职身份之间的张力。是把诗文视为他思想的附属品，还是将其置于与他日常履历同等重要的位置来考察？如果编年体能够清晰地标示出某段文字的写作背景、心境波动，那么即便是对佛学理论不甚精通的读者，也能通过具体的事件链条，把握住这位高僧的性情与智慧是如何在历史的洪流中被雕塑出来的。期待它能提供超越传统传记学的视角，用时间轴来锚定思想的闪光点。
坦率地说，我对这种具有高度专业性的学术工具书，往往抱持着一种既敬畏又有些许“畏难”的情绪。然而，这本书的结构似乎在试图弥合这种隔阂。编年体的优势在于其清晰的线性逻辑，即便不是专业研究人员，也能顺着时间线索进行追踪。我好奇的是，作者在处理那些史料残缺或存在争议的年份时，会采用何种谨慎的措辞和考据方法。真正的学术价值往往体现在处理“不确定性”的方式上，是对证据的诚实呈现，还是试图通过推测来填补空白？我希望看到的是，即便是最枯燥的履历记录，也能通过旁注或引文的精妙选取，折射出那个时代士大夫与僧侣交往的细节。这种对历史场景的重构能力，是让冰冷的史料“活”起来的关键，也是吸引我这样非专业读者继续翻阅下去的内在驱动力。
这本关于宋代高僧惠洪生平与著述的编年总案，光是书名就透着一股沉甸甸的学术气息，让人忍不住想一探究竟。作为一个并非专业历史研究者，但对宋代佛教文化颇有兴趣的读者，我首先被它严谨的考证工作所吸引。从卷帙浩繁的史料中梳理出惠洪一生的脉络，绝非易事，想来作者必然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精力。我特别期待看到的是，如何将他那些散佚或难以考证的言行，以一种编年的体例清晰地呈现出来，这对于理解一位重要历史人物的成长轨迹和思想演变至关重要。例如，他早年的师承、游历的足迹，以及在不同寺院主持期间的具体事务，这些细节的还原，远比泛泛而谈的生平介绍要来得扎实。通过这种编年体的梳理，我们或许能更直观地感受到那个时代文人僧侣所面临的政治环境与精神困境，这种对历史细节的精准捕捉，是任何通俗读物都无法比拟的深度所在，足以让一个对历史抱有敬意的普通读者感受到知识的厚度与力量。
阅读有关古代人物的学术著作，最令人愉悦的体验之一，就是发现那些隐藏在历史角落里的“微观世界”。惠洪作为一位重要的禅宗人物，其影响想必是深远的，但这种深远如何体现在他日常的“行履”之中，却是常被宏大叙事所忽略的。这本书的“编年总案”设定，似乎正是为了捕捉这些细微之处。我期待看到，不同时间节点上，他与哪些地方名士有所唱和，哪些官方任命或贬谪对他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这些“小事”如何累积成影响他著述方向的“大事”。如果编年体能细致到列出某个时间段他驻锡的具体寺院，并附带该寺院当时的法脉情况，那将是极大的加分项。这不仅是对惠洪个人的研究，更是对宋代特定区域佛教生态的一次侧写，其价值远超对单一人物的描绘。
这本书散发出的那种对史料的极致尊重，是吸引我认真对待它的根本原因。在信息碎片化的今天，能够拥有一部如此系统、如此详尽地梳理一位历史人物一生轨迹的作品，本身就是一种幸事。它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石，让后来的学者不必再从零开始清理文献的泥沼。对于一个抱持着“追本溯源”心态的读者来说，这种工程浩大的编年工作，其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个近乎于“定海神针”般的时间坐标系。它让人能以一种极为稳定和客观的视角，去审视惠洪思想的脉络，避免被后世的附会或简化的标签所误导。这种对学术规范的恪守与对历史原貌的还原，是任何一本优秀的历史著作所应具备的最高品质。
老师对惠洪的研究，对学界的贡献是意义深远的。这部年谱只是他为校注《石门文字禅》自己所做的一点笔记类工作，期待他的《石门文字禅校注》出版。
老师对惠洪的研究，对学界的贡献是意义深远的。这部年谱只是他为校注《石门文字禅》自己所做的一点笔记类工作，期待他的《石门文字禅校注》出版。
老师对惠洪的研究，对学界的贡献是意义深远的。这部年谱只是他为校注《石门文字禅》自己所做的一点笔记类工作，期待他的《石门文字禅校注》出版。
老师对惠洪的研究，对学界的贡献是意义深远的。这部年谱只是他为校注《石门文字禅》自己所做的一点笔记类工作，期待他的《石门文字禅校注》出版。
老师对惠洪的研究，对学界的贡献是意义深远的。这部年谱只是他为校注《石门文字禅》自己所做的一点笔记类工作，期待他的《石门文字禅校注》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