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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 PUF

作者:Collectif

出品人:

页数:1359

译者:

出版时间:1999

价格:EUR 77.50

装帧:Hardcover

isbn号码:9782130495260

丛书系列:

图书标签:

• français
• Fumaroli,Marc
• #PUF
• 修辞学
• 欧洲
• 现代
• 历史
• 文化史
• 思想史
• 文学理论
• 哲学
• 学术著作
• 法国

论述西方政治思想中的“国家”概念演变：从古希腊城邦到现代民族国家 一、引言：概念的迷思与历史的维度 “国家”（L'État，The State）无疑是现代政治哲学的核心范畴之一，但其含义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尤其是在欧洲思想史上，经过无数次的辩论、重构与权力转移后才逐渐定型的。考察从古希腊城邦（Polis）到中世纪封建体系，再到文艺复兴及启蒙运动时期“主权国家”（Souveraineté）的形成，有助于我们理解“国家”这一实体如何从一种道德共同体、神授的秩序，最终蜕变为一个拥有合法垄断暴力和至高无上法律制定权的世俗化政治结构。 本论述旨在梳理并分析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关于“国家”概念的主要阶段性转折点及其背后的理论支撑，重点关注以下几个关键的哲学断裂：亚里士多德的“人是政治的动物”与马基雅维利对“君主权力”的实用主义构建之间的鸿沟；霍布斯“自然状态”下对主权绝对性的论证；以及洛克对“有限政府”的尝试性界定，最终引向卢梭对“公意”（Volonté Générale）的重新神圣化，直至黑格尔对“理性国家”的哲学整合。 二、古典源头与中世纪的模糊界限 在西方政治思想的黎明——古希腊城邦（Polis）中，“国家”的概念尚未与“政府”（Gouvernement）或“城邦公民共同体”完全分离。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对“最好的城邦”的探讨，其核心关注点在于追求“至善的生活”（Eudaimonia），城邦被视为实现人类道德潜能的有机整体。城邦的权威源于其对公民德性的培养，而非抽象的法律或地理边界的绝对性。这里的“政治共同体”是一种基于血缘、习俗和共同信仰的内生结构，其合法性根植于自然秩序和人的本性。 进入中世纪，随着罗马帝国衰亡和基督教的兴起，政治权威被严重撕裂。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提出了“地上之城”（Civitas Terrena）与“上帝之城”（Civitas Dei）的二元对立。地上之城，即世俗政权，其存在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维持暂时的和平与秩序，它从属于更高的、神圣的道德法则。因此，中世纪的“国家”概念是碎片化的，权力分散于教皇、皇帝、封建领主和城市自治团体之间，缺乏统一的、至高的、世俗的统治中心。教会对“双剑论”的解释，使得任何世俗君主的权力都必须仰赖神圣的合法性基础。 三、文艺复兴的世俗化转向与马基雅维利的奠基 真正促使“国家”概念走向现代性的，是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典政治智慧的回归与对现实权力的冷静审视。尼可罗·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在《君主论》中，标志着政治学与伦理学、神学的彻底决裂。 马基雅维利首次将“国家”（Il Principe, 广义上指代统治实体）视为一个独立于道德评价的实体。他关注的焦点不再是“应该如何统治”（规范性），而是“如何才能维持统治”（描述性与工具性）。君主的首要目标是获取、巩固并扩大其权力（Virtù），而实现这一目标所采取的手段，无论是否符合传统美德，都是合乎政治逻辑的。这种对权力的纯粹化分析，使得“国家”从一种道德载体转变为一种纯粹的政治技术和生存意志的体现。尽管马基雅维利没有直接构建完整的“主权理论”，但他为后来的理论家奠定了基础——国家是需要被理性规划和维护的世俗机器。 四、绝对主权的确立：霍布斯与国家契约的强制力 现代“国家”概念的核心——主权（Souveraineté）——的理论构建，则主要归功于让·博丹（Jean Bodin）和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 博丹在《六书与共和国》中首次明确界定了主权为“在公民和臣民身上不受法律限制的最高权力”。然而，将这种主权落实于理论建构并赋予其坚实基础的，是霍布斯在《利维坦》中的社会契约论。 霍布斯洞察到，在“自然状态”下，人类生命处于“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之中，生活是“孤独、贫困、污秽、野蛮而短暂的”。为了逃避这种恐怖，个体通过一个不可逆转的契约，将自己所有的权利和自由转让给一个绝对的、统一的、人造的“利维坦”——即主权国家。 霍布斯的国家具有以下关键特征： 1. 绝对性：主权者不受契约约束，其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 2. 不可分割性：权力不能被分享或分割（反对议会制和教权干预）。 3. 世俗性与强制力：其合法性来源于契约，而非神授，但其维持秩序的手段必须是绝对的强制力。 霍布斯笔下的国家，是一个为了安全与秩序而建立的、具有压倒性力量的、超越一切传统和宗教的最高实体。这种对“国家”的描绘，彻底完成了对中世纪分散权力的终结，标志着现代主权国家的正式登场。 五、有限国家与自由的再引入：洛克与主权的分散 与霍布斯的极端不同，约翰·洛克（John Locke）在《政府论》中对国家进行了更具限制性的定义。洛克承认自然状态并非完全的战争状态，人拥有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生命、自由和财产）。国家（或“共同体”）的建立，是通过契约将执行和裁决的权力委托给政府，目的是更好地保护这些自然权利。 因此，洛克构建的国家是有限的： 1. 目的性：国家权力仅限于公共福祉和自然权利的保护。 2. 受制约性：立法权和行政权必须分离，且立法权（人民的授权）高于行政权。 3. 复权性：如果政府违背信托（Trust），人民有权推翻它。 洛克有效地将主权概念中的“绝对性”部分削弱，将其转移回“人民”手中，主权在本质上仍然是人民的，政府只是一个受委托的代理人。这为后来的代议制民主奠定了理论基础。 六、启蒙后期的重构：卢梭的“公意”与现代民族国家的精神内核 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在《社会契约论》中，试图调和霍布斯对国家统一性的要求与洛克对个人自由的关注，但他的解决方案却导向了一个更具集体主义色彩的国家概念。 卢梭认为，在契约中，个体将自己的一切权利让渡给“政治共同体”本身，从而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一部分，即“主权者”。这个主权者并非由某一个君主或少数精英代表，而是由全体公民共同形成的“公意”（Volonté Générale）。 卢梭的国家具有强烈的道德和政治意志的统一性： 1. 主权不可转让与不可分割：公意永远正确，不能被代表或划分。 2. 公民的绝对服从：服从公意即是服从自己，因此自由并非“为所欲为”，而是“作为共同体一员的自由”。 卢梭的公意，为现代民族国家提供了一种强大的精神粘合剂——民族的集体意志和普遍的公民美德。它不再仅仅是工具性的安全保障，而是一种重塑公民身份、要求深度参与和绝对忠诚的政治实体。 七、结语：从实体到体系的演化 纵观西方政治思想史，从亚里士多德追求的伦理共同体，到中世纪的神权制约，再到马基雅维利对权力的实用主义考察，最终由霍布斯、洛克和卢梭完成了对主权国家的理论构建。 现代“国家”的概念，已经从古典城邦的有机体，蜕变为一个拥有合法暴力垄断权、建立在社会契约基础之上、并被法律主权所界定的世俗化政治实体。这场思想的演变，是欧洲从多元权力中心向统一的、拥有至高无上法律制定权的现代民族国家过渡的清晰思想路线图。每一个关键理论家都试图解决前人的遗留问题——如何合法地实现权力（霍布斯）、如何限制权力（洛克），以及如何在统一权力下重新发现真正的集体自由（卢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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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一开始我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来看待这本书的，毕竟“现代欧洲”这个范围太广了，要在一个单一的体系中全面涵盖跨越几个世纪的修辞学演变，难度极大。但这本书的叙事节奏和结构安排，出乎意料地流畅自然。它没有陷入那种孤立地讨论特定学派或流派的窠臼，而是用一种非常有机的方式，展示了修辞思想是如何在全球化、科学革命以及启蒙运动的浪潮中不断被改造、被重新定义，甚至是被边缘化的过程。我尤其欣赏作者在处理“衰落论”与“复兴论”之间的张力时所展现出的微妙平衡。他没有武断地下结论说修辞学在某个阶段彻底死亡，而是描绘了一幅复杂的图景：一方面，作为古典“七艺”之一的修辞学在教育体系中地位下降；另一方面，其核心原则却以新的、更隐蔽的形式渗透到新兴的科学论证、政治宣传乃至文学理论之中。这种对语言功能流变性的洞察，使得阅读体验充满了智力上的挑战和乐趣，仿佛在参与一场跨越时空的思想侦探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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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普通读者的角度来看，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种非常高级的批判性阅读工具。它教会我的，是如何去“解构”看似理所当然的论证结构。在阅读完这部详尽的历史梳理后，再去看当代的新闻评论、政治演讲乃至学术论文，我发现自己会不自觉地去识别其中借鉴了哪些古典或近代的修辞手法，以及这些手法在特定语境下想要达到的实际目的。作者对早期印刷术对修辞影响的论述尤其发人深省，他探讨了文本的固定化如何改变了口头说服的即时性和灵活性，以及这种变化如何反过来塑造了现代人的思维定势。这本书的细节丰富到近乎百科全书的程度，但行文又保持着一种令人信服的简洁，使得即使是那些晦涩难懂的哲学概念，在修辞学的框架下也变得清晰可辨。它不仅仅是一部历史，更像是一本关于如何理解和使用“力量之语”的深度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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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学术密度是毋庸置疑的，但它最吸引我的地方在于其文本的文学性和论证的连贯性。作者似乎深谙修辞学之道，他自己写出的文字便具有一种强大的内在说服力，绝非那种干巴巴的教科书式罗列。我记得有一章详细分析了十七世纪笛卡尔哲学对传统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的冲击，作者在描述笛卡尔对“清晰明确”的追求如何无意中削弱了对“情感诉求”（pathos）的重视时，所用的比喻和转折极其精妙，读来令人拍案叫绝。这种作者自身对修辞的精湛运用，反过来印证了他所阐述的论点——优秀的理论叙述本身就是修辞的典范。对于那些希望深入理解启蒙时代理性话语的构建过程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提供了关键的钥匙。它揭示了在推崇客观真理的时代，那些看似“非理性”的说服技巧是如何被重新包装，以符合新的科学和政治范式。它强迫你重新审视自己日常接触到的所有论述，去分辨其背后潜藏的修辞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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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著作，我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接触到的，当时我正在寻找关于西方思想史的深度研究。坦白说，这本书的书名《Histoire de la rhétorique dans l'Europe moderne》——现代欧洲修辞学史，听起来相当学术化，甚至有点让人望而却步。然而，一旦翻开第一页，我就被作者那种宏大叙事的气魄和对细节的精准把握所吸引。它并非仅仅罗列了某个时期重要的修辞学家及其理论，而是将修辞学置于整个现代欧洲文化、政治和社会变迁的宏大背景下进行考察。例如，作者巧妙地梳理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如何试图复兴古典修辞学，并阐述了这种复兴如何与宗教改革运动的论辩技巧相互交织，形成一股强大的思想推动力。阅读过程中，我深切体会到，修辞学远非仅仅是华丽辞藻的堆砌，它更是一种权力的话语、一种说服的艺术，更是塑造现代主体性的核心工具。作者对文本细致入微的分析，使得即便是对古典修辞不太熟悉的读者，也能清晰地看到知识分子群体在不同历史关口如何运用语言来构建、维护或颠覆既有的世界观。这种历史的纵深感和分析的透彻性，让我对“现代性”的理解增添了一个全新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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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通常对专注于历史的著作抱持谨慎态度，因为它们往往容易陷入对“过去”的过度浪漫化或僵硬的阶段划分。然而，这本书成功地避免了这些陷阱。它最令人耳目一新的是它对不同地域和文化背景下修辞学差异的考察。虽然主题是“欧洲现代”，但作者的视野并未局限于英法德的核心地带，而是触及了诸如早期欧洲殖民扩张背景下，修辞学在与非西方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这种跨越国家和意识形态边界的考察，极大地丰富了对“现代性”这一概念的理解。例如，书中对早期辩论社团的兴起及其对公众舆论塑造的影响的分析，就非常透彻。它展现了修辞实践如何从贵族沙龙的小圈子走向大众传媒的萌芽阶段，预示了未来政治传播的诸多形态。读罢此书，我感到自己对“公共领域”的形成有了更深层次的历史感，明白今天的许多话语困境，其根源可以追溯到现代早期那些关于“有效表达”的激烈争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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