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上半葉，民國的四大名報《大公報》、《益世報》、《申報》、《民國日報》，就有半壁江山落戶津門。《益世報》是民國時期羅馬天主教會在中國印行的中文日報，創刊于1915年10月10日，創辦人為天主教神甫雷鳴遠。《益世報》的宗旨是“放世界眼光，謀人類福祉”。儘管這是一份以西方教會為背景的報紙，注重宣揚西方思想文化，但對當時的中國社會也能比較客觀地進行報道。1916年，在天津發生了法蘭西人要越界侵佔老西開事件，法租界的中國員工掀起大罷工，引起全國民眾的關注。此時，《益世報》就站了出來，公開替中國人說話，嚴詞抨擊法蘭西侵略勢力的卑劣行徑，報紙因此而銷量大增。

五四運動期間，《益世報》對學生愛國行動更是全力支持，因此受到愛國人士和知識界的讚許，成為當時“天津最著名的報館”。就讀于南開學校的周恩來，對《益世報》這一突出表現深為讚賞，曾以飛飛的筆名發表文章稱“我是愛益世報的讀者”，“我們也很尊重他（指《益世報》──編者）”。當然，《益世報》有時對各派政治力量、政治事件也表現出了不夠鮮明的態度，例如對中國軍閥混戰，該報忽而奉系，忽而直系。1919年8月5日，周恩來離開天津赴日前夕，在《天津學生聯合會報》上發表文章，對《益世報》提出了質疑，題目是《評現今輿論界並問益世報》，8月6日，周恩來又在《天津學生聯合會報》上發表《再問益世報》和《黑暗勢力》兩文。值得肯定的是，這3篇質問《益世報》的文章后都被《益世報》轉載。

1920年周恩來赴法蘭西勤工儉學時，欣然接受了益世報社的約請，作為特約記者為該報撰寫海外通訊。1921年2月1日，剛剛抵達倫敦的周恩來，即發回了第一篇倫敦通訊，3月2日又發回了第二篇西歐通訊，僅隔一周又發回了第三篇通訊……在周恩來遊學期間，共為《益世報》撰寫長篇通訊達56篇之多，總字數達25萬多字。刊登在《益世報》上的這些通訊，滿足了國內讀者急切想了解一戰后歐洲社會各方面情況，以及海外中國遊學生在異國他鄉艱苦生活、鬥爭的真實情況的閱讀需求。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益世報》先后請羅隆基、錢端升主筆，連續發表了《可以戰矣》、《再論對日方針》、《剿共勝利不算光榮》、《攘外即可安內》、《愛國無罪》等一系列評論，對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和鎮壓學生抗日愛國運動的行徑進行了激烈抨擊，呼籲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自此之后，《益世報》成為武力抗日一派的言論喉舌，一些重要的社論相繼刊出，報紙銷量大幅上升。當時天津報館林立，有近70余家的大小報紙，而《益世報》日銷量可達4至5萬份，幾乎每天報紙一上街便被搶購一空。

1937年“盧溝橋事變”之后，偌大個中國放不下一張平靜的課桌，同樣，也容不下一張有正義感的報紙。《益世報》被迫于1937年9月休刊。1938年12月該報在昆明複刊，1940年遷至重慶。抗戰勝利之后，《益世報》在津門的叫賣聲又響了起來。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益世報》也隨之被接管休刊。至此，創辦30余年的民國四大報之一的天津《益世報》宣告結束。

歲月如水，川流不息，《益世報》自創刊至今，已倏然躍過90個春秋，即使距離天津《益世報》的休刊，也有半個世紀之久了，那曾經充滿正義感的《益世報》，如今已經塵封為歷史。歷史有些會被忘記，有些卻難以逝去，不時被人提及，時時惹人深思。90載后的今天，南開大學出版社等3家出版社聯合出版《益世報》全套影印本，就是對一段難以割舍的歷史的回眸，是對珍貴的文化遺存的再一次提及和反思。

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和天津教育出版社联合影印出版的《益世报》，日前问世。这不愧为天津文化教育、新闻出版史上的一件盛事，更是向天津建城六百周年献上的一份厚礼。

旧日的天津，是中国的新闻舆论中心。曾几何时，民国的四大报纸《大公报》、《益世报》、《申报》、《民国日报》就有半壁江山落户津门。与《大公报》比肩齐名的《益世报》，作为津门报业的双子星座，在近代新闻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因其立论公正、秉笔直书、颇能反映民间疾苦的办报旨趣，自一九一五年筚路蓝缕草创到一九四九年闭馆停刊的三十余年间，成为民国乱世的激越清流。作为言论自由的平台和社会的喉舌，《益世报》留下了许多民国名流的妙手文章和往事钩沉。罗隆基、梁实秋、田汉、钱端升、张秀亚、范长江、张恨水、邓广铭……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与《益世报》紧紧联系在一起。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远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周恩来，受《益世报》的邀请，从遥远的欧洲为《益世报》写下了五十六篇海外通讯……

《益世报》之父———雷鸣远

《益世报》创刊于一九一五年十月十日，创办人是雷鸣远。雷鸣远是比利时籍的天主教传教士，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巴黎修道院做修士。一九ＯＯ年“庚子之乱”后，大批传教士踏上中国的土地进行宣教活动。在这股宣教大潮中，雷鸣远被比利时教会派到中国传教，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一九一Ｏ年辛亥革命前，他被调至天津担任望海楼教堂神甫。

雷鸣远在恪尽职守的同时，也非常热心参与天津的教育、慈善等公益事业，将传教与文化、教育、社会公益事业结合起来。初到天津，他就在望海楼教堂内创办诚正小学、贞淑女学，招收教内外的子弟入校读书。辛亥革命后，关心中国时政的雷鸣远又创办共和法政研究所，延请专职教师和当时天津的社会名流讲授现代政治学、社会学和法学，一时报名者踊跃。一九一五年，雷鸣远联合几位天主教教友，广泛募款，正式创办《益世报》。雷鸣远任董事长，刘浚卿和杨绍清、杜竹萱分任正副总经理。和天津其他各大报刊多将报馆设在租界内不同，《益世报》报馆就在南市荣业大街。

当时，在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中，以法国的势力为最大。不过，他对法国传教士的生活作风和宣教方式极为不满。而法国传教士对他办学办报、热心中国事务的举动也是侧目而视。《益世报》创刊后的第二年，法国人想将老西开据为己有，强行派兵把驻守此地的中国警察全部缴械，即历史上著名的“老西开事件”。此举激起了天津各界的反抗。虽身为天主教的传教士，雷鸣远却和中国人站在一起，极力抵制法国人对老西开的侵占，授意《益世报》对天津各界的反抗运动给予连篇报道和大力声援。为此，雷鸣远赢得了天津各界的赞誉，同时也激化了与法国人之间的矛盾。一九一八年，雷鸣远迫于法国传教士的压力，不得不去职离开天津回到比利时。

一九二七年，惜别中国九年之久的雷鸣远返回天津。身为《益世报》的董事长，雷鸣远始终关注着它的发展。长年在华的生活经历和宗教的普世情怀，使他对中国怀着深厚的情感。他在自己的讲演集序言中真挚地写道：“此生此世，献为中国之牺牲”。１９２７年重返天津之后，雷鸣远即要求加入中国国籍，及至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国籍之后，他便以中国人自称。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随着日本不断在中国挑起各种事端，日本的侵略野心昭然若揭。雷鸣远所经营的《益世报》，亦开始成为反日的舆论先锋。报馆经常顶住重重压力，发表痛快淋漓的社论或文章。雷鸣远对于这些反日言论，不但未加以阻止，而且还大加鼓励。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一个中国人。长城抗战之时，年逾六十的雷鸣远亲自组织救护队奔赴华北的抗日战场，进行救护工作。救护队行至河北遵化，当有人请雷鸣远讲话时，他说：“你们不要看我的鼻子，我的脸是外国的，我的心是中国的。我们要抗战到底！”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天津《益世报》被迫停刊，雷鸣远也不得不撤到大后方。经过努力，一九三三八年《益世报》终于在云南昆明复刊，雷鸣远亲自前往报馆祝贺，并鼓励同仁抗战到底。一九四四年，这位《益世报》创办人，病逝于重庆，终年六十九岁。

《益世报》的辉煌与刘氏兄弟

一九一五年，雷鸣远创刊《益世报》之时，天主教徒刘浚卿作为主要助手，出任《益世报》总经理。刘浚卿，蓟县人，民国时期移居天津望海楼天主教堂附近，得以结识雷鸣远。刘浚卿干练的办事能力和出色的口才，很快博得雷鸣远的赏识，并且引为知己。雷鸣远所创设的诚正小学、贞淑女学和共和法政研究所，皆由刘浚卿出任校长和所长，雷对刘浚卿的信任可见一斑。《益世报》创刊后，刘浚卿任总经理，全权负责报馆的日常经营活动。除却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八年奉系强占报纸的三年之外，他一直担此重任，直到一九三四年去世。在雷鸣远离开天津的九年，刘浚卿更是一人独撑大局。所以时人亦称《益世报》为“刘家报”。

刘浚卿任《益世报》总经理近二十年，先是借广泛的人际关系和出色的管理能力，为《益世报》打开销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刘浚卿又聘请徐谦担任主笔评论时政，支持学生运动，使《益世报》的社会声誉颇佳，一举奠定了名报的地位。一九二五年奉系势力进入天津，因刘浚卿所主持的《益世报》拥直反奉的政治立场，奉系不仅逮捕了刘浚卿，还强行接收了《益世报》。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八年三年间，《益世报》沦为奉系的传声筒，几近关门的境地。一九二八年奉系败退撤出天津之后，刘浚卿重新出山接掌《益世报》。面对报社资金、人才短缺以及同行业竞争激烈等状况，他与雷鸣远商议将《益世报》由独资经营改为容许股本入股的有限公司形式，解决了资金短缺的燃眉之急。尔后，又起用南开大学毕业的族弟刘豁轩担任《益世报》总编辑一职，挽回《益世报》走下坡路的颓势。

刘豁轩与刘浚卿是同村同族的兄弟。一九一九年，刘豁轩考入天津南开初中，后又念完南开高中、南开大学。一九二八年刘豁轩从南开大学毕业后，应兄长刘浚卿之邀，出任《益世报》总编辑。刘豁轩走马上任，很快就显示出超群的办报才华，与兄长刘浚卿一起使《益世报》走出困境。

刘豁轩担任总编辑之后，首先扩充报馆的编辑、记者阵容。他先后盛邀南开大学的同学汪心涛、赵莫野、唐际清等人加盟。这些年轻人虽无新闻工作经验，但是凭着良好的素质和一股干劲，很快就成为《益世报》中坚力量。刘豁轩又在北平、上海等十余座大城市增设特派记者，在河北、山东、辽宁等省的重要市县聘请通讯员，广开新闻来源，在新闻报道方面逐渐具备了竞争能力。经刘豁轩的精心调整、充实，《益世报》再度鹊起于津门报界。

一九三二年，刘浚卿因患病逐渐淡出。《益世报》上下大事小情，实际上皆取决于总编辑刘豁轩的擘画和裁断。一九三四年，刘浚卿去世，雷鸣远通过董事会正式任命刘豁轩兼任总经理一职。这种“兄终弟继”的权力交接方式，保持了《益世报》的办报风格，而刘豁轩出色的办报才华，又使《益世报》更上一层楼。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时局的动荡使刘豁轩敏锐地感觉到社论对于报纸的重要性。为此，他先后以重金聘请罗隆基、钱端升等社会名流为《益世报》社论主撰。罗、钱二人锐利的时政分析，深受读者欢迎。然而，《益世报》也因敢于言论而触怒当局，一度被停刊封杀。身为总经理的刘豁轩，一方面既要保持《益世报》的敢言风格，一方面又要为报纸生存着想，遂不得不适度妥协。

除了注重时论外，刘豁轩对各种副刊也极为看重。为此，他力邀马彦祥主编副刊《语林》，并约请老舍、张恨水等著名作家供稿。当时的文艺界名人如田汉、叶浅予等也都为副刊《别墅》撰稿，使其内容相当丰富充实。此外，《益世报》还在中国报界首创“社会服务版”，其内容包罗万象。既有职业介绍、代人征聘，又有施舍赈济、募集捐款等方方面面。《益世报》对副刊的苦心经营，使它拥有当时副刊中最多的读者。

一九三六年，因《益世报》董事会的不信任和工作的过度疲劳，刘豁轩辞去总经理兼总编辑的职务，转而就任北平燕京大学的新闻系教授。从此，他很少过问《益世报》事务。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天津《益世报》复刊，他再次出任社长兼总编辑。但不久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派赴欧美考察新闻事业。一九四六年回国返津。一九四八年离开《益世报》报社，前往上海。

自雷鸣远一九一五年创办《益世报》以来，将《益世报》发扬光大的功劳，刘浚卿、刘豁轩兄弟可谓是不遑多让。

两度出任社论主笔的罗隆基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时局的动荡，促使刘豁轩决心请一位强有力的笔杆子来主持《益世报》的社论，他想到了此时身在上海的罗隆基。罗隆基，字努生，江西安福人。一九二一年，他毕业于清华学校，后留学英美研习政治学和中国近代史，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归国之后，曾先后执教于上海光华大学和中国公学，并且主编《新月》杂志。刘豁轩酝酿延请罗隆基出任《益世报》社论主笔之时，罗隆基正因针对“九一八事件”而发表《沈阳事件》一文，批评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遭到免去大学教授的处罚。接到《益世报》的邀请函后，罗隆基欣然离沪赴津，出任《益世报》社论主笔一职。

刘豁轩给予罗隆基的待遇，今天看来也太优厚了。不仅开出高额月薪五百元，配发专门汽车一辆，而且还允许罗隆基在外兼课兼薪。罗隆基抵达天津就任《益世报》社论主笔后，又接受张伯苓校长的礼聘，在私立南开大学教授政治学。坐着报馆供给的专用汽车，罗隆基穿梭在南开大学与《益世报》之间，左手执教鞭教书育人，右手握如椽大笔写快意文章。刘豁轩不仅在物质上极力满足罗隆基，对于这位“大才子”的一些“无礼”要求，也全都一一照办。譬如，罗隆基写社论选择题目时，从不与报社商议，本人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刘豁轩照办；罗隆基写好的社论文章，偶有笔误错字可以校正，其他概不能更改，刘豁轩照办；罗隆基每次到报馆来，几乎很少与人接近，经常是独坐一室看报写稿，写完就走，刘豁轩照办。刘豁轩对这位文笔出众的政论家的一再优容，体现着《益世报》求才若渴的急切心情。

罗隆基就任伊始撰写的第一篇社论就不啻是一枚重磅炸弹。在这篇题为《一国三公僵政局》的文章中，罗隆基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当时的国民党三位最高领袖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抨击三人的派系之争误国误民。紧接着，罗隆基又接连在《益世报》上发表了《可以战矣》和《再论对日方针》两篇文章，呼吁武力抗日。自此之后，《益世报》成为武力抗日一派的言论喉舌，诸如《剿共胜利不算光荣》、《攘外即可安内》等重要的社论相继刊出。也正是因为罗隆基能够言别人不敢言的道理，写别人写不出来的文章，《益世报》自聘请罗隆基担纲社论主笔以来，报纸销量大幅上升。当时天津报馆林立，有近七十余家的大小报纸，而《益世报》日销量可达四至五万份之间，罗隆基这个社论主笔请得值。

在报纸销量不断上升的同时，《益世报》也冒着越来越大的风险。由于罗隆基“出言不逊”，致使国民党对《益世报》和罗隆基怀恨在心。为此，天津国民党党部曾经多次出面要求《益世报》撤换社论主笔，刘豁轩顶住压力，以罗隆基聘约未满为由婉言拒绝。国民党当局眼见“文劝”不成，悍然决定以“暗杀”的方式武力除掉罗隆基。一九三三年秋天的一个下午，罗隆基乘报馆专供的汽车前往南开大学上课，行至海光寺路段时，对面驶来一辆敞篷大卡车，四名国民党特务对准罗隆基的汽车，连发十余枪。罗隆基眼见不好，立即卧倒在车座前空隙里，幸免于难。这次暗杀事件后不久，天津国民党党部采取先发制人之策，抢在《益世报》与罗隆基续约之前，“最后一次警告”《益世报》辞退罗隆基。刘豁轩为保证罗隆基的生命安全，也为《益世报》的日后生存考虑，不得不辞退了罗隆基。

罗隆基去职之后，《益世报》的社论主笔一职在很长一段时间空缺。刘豁轩又聘请清华大学教授钱端升任社论主笔，继续发表抗日言论。钱端升虽然行文风格与罗隆基相异，但文章的犀利程度丝毫不逊于罗隆基。不久，钱端升同样为国民党当局所不容，也不得不去职走人。《益世报》的“屡教不改”终于惹怒蒋介石,被迫休刊三个月，后来经过多方通融才得以复刊重新出版。

随着华北局势的日益紧张，宋哲元逐渐控制了北平、天津地区。由于宋本人主张抗日，因此《益世报》抓住这一时机，决定再次聘任罗隆基就任社论主笔。罗隆基也通过朋友的疏通得到宋哲元的谅解，重新上任。再度担任《益世报》社论主笔的罗隆基，依然我行我素，撰文呼吁抗日，批判蒋介石政府。只是这时的蒋介石为应付动荡不安的政局忙得焦头烂额，无暇顾及罗隆基和《益世报》的“放肆乱言”。罗隆基的这一次主笔生涯较为长久，一直延续到一九三七年八月天津沦陷、《益世报》停刊。

弹指一挥间：《益世报》渐入尾声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这句古语用来形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政局，再恰当不过。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之后，偌大个中国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同样，也容不下一张有正义感的报纸。刘豁轩辞去《益世报》总经理之后，李渡三出任总经理。但不久之后就被雷鸣远驱逐出报馆。生保堂临危受命为《益世报》总经理，不料却被日本特务绑架杀害，《益世报》随即闭馆停刊。

八年抗战胜利之后，《益世报》原创办人雷鸣远已经病殁在重庆。天津《益世报》第一任总经理刘浚卿之子刘益之，奉命从重庆返回天津，重建《益世报》。原《益世报》总编辑兼总经理刘豁轩也被再次邀请出山，担任复刊后的《益世报》社长。刘益之兼任总经理。《益世报》在津门的叫卖声又响了起来。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天津解放，《益世报》也随之被接管停刊。至此，创办三十年的民国四大报之一的天津《益世报》宣告结束。而刘益之解放后曾经辗转前往新加坡，于一九五二年六月创刊新加坡《益世报》，但因经营条件困难，创刊后四个月随即就停刊了。

从《益世报》一九一五年创刊到如今，春秋悠悠已过九十载。即使距离天津《益世报》的停刊也有半个世纪之久了。那曾经以记载社会生活的时效性著称的《益世报》，如今已经尘封为历史。一切过去的都可以是历史，但有些被记起，有些被忘却，有些被记起后又被忘却，有些被忘却后又被记起。九十载后的今天，《益世报》全套影印本终于得以出版，就当做是对《益世报》九十载的回眸，对与《益世报》有关人物的怀念和对历史的记起。http://www.edubridge.com/erxiantang/l2/yishibao.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