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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光慈与宋若瑜的故事是动人的，但在这本传记的叙述下，动人效果大打折扣。作者一直强调二人的反抗性与革命性，仿佛没有革命就无从寻求爱情，爱情简直成了革命话语的附属品。但是，从蒋光慈小说中来看，他不是这么认为的。革命是引起他的爱情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全部，他更讲究两颗心的接近与共同成长，共同进步。后半本书的蒋宋往来书信中，提及革命不多，更多的是日常生活。但是，同样是恋人间的书信，《纪念碑》确实比不得《两地书》，情感的反复疑虑太多，连篇累牍地怀疑“这大约是没有见你面的缘分吧”、“我现在的心恐怕完全是你的了！但是你现在的心呢？”，在疑虑之后，又是连篇累牍的“亲爱的哥哥！你不是我唯一的安慰者吗？”、“亲爱的妹妹！我哀求你莫要胡思乱想！”。全部通信始终在爱情的疑虑与炽热的呼唤中反复，除此之外，几别无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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