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博士的新著《宋代工商业经济与政府干预研究》一书（以下简称李著），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于2000年10月出版发行。全书包括绪论和12章正文，计32万字，运用历史学、产业结构学、经济学、计量学的方法，以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的相互作用为主线，较为系统地探讨了宋代工商业经济的经营运行机制及其基本特征，对宋代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形态作了总体把握，视野开阔，颇多创见，是宋代经济史研究领域的新收获。

通读全书，笔者受益匪浅，并产生了一些读书心得，提出来以就教于作者和读者。笔者以为李著的学术价值主要有如下几点：

其一，如所周知，两宋时期的工商业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学术界对此作了大量研究，尤其是近几年，发表了很多研究成果，但整体上说，这些成果属个案性专题研讨的多，系统性综合研讨的少。李著把两宋时期市场自身发展规律和政府干预操控的相互作用作为主线，系统论述了这种相互作用之下宋代工商业的结构性发展、工商业政策、禁榷专卖制度以及政府的消费性购买等重要课题，从总体上探讨分析宋代工商业经济的发展模式及其特征。认为宋代商品货币经济是封建经济政治秩序必不可少的整合力量，市场调节是封建经济的一个内在要素，宋政府已越来越多地有意识地利用和发挥市场的作用，但是它对工商业经济的干预控制也在持续增强，多数有利可图的工商业部门均被纳入禁榷专卖体系，服务于政府的财政需要，市场因素虽是宋代工商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条件之一，但政府干预仍居于主导地位，工商业经济呈现出受政府操纵控制的明显特点。这一对宋代工商业经济所做的系统考察和综合把握，填补了宋代经济史研究中的空白，是李著最重要的价值之所在。

其二，借鉴现代经济学“产业结构”理论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从结构形态变革的角度入手，对宋代工商业经济的结构性发展展开了具体而细致的论述，其中既探讨了宋代小农经济结构、农业经济结构、手工业经济结构、市场商品结构、财政经济结构等方面的变动发展，又探讨了城镇经济发展与城乡经济一元化的城市经济的发展趋势。认为结构形态是宋代工商业经济发展水平的质的和量的标志，就小农和农业经济结构而言，宋代的市场商品主要来自于农业，农民是工商业经济的主体成员，在劳动生产率提高、人地矛盾、市场导向、公赋私债压迫、商品性农业发展等多种因素作用下，农民经济构成出现了“小农、小工、小商的三位一体化”趋势，成为宋代工商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前提条件；就手工业经济结构而言，其结构发展主要表现为“四个移动”。一是生产部门的移动，即原先由农业部门承担的一些生产任务发展成了独立的手工业部门，二是劳动力要素的移动，即农业上的剩余劳动力转变为手工业、商业的生产经营者，三是空间布局的移动，即随着专业化分工和商品生产区域化的发展，原料供应、产品制造和消费市场在地理布局上有所变化，四是资本要素的移动，即商业资本初步向一些手工业生产部门渗透；市场商品结构的发展主要体现在粮食、纺织品、茶叶等长途贸易的兴盛以及“交引”等信用证券买卖的涌现两方面；财政经济结构的发展主要在价值、部门和地区三方面，价值方面表现为实物征收逐渐减少，货币征收逐渐增加，部门方面表现为来自农业的收入减少，来自工商业方面的收入增多，地区方面表现为南方不断多于北方；城市经济方面则是随着城镇规模的不断扩大及工商业从业人口的不断上升，城市日益成为工商业发展的中心地，其综合经济功能和辐射带动能力逐渐增强，城乡经济联系日趋密切，带动了城乡经济的一体化发展趋势。从结构形态的角度对宋代工商业经济进行探讨虽非李著的首创，但李著的论述无疑是迄今最为全面系统的，并且多有创见，均持之有据，言之成理，具有相当的说服力，学术价值十分突出。

其三，从工矿业政策、私营商业政策、商税政策、货币与信用汇兑政策、禁榷专卖制度五大方面，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宋代的工商业政策，这其中既考察了工商业经济发展对政府政策变革的积极影响，又阐明了宋代工商业政策的本质，还具体分析了宋政府对不同行业区别对待的政策及其前后变化。认为以政治、经济、军事的统治利益为转移是宋政府制定工商业政策的根本出发点，特别表现在货币政策和禁榷制度方面。指出宋代工商业政策不仅有顺应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表现出宽松、扶持、利用的一面，又具有强烈的干预、控制、掠夺的色彩，具有鲜明的“二重性特征”。在制度上，既有健全性、规范性的建设，又表现出制度缺失和执行失效并存。这些研究和分析较为辨证与全面，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意义。

其四，从制度化建设、购买方式、购买影响三方面，首次研究论述了“宋政府的消费性购买”这一课题。提出了宋代封建政府获取自身消费物资的方式，已由无偿征敛为主转变为有偿购买为主的新观点，认为宋政府的消费性购买在制度化方面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官府购买体系，确立了购买的预算和计划制度，建立了及时迅捷的价格反馈系统，并实行了买扑承包制。对购买方式，认为可分为“和买”与“科买”两种类型，有当场付款、延期异地付款、预先付款三种付款方式。关于其影响，认为政府的消费性购买在生产和流通两方面对宋代工商业经济都产生了影响，刺激拉动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但是政府的消费性购买并没有沿着市场化的轨道继续发展，而是程度不同地呈现出向赋税化逆转的趋势。李著的这一研究成果无疑是关于宋代政治、经济的新变化和新发展的进一步认识，对宋代历史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此外，李著还从政府消费性购买的角度对王安石变法期间实行的均输法作了重新审视，论证了均输法“未曾实施说”的错误，得出了“均输法是北宋政府以购买方式获得东南漕粮的制度化”（10页，引自李著，以下只注页码）的新结论。

总之，李著从结构形态变革的角度入手，对宋代工商业经济的结构性发展进行系统综合的探讨，其选题前沿，难度较大，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的启示意义，所取得的成绩也是突出的，而且全书资料翔实，论证严密，行文流畅，说理清晰，足可称得上是宋代经济史研究领域中的一部力作。但是，正如金无足赤，笔者以为李著也存有一些不足之处，有些见解也值得商榷。如李著指出交换媒介“是货币最基本的职能”（202页）。这一表述即不甚准确，而应是价值尺度。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货币理论，价值尺度和交换媒介是统一于一体的货币的两种基本职能，但价值尺度是第一位的，交换媒介是第二位的；又如李著关于宋政府对工商业管理的论述也显得薄弱，没有涉及到诸如商品流通管理、民族贸易管理、海外贸易管理等问题；他如李著关于“商品货币经济并非封建经济政治秩序的敌对势力或异己分子，而是它必不可少的同盟军和整合力量”（11页）的结论，恐怕有失辨证；关于禁榷制度下“官府与商人（主要是豪商巨贾）结成了共营共利的伙伴关系”（9页）的论断，也似乎有些拔高。当然，笔者的此类看法属于学术观点上的不同，只是提出来供大家参考。由于李著意在“不是要写成一部系统全面的宋代工商业经济及制度史，也不刻意追求章节设计上的逻辑性和框架体系上的完整性，而是试图通过抓住关键，剖析典型，着重研究几个问题”（2页），所以按照作者本人的学术构思不去涉及某些问题，是可以理解的。至于观点的不同则属学术讨论范畴，是仁智之见，笔者也期望得到指正。

（原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年7期，稍有增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