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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作者:伍蠡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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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数:573

译者:

出版时间:1979-6

价格:1.80元

装帧: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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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选（上卷） 一、 古希腊的奠基与理性之光 《西方文论选（上卷）》的开篇，便是那片孕育了西方文明的古老土地——古希腊。在这里，理性与哲思交织，对艺术、语言乃至人类精神的探寻，奠定了西方文论的最初基石。 柏拉图，这位影响深远的哲学家，其对艺术的看法，与其“理念论”密不可分。他认为，我们感官所能触及的现实世界，不过是“理念世界”的影子。而艺术，作为对现实世界的模仿，更是“影子的影子”，其价值因此大打折扣。在《理想国》中，他严厉批判诗人，认为他们的作品可能煽动情感，扰乱城邦秩序，甚至可能远离真理。他推崇的是一种具有教育意义、能够引导人们认识更高真理的艺术，一种追求“善”与“美”的艺术。他的“模仿说”深刻影响了后世对艺术的理解，尽管他本人对文学创作持警惕态度，但他的理论本身却成为了文论史上一道无法忽视的风景线。 与之相对，亚里士多德则以更为务实和科学的态度审视艺术。他的《诗学》是西方文论史上的一部里程碑之作，其对悲剧的分析尤为精辟。他并不将艺术仅仅视为模仿，而是认为艺术是对现实的一种“创造性再现”。他提出了“情节”（mythos）、“性格”（ethos）、“思想”（dianoia）、“语言”（lexis）、“音乐”（melos）和“场面”（opsis）等构成悲剧的基本要素，并强调了“情节”在其中最重要的地位。亚里士多德的“卡塔西斯”（catharsis）理论，即悲剧能够引起观众的怜悯与恐惧，并最终净化这些情感，为理解艺术的情感功能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他的“三一律”虽然并非出自《诗学》原文，但后世对戏剧结构的规范化论述，也常常将其归功于他，体现了他对戏剧形式的关注。亚里士多德对艺术的辩护，为文学艺术赢得了更高的地位，也为后世的文学批评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除了这两位巨匠，荷马史诗的文本本身，以及古希腊晚期修辞学的发展，也都在《西方文论选（上卷）》中占据一席之地。从荷马史诗中我们可以看到英雄主义的价值观、宏大的叙事结构以及对神话的运用，这些都为后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原型和灵感。而修辞学的兴起，则关注语言的艺术与说服力，为文学语言的锤炼和表达技巧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 罗马的继承与中世纪的沉寂 从古希腊的辉煌过渡到罗马帝国时期，西方文论的发展呈现出继承与演变的特点。罗马人吸收了希腊的文化精髓，并在文学创作和理论建构上有所发展。 贺拉斯的《诗艺》是罗马时期文论的重要代表。他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对诗歌的重视，但更侧重于实践指导。他强调“合度”（decorum）和“适宜”（aptum）的原则，认为诗歌应该在内容、形式和风格上与主题相匹配。他提出了“源泉”（fontes）的观念，鼓励诗人从古希腊经典中汲取养分，但同时也要有所创新，形成自己的风格。贺拉斯对诗歌的“功用”也有所强调，认为诗歌不仅能愉悦读者，更能教化人心，达到“传道授业解惑”的目的。他的“隽语”至今仍被广泛引用，如“使读者快乐，同时也能教育读者”。 朗吉弩斯的《论崇高》则将目光投向了语言的震撼力和感染力。他所探讨的“崇高”（sublime）并非仅仅指宏大叙事，而是指一种能够震撼心灵、带来超越感官体验的语言力量。他分析了“崇高”的五种来源：思想的伟大、强烈的情感、雄辩的修辞、高贵的词语以及庄严的组合。他认为，伟大的思想和真实的情感是产生崇高的根基，而优秀的语言技巧则能将其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朗吉弩斯对“崇高”的解读，超越了单纯的形式技巧，触及了文学作品能够引发的深刻精神体验，对后来的浪漫主义文论产生了深远影响。 然而，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和基督教的兴起，西方文论在漫长的高等中世纪时期进入了一个相对沉寂的阶段。这一时期，神学思想占据主导地位，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的重心转向了宗教教义和圣经的解释。虽然仍有对一些古典文论思想的零星引用和传承，但整体而言，原创性的文论思想产出不多。这一时期，文学的功用更多地被视为“启迪信仰”和“教化民众”，其独立的美学价值和独立的审美探讨相对被削弱。 三、 文艺复兴的曙光与人本主义的觉醒 随着中世纪的结束，文艺复兴的曙光驱散了黑暗，西方文论迎来了新的生机。这一时期，人们重新发掘和研究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文献，人本主义思潮兴起，文学艺术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但丁，虽然以其伟大的史诗《神曲》闻名，但他在《论俗语》一文中的论述，也具有重要的文论意义。他主张发展和使用“俗语”（vernacular），即人们日常使用的语言，而不是拘泥于拉丁语。他认为，俗语具有独特的艺术潜力和表达力，能够更贴近人民的生活和情感。他对语言的分析，以及对不同语言风格的考量，为文学语言的民族化和个性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薄伽丘，作为人文主义的先驱之一，他提出的“文学的神圣性”观念，为文学艺术赢得了独立的价值。他认为，文学是人类精神创造力的体现，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和娱乐功能，不应仅仅被视为宗教的附属。他的作品本身，如《十日谈》，就展现了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和对世俗生活的描绘，挑战了中世纪的禁欲主义。 马里诺·贝特鲁奇（Ludovico Ariosto）等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和批评家，对史诗的创作进行了细致的探讨。他们研究荷马和维吉尔的史诗，并尝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创作具有时代精神的史诗。他们关注史诗的结构、人物塑造、情节设置以及语言风格，强调史诗在表现宏大主题、塑造英雄形象和传承民族文化方面的作用。 这一时期，对“模仿”观念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从柏拉图的“模仿的模仿”的贬低，到亚里士多德的“创造性再现”的肯定，再到文艺复兴时期对自然和人性的“模仿”的强调，都体现了对艺术与现实关系的不断深化。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如何“真实地”描绘现实世界，以及如何通过文学作品来展现人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四、 经典主义的回归与启蒙运动的理性 进入17世纪和18世纪，欧洲文坛迎来了经典主义和启蒙运动的时代。经典主义倾向于回归古希腊罗马的典范，强调理性、秩序和普适性；而启蒙运动则将理性精神推向极致，倡导科学、进步和人权。 在法国，高乃依和拉辛等剧作家在悲剧创作上，遵循了亚里士多德的“三一律”等规范，强调人物性格的鲜明、情节的严谨和语言的庄重。他们的作品，如高乃依的《熙德》和拉辛的《费德尔》，成为了经典主义戏剧的典范。与此同时，德·塞维涅夫人等人的书信，则展现了优雅的语言风格和对社会人生的细腻观察，也反映了当时对精致语言艺术的追求。 约翰·德莱顿是英国17世纪的重要批评家和诗人。他在《论戏剧诗》等著作中，对诗歌的本质、戏剧的结构以及语言的使用进行了深刻的探讨。他既肯定了古典典范的重要性，也主张在借鉴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例如他曾为“白话诗”辩护，认为其更具表现力。德莱顿的批评，体现了对传统与创新的辩证思考。 18世纪的启蒙运动，将理性置于核心地位。伏尔泰、卢梭等思想家，虽然更多地以哲学家的身份闻名，但他们对文学艺术的看法，也深深打上了启蒙的烙印。他们强调文学的教育功能和社会责任，认为文学应该揭示真相、批判谬误、追求进步。伏尔泰推崇清晰、逻辑的语言，反对虚伪和迷信；卢梭则在《爱弥儿》中提出了关于儿童教育和文学教化的观点，强调情感的真挚和自然的流露。 丹尼斯·狄德罗，作为《百科全书》的主编，其关于艺术和文学的论述，充满了启蒙的理性光辉。他关注艺术的模仿与创造，强调艺术应该反映现实，但也应该有所提炼和升华。他对戏剧的改革，如“第四堵墙”的观念，旨在增强戏剧的真实感和观众的代入感，体现了他对艺术真实性的不懈追求。 《西方文论选（上卷）》所呈现的，便是从古希腊理性精神的勃兴，到中世纪的沉寂，再到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觉醒，直至启蒙运动的理性光辉，这一波澜壮阔的西方文论发展历程。它不仅展示了历代思想家对文学艺术本体的深刻洞察，更映照出西方思想史和文化史的演进轨迹。这些经典的思想，至今仍是我们理解文学、批评文学、创作文学的重要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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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接触这类理论著作，我通常会比较关注译者的水准和导读的质量，因为它们是连接我与原著思想的桥梁。我对这本《西方文论选（上卷）》的期待，是能有一位深谙西方思想史脉络的“向导”。然而，阅读过程中的体验告诉我，这位“向导”似乎在关键时刻迷失了方向。某些核心术语的翻译处理得过于直译，缺乏必要的语境解释，使得像“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这样的概念，在初次接触时显得异常晦涩难懂，我不得不频繁地停下来，查阅外部资料来交叉验证其在本节语境下的确切含义，这极大地打断了阅读的节奏感。更令人困惑的是，某些关键篇目的导读部分，其论述的深度似乎停留在对文本的浅层概述，未能深入挖掘其对后世文论流派产生的深远影响，也没有清晰地勾勒出不同思想家之间的对话与张力。这样的导读，对于提升读者的批判性思维帮助有限，更像是为内容做了形式上的“占位”，让人感觉这份选本在整体编排上，似乎更侧重于文献的堆砌，而非精心培育读者的理解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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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装帧设计得相当考究，拿在手里很有分量感，封面采用了那种略带磨砂质感的纸张，米白色调沉静而典雅，正中央烫金的书名“西方文论选（上卷）”在灯光下流转着低调的光泽。我特地挑了个下午，泡了一壶清茶，准备正式开始研读。然而，当我翻开内页，一股强烈的预期落差感便袭来。我原本期待的是一种兼具学术严谨性与文本可读性的平衡，能引导我这个非科班出身的爱好者，逐步领略西方文论的精髓。但很遗憾，这本书的排版布局似乎过于密实，字体间距和行距都显得有些局促，这使得长时间阅读成为一种视觉上的负担。更别提那些冗长的引文和注释，它们占据了大量的页边空间，虽然内容上可能详实，但对于想要快速建立整体脉络的读者来说，反而成了阅读流畅性的巨大障碍。我试着从黑格尔的辩证法部分入手，那段文字的逻辑推演本该是层层递进、令人醍醐灌顶的，但在这种排版环境下，我感觉自己像是在密林中摸索，每前进一步都需要花费额外的精力去重新校准焦点，实在难以沉浸其中。这种对阅读体验的漠视，让一本本该充满启迪的文本，蒙上了一层令人望而却步的灰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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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率地说，从结构完整性的角度来衡量，我感觉这份“上卷”的选篇布局似乎缺乏一个清晰且渐进的内在逻辑线索。它似乎将从古希腊到某种现代思潮的众多重量级理论家的篇章混杂在一起，虽然理论上涵盖了广阔的范围，但在实际阅读感受上，却像是一场没有主题的马拉松。前一页可能还在讨论柏拉图的摹仿论，后一页就跳跃到了结构主义的文本分析，中间缺乏必要的过渡性章节来平滑这种跨越。对于一个渴望建立系统知识体系的读者而言，这种跳跃性使我难以在脑海中构建出一个清晰的“西方文论发展地图”。我总是在努力地将零散的知识点进行串联，试图找出隐藏在不同时代、不同流派之间的思想共性或对立面，但由于选本自身的结构安排过于零碎，这种努力往往事倍而功半。我更希望看到的是，比如先集中梳理从古典到启蒙时期的核心美学争论，再转入现代主义的转向，这样才能真正体会到理论是如何在历史的洪流中演化和相互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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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次购买这本选集，主要是希望能找到一些关于“审美体验”和“接受理论”的早期奠基性文本。我一直对读者在艺术作品中扮演的角色充满好奇，特别是像伽达默尔或姚斯等人的理论视角，我期待在这本“上卷”中能找到他们的先驱之声。然而，在翻阅了大量的文本摘录后，我发现选本的重心似乎明显偏向于对“文本本体”和“作者意图”的形而上学探讨，例如对作品客观性、意义固定性的论述占据了主导篇幅。关于“阅读行为”本身如何构成意义，以及“解释的视域”如何随时代变迁的探讨，却显得寥寥无几，或者只是在某个篇章的末尾被一笔带过。这种选材倾向，使得它更像是一部侧重于“作品是什么”的文论史，而非“作品如何被理解”的文论史。对于我个人偏好的阅读兴趣点来说，它提供的滋养远远不够，更像是一份必要的背景资料汇编，而非解决我核心疑惑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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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际使用的角度来看，这本书的参考价值也存在一些可以商榷的地方。比如，对于一些非常重要的、在西方文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概念，书中似乎没有提供一个专门的“术语索引”或者“人名索引”。这意味着，如果我想快速回顾某个特定理论家对“阐释学”的贡献，或者查找所有提及“语言游戏”的段落，我将不得不依赖于我自己的笔记和书签，或者进行地毯式的全文搜索。在厚重的理论选集中，这种便利性的缺失，极大地影响了它作为案头工具书的实用性。一本优秀的选本，除了提供文本本身，还应该提供一套完善的检索和辅助系统，帮助读者在浩瀚的理论海洋中精准定位。遗憾的是，《西方文论选（上卷）》在这方面显得准备不足，它似乎更像是一份供人从头到尾“通读”的教材，而不是一本允许读者“查阅和比对”的工具书，这使得它在我的学习路径上，沦为了一个偶尔翻阅的静态档案，而非一个动态的、可供随时引用的知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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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这1979年版的上下卷旧书价值连城，经典极了，要读建筑理论，我自己的体会得从这套书开始补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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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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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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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难读，竟因为挑战有些莫名的觉得有趣！！这是受虐心理作祟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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