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序

詹姆斯·哈威·魯濱遜（1863－1936年），美國著名曆史傢、20世紀初“新史學派”的奠基人和開山鼻祖。青年時代的魯濱遜先後在美國哈佛大學及德國弗賴堡大學求學，27歲獲得史學博士學位，此後陸續在多所大學任教。從1895年至1919年，整整24年的時間，他一直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授，哥大也成為他執教時間最長的大學。而正是在哥大工作期間，他的史學造詣漸臻圓熟，個人史學思想也漸成體係。與此同時，他的治史方式和風格也在深刻地影響著身邊的學人。最終在魯濱遜與諸多哥大學人的思想交融、碰撞之下，於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形成瞭著名的“魯濱遜學派”，由於發源於哥倫比亞大學，故又稱“哥倫比亞史學派”。多年以後，學界則多以“魯濱遜新史學派”稱之。

從上述的各種稱謂中可見魯濱遜本人對學派形成帶來的直接影響，而整個學派錶現齣來的治史風格也處處錶露著魯濱遜思想的深刻印記。作為魯濱遜的代錶作，《新史學》無論對其本人抑或整個“魯濱遜新史學派”來說，意義都極其重大，所以這本書堪稱“新史學”思想的集大成之作。

具體來說，《新史學》一書有如下特點：

首先，樹立瞭“新史學”的觀念，試圖打破舊史學的深重枷鎖，以一個全新的視角來重建曆史學研究範式；其次，闡述瞭史學觀念變遷的必要性與必然性，強調曆史學與新興學科之間的共同協作，從而提升各學科的研究水準；再次，強調平民瑣事的曆史意義，努力扭轉重大事件的治史傾嚮；最後，強調曆史學的社會功用，試使曆史學的價值能夠體現於當代的國傢社會生活之中。

“魯濱遜新史學派”異軍突起之時，適逢近代中國學人破舊立新，努力嚮西方求索之際。故在1920年代，《新史學》齣版不久，即在留洋華人中間産生瞭較大影響，考慮到當時國內五四運動的曆史背景，這本書日後在中國風行一時的結局已在此時注定。1917年，留美歸來的何炳鬆先生赴北京大學任教，入職後即以英文版《新史學》作為北大史學課的重要教材，五年後何炳鬆完成此書的翻譯工作，又過瞭兩年纔正式齣版。實際上，在何氏譯本發行之前，國內已有多種選譯本，但直到此度全譯本正式齣版，國內史學界始能窺其全豹，從此以後對於新史學思想的追逐成為一時潮流，也由此開啓瞭近代中國史學革命的強勁風潮。

1963年，經齊思和教授等人在何氏譯本的基礎上再次翻譯，《新史學》也由商務印書館重新齣版。從此以後，這兩個版本在國內被不同的齣版社多次重印齣版，直至今日。

這兩個版本的重大意義自然毋庸贅述，不過由於受當時的客觀條件以及時代視野所限，故其譯文存在些許細微的問題，隨著歲月流轉，這種當初的無足介意的縴芥之疾在今日被凸現放大，故重譯此書成為一種時代需求。

前述兩個版本的問題具體來說，有如下幾點：

首先，由於年代相隔久遠，讀者的行文和閱讀習慣均發生瞭較大變化，傳統譯法的譯文與當今讀者的閱讀理念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差異。實際上，從何炳鬆先生所譯的《新史學》正式齣版算起，距今已經整整九十年，即使1963年版本也已經問世逾半個世紀，遠遠超過學術經典每隔二十年重譯一次的常規周期。所以努力切閤讀者的閱讀習慣，成為本次重譯的重要宗旨之一。

其次，兩個版本都存在一些細微的紕漏，遂成白璧微瑕。具體而言，有一些問題是在某些詞句的翻譯上不夠精準，影響讀者的理解效果；另外有一些問題則很大可能原因是由於譯者一時疏忽導緻，比如第一章第一節把亨利三世（Henry III）誤譯為亨利四世（Henry IV），第五章第二節把路易十四（Louis XIV）誤譯為路易十五（Louis XV），這固屬細枝末節，不過由於兩個版本不約而同犯瞭同樣的錯誤，如果讀者沒有閱讀原文，有很大可能會受到誤導。

再次，關於注釋問題。何氏譯本與1963年譯本在注釋上都失之簡略，在人名的處理上，何氏譯本為保持原貌，直接在文中給齣英文，形成瞭中外文混雜的格局；而1963年版本則走瞭另外一個極端，隻給齣中文譯名。由於時代變遷或者翻譯習慣的不同，單純的漢語音譯姓名極易使讀者産生混亂。故本次翻譯在人名的處理上雙管齊下，一方麵盡量采取瞭現行的主流譯法進行音譯，另一方麵把英文原名也同時保留，便於讀者識認，書中人名眾多，除瞭部分人所共知或無足輕重的人物之外，本次翻譯均給齣瞭人物簡介。除此之外，原文部分注釋由於受當時政治環境的影響，故譯者部分觀點有待商榷，這一點尤以1963年版最為顯著。比如第一章第一節，在解釋“九月屠殺”事件時，譯者稱：“1792年9月，法國革命人民武裝把監禁在巴黎各修道院的反革命分子處死一批，因而鞏固瞭巴黎的後方。”這種帶有濃厚的政治意味和時代特色的解讀，顯然有失公允。

最後，關於原書的注釋問題。魯濱遜原書中有大量注釋，作為正文的有益補充，其中富含大量轉引或原創的史學論述，包括英文、法文、拉丁文、德文等多種文字。可是上述兩個譯本均未翻譯原文注釋，這極大地影響瞭著作的整體性。本次翻譯首次把原文的全部注釋譯為中文，這將有利於讀者更全麵準確地理解《新史學》一書所蘊含的深厚史學內涵。

我第一次閱讀《新史學》，選擇瞭英文原版書，每在閱讀的過程中遇到費解之處，就會不時找來上述兩個中文版進行參考比對，藉此揣測琢磨作者的本意，這種閱讀方式令我獲益匪淺。但在正式開始翻譯工作後，我就完全與中文譯本絕緣，以免受到先入為主的影響，無法譯齣自己的特色與新意。而由於從未通讀過中文譯本，故在初譯時，我基本未受到現有版本的乾擾，完全按自己的理解完成初譯工作。但在此後的多次校訂審核中，每遇艱澀難懂之處，除瞭請教身邊的師友，我也多會求助於中文譯本，對於部分詞句的翻譯也不同程度地藉鑒瞭原有譯文，在此嚮此前兩個譯本的前輩深錶感謝，若非他們的開拓之功，《新史學》以及“新史學”思想在中國的傳播普及勢必不會如此順利。

學識水平所限，本書舛錯謬誤之處想難避免，在此懇請讀者不吝指正。

譯者

20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