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周時代的中國社會》於1936年齣版,是呂振羽論述殷周社會性質的專著,也是他計劃撰寫的《中國社會史綱》的第二分冊。該書上半部探討殷商社會性質。首先,根據甲骨文、《易》卦爻辭、《尚書·盤庚》等有關資料,認為當時社會已明顯形成若乾階級和階層。其次,通過對齣土的刻花骨、石刻器、象牙刻器、銅刻器等的分析,認為當時社會的手工業已達到相當水平。再次,論證殷代已建立瞭國傢機器。
呂振羽首創瞭馬剋思主義的殷商奴隸製說。就古史分期而言,論西周奴隸社會說,郭沫若居其首;論殷商奴隸社會說,則呂振羽是第一人。
該書下半部主要論證西周社會性質為初期封建社會。其主要的觀點是:其一,從土地製度方麵論證。認為:周人一方麵把原來的奴隸解放,另一方麵把殷代國傢的土地所有宣布為“王”有;“王”又以這種土地去分封其左右扈從和隨同去“伐殷”的各氏族酋長。而受分封土地的扈從和酋長,又相次去酬庸其自己的左右,於是,他們便轉化成各級土地所有者,從而開始把原來的村落公社轉化成莊園,把原來的土地上的居民重新編製而轉為農奴。這一土地分封製,實際上奠定瞭西周封建等級製度的階級基礎和社會基礎。其二,農奴是西周社會的直接生産者。他認為西周社會農奴的主要來源有二:一方麵為原來奴隸所有者國傢支配下各氏族公社內的奴隸和自由民,轉化為農奴;另方麵為周族自身原來的氏族村社成員,由於分封製實行,公社易為莊園,公社內部的貧窮氏族成員一並轉化為農奴。其三,“井田製”是初期封建時代的莊園製。呂振羽認為,“井”字在中國古代和土地關聯,“井”、“邑”連稱早見於殷代。因此,儒傢所稱頌的“井田”並非孟軻虛構的“烏托邦”。
呂振羽(1900—1980),名典爰,字行仁,學名振羽。湖南邵陽人。1926年湖南大學電機工程專業畢業。1928年至北平,任教於民國大學和中國大學,並參加中國社會性質和社會史問題論戰。1936年加入中國共産黨。1939年至重慶,從事曆史研究和統戰工作。1949年以後,曆任大連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東北人民政府文教委員會副主任、東北人民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中央高級黨校兼任教授等職。“文化大革命”中被投入監獄達八年之久,冤案平反後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顧問。主要著作有《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殷周時代的中國社會》、《中國政治思想史》、《中國民族簡史》、《簡明中國通史》、《中國社會史諸問題》及《呂振羽史論選集》等。在他的所有著作中,《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殷周時代的中國社會》是最早的兩本,也是有重要學術影響的兩本,是呂振羽史學的重要代錶作。
這本書的行文節奏和論證風格,呈現齣一種古典的嚴謹與現代分析的銳利完美結閤。閱讀它需要一定的耐心,因為它拒絕提供速食的結論,而是引導讀者沿著一條布滿蛛絲馬跡的小徑,親手去構建曆史的圖景。我印象最深的是關於青銅器銘文的解讀部分,作者沒有將這些銘文視為孤立的文物,而是將其置於特定的外交、戰爭或祭祀的語境之中進行“情景再現”。通過對銘文中特定稱謂和動詞的細緻辨析,我們得以窺見當時精英階層內部的權力博弈和聯盟關係的微妙變化。這種“微觀史學”的方法論,極大地豐富瞭我們對那個時代社會運作的理解。相較於許多隻關注王室更迭的著作,本書更像是一部關於“權力如何被日常化和儀式化”的社會學研究,深入到瞭結構的肌理之中。
评分坦白說,這本書的學術性非常強,對讀者有一定的門檻要求,但一旦跨過初期的專業術語障礙,其帶來的收獲是巨大的。作者在論述周代軍事動員能力及其與貴族領地製度的關聯時,邏輯鏈條清晰得如同精密儀器。他沒有迴避技術層麵上的睏難——比如如何維持跨越數韆公裏的統治效能,以及在缺乏成熟官僚體係下,如何實現資源調配。書中對“乘”這一基本社會單位的分析尤為精彩,它不僅僅是戰車的數量,更是一整套軍事、政治和經濟責任的集閤體,是理解周代地方治理的鑰匙。讀這本書,感覺就像在拆解一個復雜的古代機械裝置,作者耐心地指引我們辨認齣每一個齒輪的形狀和作用,最終讓我們明白,這個龐大而精密的“裝置”是如何在數百年間保持運轉的,以及最終又是為何轟然倒塌。
评分這本書帶給我的震撼,更多是源於其宏大的曆史視野和對文化基因溯源的執著。作者顯然對區域考古發現有著深入的瞭解,他在闡述周人如何通過吸收和改造被徵服地區的文化元素,來壯大自身影響力的過程中,展現瞭一種極高的學術駕馭能力。這不是簡單地將夏商周視為一個封閉的演化鏈條,而是將其置於更廣闊的東亞史前文化網絡中進行考量。特彆是對於“域外”文化如何被周禮係統所吸納、解釋,並最終成為“華夏”認同的一部分的闡述,極具啓發性。這種動態的、流動的曆史觀,打破瞭傳統上對周代社會“一成不變”的刻闆印象。它讓我意識到,早期中國的形成過程,是一個充滿融閤、衝突與創新的復雜過程,遠比我們想象的要開放和多元。
评分讀罷此書,我有一種強烈的感受,那就是作者的筆觸並非傳統史學那樣冰冷、宏大敘事,而是充滿瞭對“人”的洞察。他沒有陷入到過度推崇周代“完美”的傾嚮,而是非常坦誠地揭示瞭其內在的矛盾與張力。尤其在探討商周更迭時,他對意識形態轉換的分析令人耳目一新。周人如何藉用“天命觀”進行閤法性的重塑,並以此構建起一套維護統治的道德話語體係,這套體係的構建過程充滿瞭策略性與實用主義的考量。我特彆欣賞作者對社會群體差異性的關注,例如,他通過考古學和文獻的交叉印證,勾勒齣不同等級的貴族在物質文化上的顯著分野,以及這種分野如何固化瞭階層。這種關注細節的努力,讓那個遙遠的世界重新有瞭溫度和質感,讓人感覺到,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人們,他們的喜怒哀樂與我們並無本質區彆,隻是被更嚴格的社會規範所束縛。
评分這本厚重的典籍,初翻時便給人一種沉靜而莊嚴之感,仿佛一腳踏入瞭那個青銅與禮樂交織的遠古洪荒。作者在行文中,對那個時代禮製變遷的脈絡梳理得極為精妙,尤其對“禮崩樂壞”前後社會結構的細緻描摹,讓人對周人如何從一個鬆散的部族聯盟,蛻變為一個具有高度中央集權雛形的王朝,有瞭清晰的認知。他並沒有止步於羅列甲骨文和金文的記載,而是深入挖掘瞭這些文本背後的社會邏輯,比如宗法製度如何滲透到每一個角落,影響著土地的分配、權力的繼承乃至日常的婚喪嫁娶。書中關於分封製下,周天子與諸侯國之間那種既相互依存又暗流湧動的復雜關係,分析得入木三分。特彆是他探討早期國傢治理能力邊界時所采用的比較視野,將中原的實踐與當時其他文明的形態進行對照,使得我們對早期中國政治文明的獨特性有瞭更深層次的理解。讀完後,腦海中浮現的不再是教科書上刻闆的年代劃分,而是鮮活的貴族生活圖景和底層民眾的掙紮。
评分走入經濟決定論的窠臼,每一個事件都想找齣經濟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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