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物考古學的研究對象是考古遺址中齣土的動物遺存，其研究目標是認識古代各個地區的動物種類及遺址周圍的自然環境特徵、探討古代人類與動物的相互關係及古代人類涉及動物的行為。

中國動物考古學研究經曆瞭自20世紀30年代至80年代的形成時期及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發展時期這樣兩個階段。在形成時期的研究工作主要是鑒定考古遺址中齣土的動物遺存，而進入發展時期以來，不但其研究內容涉及到古代人類與動物相互關係的各個方麵，另外，形態學、統計學、DNA研究和同位素研究等多種方法的有機結閤，則進一步提高瞭動物考古學研究的科學性。從某種角度說，中國動物考古學的發展過程正是中國考古學發展過程的一個縮影。

動物考古學研究人員依據“將今論古”的原則研究古代動物遺存。根據動物分類學認定動物種屬與組成；根據動物解剖學判斷動物的形態特徵；對照動物地理學認識動物的分布範圍；根據動物生態學判斷動物的多種行為特徵。而埋藏學和文化生態學則為我們探討古代動物遺存的齣土背景、研究古代人類與動物相關的各種行為提供科學依據和有益啓示。在此基礎上，以考古學研究的最終目的及思路為要求開展深入研究。

動物考古學的研究方法包括在考古發掘現場應用全麵采集、抽樣采集和整體提取等方法采集動物遺存，在室內開展清洗、拼對、鑒定、測量、錶麵痕跡觀察、稱重和記錄等整理過程。在此基礎上對獲取的基本信息進行測量數據的比較、定量統計、判定年齡結構、分析動物骨骼上的痕跡、探討骨器的材料與製作工藝、古DNA分析、碳氮穩定同位素分析和鍶同位素分析等。判斷傢養動物的係列依據包括形體特徵、幾何形態測量、病理現象、年齡結構、性彆特徵、數量比例、隨葬或埋葬現象、古DNA分析、碳氮穩定同位素分析和古代文獻記載等。

狗、豬、羊、牛、馬和雞等六畜在中國起源和齣現的時間、地點及動因各異，魚、鴨、鵝、驢、騾和駱駝等傢養動物在中國的馴化曆史也相當早。中國傢養動物的起源和齣現過程大緻可以分為“土生土長”與“通過文化交流引進”這樣兩種模式。中國古代各種傢養動物的起源、齣現及發展不但保證瞭人類穩定地獲取多種肉食資源及奶製品等，而且在促進農業和手工業生産、增強軍事作戰能力、推動交通運輸等方麵也發揮瞭重要的作用，另外，在人類的精神領域中也有獨到的用途。

以中國新石器時代人類獲取肉食資源的多種方式為基礎，可以建立起由依賴型到初級開發型、再到開發型的發展模式。這個模式始終受製於自然資源的製約，由此可以提齣“被動發展論”的觀點。曆史時期各個地區獲取肉食資源的方式在延續各自傳統方式的基礎上繼續發展，傢畜飼養業在各個地區分彆得到進一步的鞏固和發展或推廣與普及。

中國古代在隨葬和埋葬活動中往往使用傢養動物。豬在中國新石器時代的隨葬和埋葬活動中扮演瞭重要的角色。各個地區在隨葬和埋葬活動中使用豬的形式既有同一性，又有差異性。除豬之外，往往還使用狗，到新石器時代晚期和末期，齣現使用綿羊和黃牛的現象，隨葬和埋葬這些傢養動物的現象到曆史時期一直延續和發展。在商周時期，在部分規格較高的墓葬中一直存在隨葬傢豬、黃牛和綿羊的前肢的習俗。隨著社會復雜化的加劇和等級製度的鞏固，在商代都城一級的遺址裏，馬、黃牛、綿羊、豬和狗都分彆在不同種類的祭祀活動中發揮瞭重要的作用。而在周代的一般聚落裏，當時的百姓似乎依然保持著自新石器時代延續下來的用豬和狗進行祭祀的傳統，與統治者的祭祀用牲形成鮮明對照。

以新石器時代考古學的各個文化類型為範圍進行深入研究，結閤古代文獻開展進一步探討是十分必要的。而骨器製作、動物的次級産品開發、動物的藝術形象、動物在戰爭和勞役中的使用等方麵的研究應該成為中國動物考古學研究中新的生長點。中國動物考古學研究在深化研究中國古代的農業史、傢畜飼養史、手工業史、戰爭史、交通史等方麵必將發揮獨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