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以作者家族為中心，開展了和家族有深遠交誼的文人散文書寫，其中述及民初哲學家殷海光家族往事，也寫出了著名思想家王元化、著名雜文家何滿子、教育家陳簡青、書法大家吳丈蜀等文人舊事，皆係作者與其交往的真實記述，許多第一手的寶貴資料鮮為人知，且看作者娓娓道來。

作者在書中也談及自己的生活經歷和家族變故。從這個斷面，反映出了幾十年間中國大陸的社會歷程，以及中國知識分子和社會賢達的歷史命運，並希望以平常人的平常心，追憶、重溫、思索那些難以忘懷的人和事。

李文熹，1944年11月6日出生於湖北省黃岡縣，1946年春舉家移居武漢市，在武漢市讀書、工作、退休。現為自由撰稿人。

★推薦序：

真相．細節．菩提心──李文熹《拈花一笑野茫茫》序

姜弘

文熹老弟的散文隨筆將要結集出版，向我索序，我雖視力不佳，但我們的交往，於情於理是不能推辭的，就在這裏寫下我讀這些文章時的一些看法和想法。

書名《拈花一笑野茫茫》，這「拈花一笑」出自禪宗典故，說的是佛祖拈花，迦葉一笑，由會心而衣缽相傳的故事。後面的「野茫茫」三字，我卻不知道出處和所指。問文熹，他笑而不答，好像是在考我，看我能否悟出這三個字的深意。翻看目錄，發現那篇談聶紺弩刑事檔案的文章題為「悲涼之霧，遍披華林」，這不是魯迅評《紅樓夢》的話嗎？於是，我立刻想到了《紅樓夢》結尾的最後一句話：「祇見白茫茫一片曠野，並無一人」，對照開頭的那四句詩：「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於是，我明白了，文熹的這個書名，該不是隱含著「悲憫」二字吧？是與不是無須追問，這是我讀他這些文章所獲得的總的印象。

這些文章在今天都叫「隨筆」，寫的都是自己的見聞感受，也有讀書筆記。這類文字在古代屬於「稗官野史」，後又稱「筆記小說」。既「稗」且「野」，當然是非正統非主流的，與《資治通鑑》、二十四史之類有助於專制統治的官書正史不同甚至相反，所以在專制時代是被輕視甚至遭禁絕的。然而唯其如此，其中保留了更多歷史真相，可信度遠超過那些以「瞞」和「騙」為職責的官書正史，所以受到有新思想的改革者的重視。魯迅就特別重視這種野史，他對中國歷史的深刻認識就與此相關。

在文體風格方面，也因其「稗」和「野」，非正統非主流，自然也就不受拘束，不端架子，隨意漫談，信筆所之，因而也稱「隨筆」。這類文章有兩大顯著特點：篇幅短小；文字精粹。《世說新語》可說是最早的這類文章的典範，體現了魏晉文風的顯著特點：「清峻通脫」―清峻，簡潔有力；通脫，瀟灑自由。前者主要指對所寫事物的觀察和描寫的真切生動，後者是說作者的感情態度。這也就是說，既要寫真實，又要出於誠心，要在不欺瞞、不虛飾，就見聞所及寫下自己的真實觀感。篇幅短小，文字精粹，均由此而來。說不上什麼典型人物典型環境，有的祇是片斷、細節，卻讓人從斷片、局部、一鱗半爪中窺見到社會歷史的真相。―從《世說》裏我們看到了魏晉之際的世態人情，戰亂使得王綱解紐，文化多元，才能那樣自由，那樣珍視人―人的價值、人的才智、人的風采；難怪魯迅說那是個「為藝術而藝術」的時代。那以後一千多年間，筆記小說代有佳作，《聊齋》是離我們最近的朝代最膾炙人口的文學珍寶，那些鬼狐的善良美麗，以及他們讓人憐憫的命運，折射出那個大一統專制王朝的黑暗，也讓我們品味出蒲松齡這個窮書生的品格襟懷。

文熹的這些文章，涉及到百年中國的三次歷史大變動，即1911年的革命、1949年的「解放」、1966年的「造反」。這三次大變動也都通稱「革命」，而實際上卻大不相同。不僅目的、性質不同，進行的方式和造成的後果更有天壤之別。有關正史和野史―口述歷史和各種回憶錄，對此有著很不相同的記述和評價。或歌頌、或暴露，有的寫上層人物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之外的功勳；有的寫普通民眾屍橫遍野、血流成河的慘狀。對同一歷史事件，見聞褒貶大相徑庭，這就是所謂的「立場」決定的。這也難怪，如佛洛伊德所說：「人不會觀察他不想觀察的東西」。愛倫堡在他的長篇回憶錄《人‧歲月‧生活》的開頭，以汽車前燈為喻，說他之所憶所記，祇是人生長途行進中眼前閃過的瞬間片斷，遠不是歷史現實的全貌。由此可見，從不同人寫出的不同歷史及其評價中，又可以反觀不同人的眼界、目光和襟懷的不同。―文熹的這些文章當然都是有感而發，有為而作，卻說不上是「歌頌」還是「暴露」，所寫的是「正面人物」還是「反面人物」。他祇是以平常人的平常心，在追憶、重溫、思索那些難以忘懷的人和事。

魯迅早說過：「由歷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總是覺悟的知識者的任務。」事實的確如此。辛亥先驅者，國共兩黨的締造者，都是最先覺悟的知識分子。同理，歷史也已經昭示，凡改革受挫或走上邪路的時候，也必定是知識分子受壓抑和摧殘的時候。這本書裏寫的也多半是這種知識分子，既有辛亥時期的先驅者，更有後來歷史大轉折中的受難者。這中間，王元化的情況比較特殊，他雖然是個受難的知識分子，但後來卻又當過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長，是個不小的官員。然而也正是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一種重要的社會現象：從清末到民國時期，中國社會的人才流動渠道是暢通的，有才能的人不難脫穎而出―王元化的祖父母雖然是貧窮的殘障人，但王元化的父親在基督教聖公會的資助下，苦讀成才，留學美國，回國後被清華大學聘為教授。王元化成長於清華園並成為兼通中西文化的大師級人物，究其原因，不能不承認當時的社會制度和社會風氣的優良一面―尊重知識，重視文化，愛護人才，有道是「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雖有上下尊卑之別，卻沒有後來的階級成份、出身血統的鐵柵欄。上世紀前半期湧現出那麼多大師級人物，後來卻出現了「人才斷層」，就與此緊密相關。

從王元化的家世不僅可以看到那個時代對文化和人才的重視，而且可以看出當時的多元文化格局，即中西古今各種文化同時並存的局面。同樣，文熹自己家和他們的四代世交殷海光家也是如此。毫不奇怪，那是個新舊交替的時代，東西文化既衝突又融合的時代。我們這些八九十歲的在「舊社會」受過中等教育的人都可以證明，傳統文化的基本知識和基本訓練是在中學階段完成的，進入大學還有「大一國文」，進一步拓寬、深化傳統學養。舊大學的理工科學生也能熟練地用文言寫作，會吟詩填詞，因為他們接受的是通才教育，而不是工匠訓練。可見，說五四新文化運動「全盤反傳統」，造成了以後的「文化斷裂」，完全是不顧事實的妄說。當然，「斷裂」確實存在而且還在加深加寬，不過這是後來的事，不能歸咎於新文化運動。

說到文化、新文化，就不應該忽略宗教問題，因為新文化就是從這裏來的：沒有西方宗教的傳入，就沒有什麼「西學東漸」，也不會有「文化衝突」，那以後的維新、革命、新文化運動等等也都無從發生，有的祇能依然是「揭竿而起」引起的連年戰亂和改朝換代。所以，回顧百年歷史不能忘記「文化衝突」這個開端，談文化衝突又不能忽略宗教的作用。這本書裏有幾篇文章觸及宗教問題，如基督教聖公會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宗教在「文革」中受到的摧殘。這裏祇說前者―文熹在文章裏具體談到武昌首義之源泉、反清革命團體武昌日知會與基督教聖公會的關係，就是說，日知會中的大多數都是基督徒，許多教友是投筆從戎的革命志士，有的還是國外歸來的留學生，也就是魯迅所說的「覺悟的知識者」。這裏提供的歷史細節告訴我們，辛亥先驅者的「覺悟」，絕不是為了「翻身」、「坐天下」，而是在民族民主革命要求中包含帶有西方人文主義普世價值的宗教精神和犧牲精神。孫中山1912年元月1日正式公佈的《中華民國國歌》的首兩句：「東亞開化中華早，揖美追歐，舊邦新造」，就充分說明那場革命的性質和精神資源的由來。孫中山本人就是基督徒，武昌首義之前的許多反清革命活動也與教會有關，特別是武昌首義革命黨人與清軍的激戰中，以聖公會為主的基督教在武漢的部份教會都給予了全力協助與支持。

我原來沒有注意過宗教問題，因為不信也不懂；「子不語」和「無神論」影響了我的大半生。是文熹的言談和文章，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我的看法和態度。他不是教徒，也未必精通哪一教的教義，但他能以同情和理解的態度對待不同教派，饒有興味地參與他們的活動並給予幫助。在聽他向我講述這一切的過程中，我逐漸明白：他是把這當做一種文化而融融其間的。確實，宗教問題可以說也就是文化問題，問題的核心都是「人」―仁愛、慈悲、博愛，以及逍遙、兼愛等等，無不是對人的關愛。孟子所說的「四端」之首就是「仁」，即「人皆有之」的「憐憫之心」。―面對祇剩下「飲食男女」而文化宗教皆成為其工具和奴僕的花花世界，心懷悲憫、勾畫出不同的世態人情，不也是如魯迅所說，是為了「揭出病苦」，以「引起療救的注意」嗎？

二○一二年農曆重陽節於武昌東湖

★內文試閱：

殷海光故家的幾件往事

在研究殷海光先生的著作中，可能是囿於資料，很少提到他故家的情況。我們家與殷家是四代世交，特別是海光先生的父親子平公與我家三代―伯祖父、二伯母、家父和我―都交好，本文就我所親見、親知、親聞的一些往事，分成幾個小段臚列如下。

道德文章堪稱楷模的基督徒

殷海光先生的父親殷子平老先生，號綠野農、綠野軒農，1885年1月21日（清光緒十年十二月初六）出生在湖北省黃岡縣殷家樓一個教師（私塾）家庭。子平公一生負詩名，精通音律，篤信基督。1918年畢業於湖北荊州神學院，即被基督教聖公會分配至黃岡縣上巴河鎮福音堂任牧師，全家遂遷居上巴河。海光先生的母親殷老夫人本名吳如意，是子平公的表姐，即子平公的母親是她的姑母，1884年11月27日（清光緒十年十月初十）出生於湖北省黃岡縣雅淡洲吳家嶺一個很有名望的教師（私塾）家庭，其叔父吳貢三，影響和帶領子平公的長兄子衡公加入早期反清革命團體日知會，對殷氏家族思想影響很大，此事我將在後面談到。殷老夫人亦信仰基督，相夫教子，聰慧樸愨。

子平公詩宗老杜，留存於世的十餘首詩詞，是我憑記憶保存下來的。下面從幾首詩的背景切入，談談一些往事和子平公的晚年生活狀況。

小院夜蘭開，先生步月來。

行吟無盡興，臨去又徘徊。

這首送給我二伯母張信貞的五言絕句，是現存詩詞中寫作最早的，時間約在1930年前後。在上巴河西街，我們家開了一個線舖，兼營百貨，由二伯父掌管經營。二伯母娘家與二伯父家都信奉基督，二伯母小時在家塾讀書，後又讀過教會辦的女子師範，稟其家教，溫厚有禮，通大義。出嫁到上巴河後，時子平公是上巴河福音堂的牧師，與我家通好，二伯母便義務承擔了福音堂的一些宗教事務。福音堂大門臨街，屋後有兩間學屋，圍著一個院子，種滿了各色花卉，側邊就是明淨清澈的四方塘，晨濯暮浣，景致很美，這首詩就是記述一次在福音堂院內步月賞花吟詩之事。這裏提一件詩詞之外但我們家極為珍視的往事。

二伯父性好絲弦，與一班聲氣相投的人吹拉彈唱，常常沒有日夜，於生意上則甚不在意。請的先生夥計見狀，偷的偷，騙的騙，支寬入窄，生意日蹙。二伯母苦口規勸，要二伯父少玩一點，為生計著想，分出時間管一下生意。二伯父充耳不聞，玩樂如故，家境每況愈下。二伯母對家庭前途日益憂慮，常閉戶飲泣。時間一長，二伯母為子女今後的教育著想，攢起了私房錢。但這些錢又不能放在家裏，於是，她想到了子平公。子平公學貫中西，為人正直、寬厚、謙和，至誠至公，且富同情心，在鄉里極有口碑。二伯母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子平公，子平公非常同情二伯母的境況，答應通過他的手把錢借貸出去。自此，二伯母手上祇要有點錢，一塊兩塊，十塊八塊（銀元），都交給子平公，因怕二伯父知道，她自己沒有留帳。子平公倒是寫了一本帳，時間錢數記得清清楚楚，借貸出去也有字據，幾年下來，竟有幾百塊大洋，這在當時不是一筆小數目，且這事除他們二人外，任何人都不知道。1933年，二伯母分娩大出血，驟然去世。喪事後，子平公把二伯父、家父和叔父等幾兄弟請到福音堂，告訴他們這件事及其原委。子平公強調，為完成二伯母的囑託，這筆錢不能交給二伯父，今後孩子們上學所需就從這筆錢中開支。二伯父他們都無異議（後來果如二伯母所料，生意嚴重虧空，幸好幾兄弟支持才沒有倒閉，但已顧及不上其他的事了）。後來，我的兩個堂姐、一個堂兄讀書及在校生活所需就是用的這筆錢。而且，這件事在我們家族中幾代相傳，成為教育子女的一個典型事例。

貧居陋室掩蓬蒿，頹廢無為感寂寥。

架上殘書堪寶貴，樹頭好鳥當知交。

潛心今古千秋恨，滿眼風塵萬眾勞。

惆悵終朝思故舊，夜深魂夢蕩江濤。

這首七言律詩是子平公1962年元月下旬寫在信箋內送給家父的。1962年元月初，家父得脫縲絏回家，家兄即函告子平公。此前三年，子平公曾專程到我家裏來看望慰問，他握著家母的手說：「吉人自有天相，莫著急。」這對當時我們家庭來說，是很大的慰藉。我們很快收到子平公的回信，說得知我父親回來，喜而泣下，恨不得馬上相見，望中何限，蒼涼寂寞，惆悵終朝，寫下了這首語言樸實而感情強烈、思致綿邈而鬱勃跌宕的好詩。子平公還在信中把這幾年來的家庭變故一一告知：子平公的三兒子浩生先生被打成極右派，押在湖北沙洋強制勞動改造；最痛心的是子平公的二兒子順生先生已因病於1961年元月去世。可想而知，子平公過的是什麼日子！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上巴河福音堂被當地政府沒收，子平公失去了職業，經濟沒有了來源，祇得靠兒女贍養。現在三個兒子，一個死了，一個在勞改，一個在海外；唯一的一個女兒在丈夫因歷史反革命問題勞改後，拖著兩個孩子自顧不暇；一個寡媳先是給人當傭人，後在街道做臨時工；一個半大的孫子在飯店挑水，七十多歲的兩位老人靠著教中學的長孫女（殷永秀）每月寄回十元錢生活，這風燭殘年好不淒涼！

家父在得知子平公的這些情況後，好不難過！1962年秋，家父命我專程到上巴河去看望子平公。那時我太年輕，體會不到老人的難處，一聽說去上巴河，心裏很高興，因為那段時間我讀詞興趣正濃，早就知道子平公精通音律，琴簫臻於化境，正好向他老人家討教詞的唱法。記得1956年孟春家父帶我偕子平公同遊漢陽龜山，那天他老人家興致很高，路上一直牽著我的手，談笑風生，唱了許多詞給我聽，此情此景，恍如昨日。

家父叮囑，如子平公身體尚可，就接來我們家裏住些時間。我在上巴河子平公家裏住了五六天，對子平公的生活狀況有了進一步的瞭解。子平公一家住在原福音堂後的兩小間學屋內，屋前有一個小院子，種了兩小塊菜地；室內簡陋而整潔，牆上掛著一個相框，約兩尺見方，放滿了照片，印象最深的有兩張；一張是子平公與其長兄子衡公的全身合影，他們都穿著棉袍，白髯拂胸，慈祥而軒昂；一張是海光先生夫婦的合影，可能是結婚時照的。

夜裏靜下來，一燈如豆，我與子平公抵膝而坐。子平公給我詳細講解詞的唱法、他的師承，並拿出宋、明、清等幾種版本的詞譜講給我聽。子平公還把他的詩詞集拿給我看，我記得是兩本小學生用的作文抄本，直行寫得滿滿的，約二百餘首詩詞。子平公告訴我，這是從幾十年寫的詩詞稿中選出來的。我說：「三爹，就用這出版一本《綠野農詩集》吧！」子平公捋著鬍鬚微笑著說：「如果能夠出，可叫《綠野農詩稿》或《綠野農詩鈔》，謙遜一些。」子平公這句平平淡淡的話使我肅然，至今未忘。可惜的是，這兩本詩詞手稿在「文革」初期的抄家暴行中被焚毀。

子平公晚年的生活既拮据又淒涼。他親口告訴我，新加坡的張清和先生和上海的熊十力先生經常接濟他，或錢，或營養品。我在子平公處就看到好多封張清和女士的來信和熊十力先生寄來的明信片。熊十力先生在一張明信片上提到張清和先生專函勸他皈依基督，熊先生告知子平公，說自己獻身儒學，不宜再入基督教，並已將此意函告張先生。此前不久，熊先生的《體用論》影印了二百本，他送給子平公一本，子平公轉贈與我並保存至今。

艱難困苦的生活並沒有壓倒子平公昂揚的精神追求，他的辛酸，他的憤懣，他的鞭笞，他燃燒的感情，都在他的筆下傾瀉：

一輪紅日又平西，唱晚漁舟泛碧溪。

天際高飛橫塞雁，巷頭群集入籠雞。

蒼茫雲外千山合，搖曳門前五柳低。

何處簫聲連野哭，幽人默默聽悲啼。

在一首〈拾薪〉的詩裏，我們看到子平公雖在困苦生活中艱難掙扎，但我們依然能感受到昂藏於詩中的節操和寄託―

拾薪因為度殘生，山徑崎嶇恨不平。

每日必遭愚婦侮，多時怕聽病兒聲。

粗茶淡飯何曾飽，敝履鶉衣久未更。

深夜開窗天際望，一輪孤月點疏星。

在〈秋興〉這首七言絕句裏，我們不是看到子平公對「美」的熱愛、對「真」的追求和對「善」的希望嗎？

一年容易又秋風，扁豆花開屋角紅。

探得自然天趣足，性靈常與太和通。

離開上巴河的那天上午，子平公送我到車站，路上，他吟誦了一首七言絕句送給我：

白髮何堪遠別情，送君腸斷向西行。

沿途霜葉紅於杏，面列松山疊疊青。

四十多年來，這首詩時常於不經意間從我嘴裏蹦出來，「面列松山疊疊青」，子平公送給我一個多麼深邃淡雅、超塵拔俗的意境啊！

子平公答允來年春天到我家裏來住些時，他在給家父的信中有這樣的詩句：「故人有約遊江漢，可待花開富貴春。」第二年初春花朝日，子平公特意寫了一首〈浪淘沙〉詞送給我：

吟詠宋詩鈔，忽動思潮。衷心耿耿憶知交。時勢可趁休草草，造就文豪。　別恨待全消，其樂滔滔。恢宏德慧尚情操。人意天機無限好，鼓暢花朝。

老人的鼓勵和期望讓我至今都感到慚愧！不久，我們寄去路費，並做好接待子平公的準備。誰知暮春的一個下午突然接到子平公去世的噩耗，嗚呼！悲哉斯人！

稍能讓我們得到安慰的是，子平公是驟然去世的，沒有受到疾病的折磨，這也是他老人家修來的福。那天上午，家裏來了一位客人，子平公還上街買來菜肴，午飯時，子平公和客人邊吃邊談，很高興的，突然，他身子一歪，家人趕忙扶住，抬到床上，已不能說話，請來一位中醫，說是痰中，不一會，老人就停止了呼吸，與世長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