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次
中文作者／篇名首字筆劃檢索 iii
自 序 ix
《自由中國》民主憲政史料的歷史意義 xi
總目錄（全23卷，1949～1960） 1
作者索引 119
A 119 B 119 C 120 D 120 E 120 F 120 H 121
K 121 L 122 M 122 N 122 O 123 P 123 Q 123
R 123 S 124 T 124 V 125 W 125
一劃125 二劃127 三劃128 四劃128 五劃139 六劃145 七劃152
八劃168 九劃195 十劃204 十一劃224 十二劃245 十三劃259 十四劃270
十五劃275 十六劃284 十七劃288 十八劃290 十九劃293 二十劃296 二十一劃298
二十二劃298
篇名索引 299
一劃299 二劃301 三劃302 四劃305 五劃314 六劃322 七劃332
八劃338 九劃344 十劃355 十一劃360 十二劃372 十三劃378 十四劃383
十五劃389 十六劃397 十七劃399 十八劃401 十九劃402 二十劃404 二十一劃405
二十二劃406 二十三劃407 二十四劃408 二十五劃408 二十七劃408 三十二劃408
分類索引 409
一、刊物的立場與反省 409
二、自由民主的基本概念 410
三、法治 416
四、表現自由／出版法問題 418
五、其他基本權問題 423
六、責任閣制／責任政治 426
七、行政中立--國民黨退出軍警特 428
八、司法 430
九、立法院問題 432
十、監察 434
十一、考試 435
十二、在野黨 436
十三、國民黨體質改造／國民黨問題 440
十四、地方自治 442
十五、地方選舉問題 444
十六、軍隊 446
十七、教育／救國團 449
十八、外交／聯合國問題 456
十九、總統三連任問題／修憲／國大 461
二十、反共救國會議 464
二十一、反共 466
二十二、經濟／財政 472
二十三、文藝 480
作者
主編：
薛化元(Hua-yuan Hsueh)
1959年生
台灣彰化縣人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
現任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著有《『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1949～1960）》、《民主憲政與民族主義的辯證發展──張君勱思想研究》、《晚清「中體西用」思想論（1861～1900）》、《教師地位與權利義務》；主編《台灣歷史年表》、《一九四九年以後張君勱言論集》；編譯有《台灣先民的遺跡》。
編者序
自 序
今年適逢公元兩千年，也是《自由中國》在一九六○年因為雷震案被迫停刊後的第四十年。經過了數十年，過去《自由中國》的主張，得到更多的肯定，《自由中國》的相關研究，也日漸受到注意。由於《自由中國》文章的內容相當的豐富、篇數很多，因而要一期一期的翻閱雜誌，以求了解它的內容，必須花費相當多的時間。而此一目錄的編輯（出版）就是要為了方便研究者利用此目錄作為工具，得以較迅速的掌握到《自由中國》相關內容所在。在此時出版《自由中國》半月刊的總目錄，希望能對研究《自由中國》及自由主義思想提供便利的工具外，也希望透過這本書能使對《自由中國》有興趣的讀者，可以一窺其言論的梗概。
為了便利讀者檢索，這冊目錄的編纂，除了依照時間先後，詳細列舉作者及文章的篇名之外也編有各種索引，以因應不同的需求。如針對已經知道文章篇名，而不知其卷期的讀者，本書便根據筆劃順序排列文章的目錄、出處。若讀者針對個別作者的文章有興趣，則可利用本書依篇名的作者姓名筆劃，詳列同一作者文章的作者索引。同時，由於在編纂此份目錄之前，已針對大部分的文章內容作成摘要，因而又以《自由中國》最重要的民主憲政主張為中心作成了分類目錄索引，以方便針對各別問題有興趣的讀者可以使用，以提供研究《自由中國》相關主題的便利性。
其中必須特別說明的是，這本目錄並不是利用《自由中國》雜誌封面上的目錄或是每隔六期、十二期的目錄加以編纂完成，相對的，是以各篇刊載在雜誌上的文章它所列舉的題目作為主要編纂的依據。至於其中不免有作者姓名前後不一的情形，則嘗試加以統一，另外更針對《自由中國》編輯委員會中已出有文集的雷震、傅正、殷海光、夏道平等人進行相關文章作者的考證，因此利用作者分類索引也可以找到他們以筆名或者不具名的方式所發表的文章，當然可能由於許多篇社論是由多人討論而成，因此導致有文章被多人各自收入文集之內的現象，對此則同時加以列名，以利後續者進行研究。
編輯這本書所根據一套《自由中國》，是當年《自由中國》編委傅正先生臨終前贈送給編者。如今，這本目錄的出版，在某種意義上，也是編者對傅先生當年贈書之情謝意的呈現。而此書得以問世也必須要感謝打字的陳雪琴小姐，以及進行資料蒐集、校對的蔡碧真、周夢如、林果顯、林忠蔚、楊淑雅的協助，同時也要感謝遠流出版社的黃訓慶先生提供了編輯工作之外的專業協助，才使此書得以順利完成。當然沒有陳宏正先生再三的催促，遠流出版社王榮文董事長、吳副總編輯的協助，這本書是不可能完成的。而對編者個人而言，這本目錄的編纂完成，是繼編者過去編纂《台灣歷史年表》之後所進行的另一系列資料檔案的蒐集整理工作的開始，目前正進一步針對與《自由中國》齊名「一報三刊」中的《公論報》、《民主潮》、《民主中國》等進行目錄的編纂整理工作，期待這些編目的完成，能對相關研究的進行有所助益。
薛化元 2000/5/19
于中和
《自由中國》民主憲政史料的歷史意義*
薛化元
一般認為，《自由中國》是一份主張民主憲政的自由主義刊物，在1949-1960年的台灣，也是台灣最具有代表性的自由主義刊物。當時台灣十分注意民主憲政問題的報刊，除了《自由中國》以外，尚有李萬居主持的《公論報》、青年黨的《民主潮》及民社黨的《民主中國》。不過，《公論報》係日報，而《民主潮》與《民主中國》則係（準）政黨的機關刊物，因此，就政論雜誌而言，《自由中國》的主張在台灣歷史上民主憲政思想發展上有其獨特而不可抹滅的地位。但是，《自由中國》在台灣歷史脈絡中的重要性，更因為有兩個前提存在，越發凸顯其意義。首先，在日據時代，武裝抗日行動告一段落之後，台灣人在政治法律層面與日本統治當局的抗爭中，引進了近代的自由民主思想，並在抗爭的過程中逐漸發展開來。在理論的引進上，當然與西方近代的文化也有相當密切的關係。不過隨著日本大正民主時代的結束，軍國主義逐漸抬頭的結果，台灣方始萌芽發展的自由民主思想，便受到相當的打壓1。戰後，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宣佈台灣光復，未幾發生二二八事件，及其後的「清鄉」、「掃紅」等事件，使得台灣本土菁英的政治文化活動力，大不如前。加上隨著政治局勢的發展，統治者的語言政策也隨之改變，台灣與過去日本領台時間的文化思想的傳承，出現了斷裂的現象2。因此，從日本領台時代以來，由台灣本土菁英所主導的爭取自由民主行動，乃成為歷史。同時，雖然還有少數的本土菁英在政治文化舞台佔有一席之地，但是，這主要都是個人的角色，而不是團體的角色。這樣的現象之所以發生，肇因於國民黨當局對於台灣本土菁英組織團體、結社這樣的現象，抱持相當程度的高壓態度；如前延平中學校長朱昭陽先生，或是蔣渭川先生（蔣渭水之弟）的經驗，就是明顯的例證3。
不過，台灣本土菁英主導的民主活動與傳佈的思想雖然已經沒落，卻並不意味著《自由中國》的思想在台灣戰後歷史脈絡中，便一定會扮演重要的角色。此一現象所以產生，從《自由中國》自己發展的脈絡來看，有它理論前後一貫性，與時空條件的偶然性。就歷史時空條件的偶發性來看，《自由中國》創刊於1949年，它的創刊雖然是在1949年底，不過實際上早在1949年初，蔣介石總統下台以後，以雷震、胡適、王世杰、杭立武等人為中心所構思的一種自由中國運動，早已逐漸在開展之中4。由於中國大陸局勢惡化程度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所以創刊之際已經來到了台灣，這也是《自由中國》成為台灣的歷史脈絡中重要一環的不可或缺的一個偶然性的因素。另一方面，《自由中國》雜誌本來是以「擁蔣、反共」作為其基本的政治路線；它的創刊則得到當時國民黨當局高層人事如蔣介石、陳誠等人的支持，開辦的費用更得到官方的補助5。這樣的一份雜誌會成為台灣自由民主思想發展中不容忽視的角色，則可以從其本身思想發展的脈絡來看，找出端倪。
《自由中國》創刊之初，所採取的「擁蔣、反共」的政治路線，在本質上乃是期待以民主來反共，也期待透過這樣反共的成功，它所宣傳的自由民主理念，得以落實。就歷史的脈絡而言，1949年的蔣介石，雖然採取了聯合自由民主人士的政治方向，也為了爭取美援，任用吳國楨擔任台灣省省主席，孫立人擔任台灣防衛司令、陸軍總司令，及任用了其他具有自由主義色彩的政治人物6，不過這並不意味著國民黨當局所採取的政治路線將向單一民主政治的方向發展。相反的，國民黨當局一方面希望得到自由民主人士的擁護，另外一方面也期待透過更嚴密的組織，以及其他的方式來反共。這樣一個發展的方向，到了韓戰爆發以後就更為清楚。由於國民黨當局得到的資源逐漸豐富，整個國家的安全也沒有其他的顧慮，加上在韓戰的過程中，美國與國民黨當局逐漸形成準同盟的關係，因此，使得蔣介石以他個人為中心所建立的強人威權體制，有了良好的發展空間。此後，蔣介石所主導的國民黨改造，以及日後國家政治體制的調整，都逐漸朝向強人威權體制的確立與鞏固來發展7。但是這樣的一個方向，與《自由中國》創刊以來所期待的方向是背道而馳的，因此《自由中國》雜誌與蔣介石總統乃至於整個國民黨當局的關係，自然日趨惡化。自1951年「政府不可誘民入罪」事件開始，《自由中國》與國民黨當局的關係從交融，而逐漸朝向磨擦、緊張、破裂，到最後導致了「雷震案」爆發，《自由中國》的停刊，而告一段落8。這是《自由中國》堅持著創刊時的基本理念，與統治者當局的理念產生嚴重衝突的必然結果。在這樣的歷史脈絡下，《自由中國》成為當時台灣具有代表性的自由民主憲政的雜誌。其後《自由中國》雜誌所發表的有關民主憲政的理論，也成為1970年代台灣「黨外」運動主張的政治訴求，例如《八十年代》雜誌社出版的《自由中國選集》，可以發現其中有相當程度的承繼關係9。直到「國會全面改選」的議題端上檯面，成為台灣民主運動的主流以後，《自由中國》主張具有的代表性，才告一段落。因此，欲掌握1950年代台灣自由民主或民主憲政思想的概況與發展，《自由中國》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環。
註釋：
* 這篇文章主要是根據拙作《『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的研究成果，簡介《自由中國》民主憲政史料的意義。
1 參見薛化元，《『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台北：稻鄉出版社，民國85年），頁1-2；簡炯仁，《台灣民眾黨》（台北：稻鄉出版社，民國80年），頁10-11、182、247；黃昭堂，《台灣總督府》（東京：教育社，1989年），頁114。
2 參見大橋英夫等編，《激動台灣──變容轉成》，東京，田★書店，1992年9月，頁202-204。
3 朱昭陽、魏火曜、謝國城戰後在日本曾組織「新生台灣建設研究會」，返台後則沒有活動，形同解散。但情治單位仍然逮捕朱昭陽，要求他找其他的參與者一同宣佈解散此一組織。見朱昭陽口述，吳君瑩記錄，林忠勝撰述，《朱昭陽回憶錄》（台北：前衛出版社，1994年），頁69、115；由蔣渭川主導籌組的「台灣民眾協會」有意繼承台灣民眾黨的傳統，因此本來以民眾黨籌備處進行工作。因為當時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李翼中向蔣氏表達「不宜組黨」，才改以此一名稱成立。李翼中，〈帽沿述事〉，收入《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81年），頁400。
4 薛化元，〈台灣自由主義思想發展的歷史考察（1949-1960）〉，「紀念雷震先生百歲冥誕暨傅正先生逝世五週年：跨世紀台灣民主發展研討會」（台北：殷海光基金會主辦，1996年7月7日、8日），頁4。
5 薛化元，《『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頁20、63。
6 薛化元，《『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頁43-44、58。
7 薛化元，《『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頁71-72。
8 《自由中國》與國民黨當局互動關係的演變，依次可分為交融期（1949年11月～1951年5月）、磨擦期（1951年6月～1954年12月）、緊張期（1955年1月～1956年9月）、破裂期（1956年10月～1958年12月）、對抗期（1959年1月～1960年9月），參見薛化元，《『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頁75-175。
9 《八十年代》出版的《自由中國選集》便是將認為有現實意義的文章重刊。而1970年代民主運動所提出的訴求，除了國會全面改選之外，大抵上則不出《自由中國》主張的範圍。
自 序
今年適逢公元兩千年，也是《自由中國》在一九六○年因為雷震案被迫停刊後的第四十年。經過了數十年，過去《自由中國》的主張，得到更多的肯定，《自由中國》的相關研究，也日漸受到注意。由於《自由中國》文章的內容相當的豐富、篇數很多，因而要一期一期的翻閱雜誌，以求了解它的內容，必須花費相當多的時間。而此一目錄的編輯（出版）就是要為了方便研究者利用此目錄作為工具，得以較迅速的掌握到《自由中國》相關內容所在。在此時出版《自由中國》半月刊的總目錄，希望能對研究《自由中國》及自由主義思想提供便利的工具外，也希望透過這本書能使對《自由中國》有興趣的讀者，可以一窺其言論的梗概。
為了便利讀者檢索，這冊目錄的編纂，除了依照時間先後，詳細列舉作者及文章的篇名之外也編有各種索引，以因應不同的需求。如針對已經知道文章篇名，而不知其卷期的讀者，本書便根據筆劃順序排列文章的目錄、出處。若讀者針對個別作者的文章有興趣，則可利用本書依篇名的作者姓名筆劃，詳列同一作者文章的作者索引。同時，由於在編纂此份目錄之前，已針對大部分的文章內容作成摘要，因而又以《自由中國》最重要的民主憲政主張為中心作成了分類目錄索引，以方便針對各別問題有興趣的讀者可以使用，以提供研究《自由中國》相關主題的便利性。
其中必須特別說明的是，這本目錄並不是利用《自由中國》雜誌封面上的目錄或是每隔六期、十二期的目錄加以編纂完成，相對的，是以各篇刊載在雜誌上的文章它所列舉的題目作為主要編纂的依據。至於其中不免有作者姓名前後不一的情形，則嘗試加以統一，另外更針對《自由中國》編輯委員會中已出有文集的雷震、傅正、殷海光、夏道平等人進行相關文章作者的考證，因此利用作者分類索引也可以找到他們以筆名或者不具名的方式所發表的文章，當然可能由於許多篇社論是由多人討論而成，因此導致有文章被多人各自收入文集之內的現象，對此則同時加以列名，以利後續者進行研究。
編輯這本書所根據一套《自由中國》，是當年《自由中國》編委傅正先生臨終前贈送給編者。如今，這本目錄的出版，在某種意義上，也是編者對傅先生當年贈書之情謝意的呈現。而此書得以問世也必須要感謝打字的陳雪琴小姐，以及進行資料蒐集、校對的蔡碧真、周夢如、林果顯、林忠蔚、楊淑雅的協助，同時也要感謝遠流出版社的黃訓慶先生提供了編輯工作之外的專業協助，才使此書得以順利完成。當然沒有陳宏正先生再三的催促，遠流出版社王榮文董事長、吳副總編輯的協助，這本書是不可能完成的。而對編者個人而言，這本目錄的編纂完成，是繼編者過去編纂《台灣歷史年表》之後所進行的另一系列資料檔案的蒐集整理工作的開始，目前正進一步針對與《自由中國》齊名「一報三刊」中的《公論報》、《民主潮》、《民主中國》等進行目錄的編纂整理工作，期待這些編目的完成，能對相關研究的進行有所助益。
薛化元 2000/5/19
于中和
《自由中國》民主憲政史料的歷史意義*
薛化元
一般認為，《自由中國》是一份主張民主憲政的自由主義刊物，在1949-1960年的台灣，也是台灣最具有代表性的自由主義刊物。當時台灣十分注意民主憲政問題的報刊，除了《自由中國》以外，尚有李萬居主持的《公論報》、青年黨的《民主潮》及民社黨的《民主中國》。不過，《公論報》係日報，而《民主潮》與《民主中國》則係（準）政黨的機關刊物，因此，就政論雜誌而言，《自由中國》的主張在台灣歷史上民主憲政思想發展上有其獨特而不可抹滅的地位。但是，《自由中國》在台灣歷史脈絡中的重要性，更因為有兩個前提存在，越發凸顯其意義。首先，在日據時代，武裝抗日行動告一段落之後，台灣人在政治法律層面與日本統治當局的抗爭中，引進了近代的自由民主思想，並在抗爭的過程中逐漸發展開來。在理論的引進上，當然與西方近代的文化也有相當密切的關係。不過隨著日本大正民主時代的結束，軍國主義逐漸抬頭的結果，台灣方始萌芽發展的自由民主思想，便受到相當的打壓1。戰後，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宣佈台灣光復，未幾發生二二八事件，及其後的「清鄉」、「掃紅」等事件，使得台灣本土菁英的政治文化活動力，大不如前。加上隨著政治局勢的發展，統治者的語言政策也隨之改變，台灣與過去日本領台時間的文化思想的傳承，出現了斷裂的現象2。因此，從日本領台時代以來，由台灣本土菁英所主導的爭取自由民主行動，乃成為歷史。同時，雖然還有少數的本土菁英在政治文化舞台佔有一席之地，但是，這主要都是個人的角色，而不是團體的角色。這樣的現象之所以發生，肇因於國民黨當局對於台灣本土菁英組織團體、結社這樣的現象，抱持相當程度的高壓態度；如前延平中學校長朱昭陽先生，或是蔣渭川先生（蔣渭水之弟）的經驗，就是明顯的例證3。
不過，台灣本土菁英主導的民主活動與傳佈的思想雖然已經沒落，卻並不意味著《自由中國》的思想在台灣戰後歷史脈絡中，便一定會扮演重要的角色。此一現象所以產生，從《自由中國》自己發展的脈絡來看，有它理論前後一貫性，與時空條件的偶然性。就歷史時空條件的偶發性來看，《自由中國》創刊於1949年，它的創刊雖然是在1949年底，不過實際上早在1949年初，蔣介石總統下台以後，以雷震、胡適、王世杰、杭立武等人為中心所構思的一種自由中國運動，早已逐漸在開展之中4。由於中國大陸局勢惡化程度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所以創刊之際已經來到了台灣，這也是《自由中國》成為台灣的歷史脈絡中重要一環的不可或缺的一個偶然性的因素。另一方面，《自由中國》雜誌本來是以「擁蔣、反共」作為其基本的政治路線；它的創刊則得到當時國民黨當局高層人事如蔣介石、陳誠等人的支持，開辦的費用更得到官方的補助5。這樣的一份雜誌會成為台灣自由民主思想發展中不容忽視的角色，則可以從其本身思想發展的脈絡來看，找出端倪。
《自由中國》創刊之初，所採取的「擁蔣、反共」的政治路線，在本質上乃是期待以民主來反共，也期待透過這樣反共的成功，它所宣傳的自由民主理念，得以落實。就歷史的脈絡而言，1949年的蔣介石，雖然採取了聯合自由民主人士的政治方向，也為了爭取美援，任用吳國楨擔任台灣省省主席，孫立人擔任台灣防衛司令、陸軍總司令，及任用了其他具有自由主義色彩的政治人物6，不過這並不意味著國民黨當局所採取的政治路線將向單一民主政治的方向發展。相反的，國民黨當局一方面希望得到自由民主人士的擁護，另外一方面也期待透過更嚴密的組織，以及其他的方式來反共。這樣一個發展的方向，到了韓戰爆發以後就更為清楚。由於國民黨當局得到的資源逐漸豐富，整個國家的安全也沒有其他的顧慮，加上在韓戰的過程中，美國與國民黨當局逐漸形成準同盟的關係，因此，使得蔣介石以他個人為中心所建立的強人威權體制，有了良好的發展空間。此後，蔣介石所主導的國民黨改造，以及日後國家政治體制的調整，都逐漸朝向強人威權體制的確立與鞏固來發展7。但是這樣的一個方向，與《自由中國》創刊以來所期待的方向是背道而馳的，因此《自由中國》雜誌與蔣介石總統乃至於整個國民黨當局的關係，自然日趨惡化。自1951年「政府不可誘民入罪」事件開始，《自由中國》與國民黨當局的關係從交融，而逐漸朝向磨擦、緊張、破裂，到最後導致了「雷震案」爆發，《自由中國》的停刊，而告一段落8。這是《自由中國》堅持著創刊時的基本理念，與統治者當局的理念產生嚴重衝突的必然結果。在這樣的歷史脈絡下，《自由中國》成為當時台灣具有代表性的自由民主憲政的雜誌。其後《自由中國》雜誌所發表的有關民主憲政的理論，也成為1970年代台灣「黨外」運動主張的政治訴求，例如《八十年代》雜誌社出版的《自由中國選集》，可以發現其中有相當程度的承繼關係9。直到「國會全面改選」的議題端上檯面，成為台灣民主運動的主流以後，《自由中國》主張具有的代表性，才告一段落。因此，欲掌握1950年代台灣自由民主或民主憲政思想的概況與發展，《自由中國》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環。
註釋：
* 這篇文章主要是根據拙作《『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的研究成果，簡介《自由中國》民主憲政史料的意義。
1 參見薛化元，《『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台北：稻鄉出版社，民國85年），頁1-2；簡炯仁，《台灣民眾黨》（台北：稻鄉出版社，民國80年），頁10-11、182、247；黃昭堂，《台灣總督府》（東京：教育社，1989年），頁114。
2 參見大橋英夫等編，《激動台灣──變容轉成》，東京，田★書店，1992年9月，頁202-204。
3 朱昭陽、魏火曜、謝國城戰後在日本曾組織「新生台灣建設研究會」，返台後則沒有活動，形同解散。但情治單位仍然逮捕朱昭陽，要求他找其他的參與者一同宣佈解散此一組織。見朱昭陽口述，吳君瑩記錄，林忠勝撰述，《朱昭陽回憶錄》（台北：前衛出版社，1994年），頁69、115；由蔣渭川主導籌組的「台灣民眾協會」有意繼承台灣民眾黨的傳統，因此本來以民眾黨籌備處進行工作。因為當時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李翼中向蔣氏表達「不宜組黨」，才改以此一名稱成立。李翼中，〈帽沿述事〉，收入《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81年），頁400。
4 薛化元，〈台灣自由主義思想發展的歷史考察（1949-1960）〉，「紀念雷震先生百歲冥誕暨傅正先生逝世五週年：跨世紀台灣民主發展研討會」（台北：殷海光基金會主辦，1996年7月7日、8日），頁4。
5 薛化元，《『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頁20、63。
6 薛化元，《『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頁43-44、58。
7 薛化元，《『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頁71-72。
8 《自由中國》與國民黨當局互動關係的演變，依次可分為交融期（1949年11月～1951年5月）、磨擦期（1951年6月～1954年12月）、緊張期（1955年1月～1956年9月）、破裂期（1956年10月～1958年12月）、對抗期（1959年1月～1960年9月），參見薛化元，《『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頁75-175。
9 《八十年代》出版的《自由中國選集》便是將認為有現實意義的文章重刊。而1970年代民主運動所提出的訴求，除了國會全面改選之外，大抵上則不出《自由中國》主張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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