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不断爆发的金融危机说明，资本主义的货币金融体系存在诸多弱点，货币金融体系的失序与不和谐成为资本主义面临的新挑战。尤其是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传统危机理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如何解释1997年东南亚奇迹和东南亚危机并存的怪现象，破解“新型金融危机之谜”，如何有效地治理金融危机这一顽症，成为各国政府面临的重大问题。本书以转型时期中国的金融不稳定作为重点研究对象，把中国的金融不稳定放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不稳定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通过国内外的比较研究，寻找影响金融不稳定的共性和特殊性因素，重点对金融不稳定的源头、成因及其诊断评估进行分析。关于金融稳定的研究，至今缺乏一个科学的理论分析框架。传统的宏观模型，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宏观理论，对货币金融因素的忽视，导致它们对金融危机的解释缺乏说服力。本书批判了金融的天生自然和谐观，对传统的货币、经济和金融的关系进行了反思。在批判吸收传统的宏观经济理论和货币理论的基础上，尝试建立了一个广义货币存量一流量一致的二元结构模型(GSFC模型)，作为分析金融不稳定的理论框架。本书认为，货币经济天生就是不和谐的，具有内在的不稳定缺陷，金融不稳定是货币经济的特质，深深根植于内生的货币当中，围绕货币展开的利益冲突是金融不稳定的总根源。经济一金融关系的大转型，导致货币运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货币双轨制运行的特征越来越明显，本书把金融不稳定放在经济一金融转型及其带来的货币双轨制运行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本书总体思路和研究框架是：金融不稳定导源于利益关系不和谐，表现为货币循环过程中的货币分布结构失衡。造成货币分布结构失衡的关键在于政府治理缺损。金融不稳定实质上是政府管理风险的失败。政府采用传统的方式管理风险，应对危机，政府治理转型跟不上变化了的经济金融环境。虚拟经济部门的发展壮大，改变了传统的货币运行格局，在新的变化了的货币双轨制运行格局下，必须转变政府管理货币金融的方式，加强对货币虚拟化过程中的风险管理，加快政府治理的转型，建立一个强化市场型政府，促进政府和市场的和谐共处。本书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对金融不稳定内涵的重新理解和界定。本书认为金融不稳定归结到底是货币经济条件下利益冲突显化的结果，反映了利益关系的不和谐。通过对金融不稳定的相关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两条研究金融不稳定的路线：一条是马克思一凯恩斯～明斯基路线，强调市场的内在缺陷与不和谐，强调政府(治理)在金融稳定中的重要性，更多关注金融不稳定的非技术性因素。另一条是遵从斯密传统的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分析路线，坚持市场的完美无缺，将金融不稳定归结为外部冲击，而不是寻找金融不稳定的源头，强调技术因素的重要性。本书遵循的是马克思传统，强调利益和制度因素的重要性，而不是信息和技术因素。正是从这个角度，将本书标题定为金融稳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在文献整理过程中可以清晰地发现，两条路线具有越来越明显的融合趋势。一是金融不稳定的金融观点具有融会贯通的趋势。对金融因素的重视，使得新古典的分析越来越接近“金融凯恩斯主义”。二是源于两条不同路线的治理观点也开始走到一起。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强调信息在治理中的重要性，而马克思一明斯基强调政府和制度设计在治理中的重要性。在诸多解释金融不稳定的观点中，金融观点和治理观点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第二，货币分析范式和利益分析范式的结合。本书将金融不稳定放在经济一金融关系大转型的背景下进行研究，提出了一个广义货币存量一流量一致的二元结构模型，作为分析金融稳定的基础模型。我们利用货币收支表、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量表对马克思所说的复杂的社会利益关系进行了具体的刻画和项目分解。本书认为过度利益冲突不利于金融稳定，这种利益冲突在不同的层面展开并表现出来，主要有组织(包括个人)之间和组织内部的利益冲突，市场之间和市场内部的利益冲突，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不同阶层或者集团的冲突。本书主要从这三个层次来分析金融不稳定的利益冲突来源及其表现，这些利益冲突都将通过货币表现出来，货币是衡量利益冲突的最好形式和载体。通过从宏观层面分解和监测现金流量表、资产负债表和货币收支表的变化情况，可以寻找金融不稳定的利益冲突之源。透过货币现象去发现背后的深刻的利益关系及其冲突，是解决和洞悉金融不稳定的关键所在。第三，在GSFC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政府G－市场S－组织C的GSCP假说来解释金融不稳定。本书认为金融不稳定是利益冲突程度和治理水平的函数。利益冲突和组织行为异化是金融不稳定的微观基础和总根源。货币双轨制运行使得金融危机的发生成为可能，货币双轨制的异化是造成金融不稳定的直接原因。政府治理缺损是金融不稳定演变为金融危机的关键，是导致金融不稳定成为必然的决定性因素。我们利用国际数据对政府治理缺损和货币双轨制异化假说进行检验。通过对金融不稳定的实体观点、金融观点、治理观点的实证检验和比较分析，较好地支持了政府治理缺损和货币双轨制异化假说。第四，本书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将动态的GSFC模型修正为一个静态的广义货币数量论模型，并用之来解释转型时期令人关注的“中国之谜”和“中国悖论”。通过引入以资本市场为代表的虚拟经济部门将传统的仅仅局限于实体经济部门的货币数量论拓展为包括资本市场、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广义货币数量论模型，在新的模型框架下分析了“货币供应量与物价反常变动”以及“通货紧缩与资产膨胀并存”的两大金融怪现象。本书认为两大谜团是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发展相背离的结果，反映了中国目前存在的货币分布结构严重失衡问题。第五，开发出了多个连续的金融稳定指数来监测中国的宏观金融风险状况。利用主体分解法和市场分解法等四种方案对中国金融稳定状况进行了判断，并对金融稳定状况进行了国际比较。本书总的结论是目前中国金融体系处于比较脆弱状态，金融稳健性程度有待提高。第六，中国金融不稳定的成因及其治理。在梳理国内外关于中国金融不稳定的不同理论观点的基础上，对影响中国的金融不稳定因素进行了检验。结合中国的国情，对GSCP分析框架进行适当的修正并用来分析我国的金融不稳定，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中国式的货币双轨制异化假说来解释金融不稳定，然后利用中国的数据对假说进行了检验，实证分析结果较好的支持了我们的判断。第七，本书提出以利益共容观为指导，建立一个强化和服务市场型政府，实施以政府治理为核心的综合治理战略，维护金融稳定的政策建议。本书把金融不稳定放在货币双轨制运行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强调政府治理对于金融稳定的重要性，构建了一个广义的货币流量一存量一致的二元结构模型，作为分析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不稳定的理论框架。本书的贡献与理论创新主要有以下几点：1.将货币分析范式和利益分析范式结合起来，将金融不稳定放在经济一金融关系大转型的背景下进行研究，提出了一个广义货币存量一流量一致的结构主义模型，作为分析金融稳定的基础模型。2.提出了一个货币双轨制异化假说来解释金融不稳定，并利用国际数据和中国数据进行检验，实证分析结果较好地支持了货币双轨制异化假说。实证分析发现，实体经济和金融部门关系的异化不利于金融稳定。3.广义货币数量论模型的提出。我们通过引入以资本市场为代表的虚拟经济部门将传统的仅仅局限于实体经济部门的货币数量论拓展为包括资本市场、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广义货币数量论模型，并利用新的模型分析了“中国之谜”和“中国悖论”。4.连续金融稳定指数的开发。利用中国的数据，采用四种方法开发出多个连续的金融稳定指数。与传统的离散指数的比较，我们开发的金融稳定指数具有以下几个优点：(1)有助于更好地确定干预时机。(2)为寻求最优金融稳定水平提供了基础。(3)为寻找金融不稳定的原因提供了条件。(4)便于观察和操作，为政府部门实施有效监控、制定相关的政策提供了动态依据。(5)具有坚实的理论模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