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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作者:郭建 编

出品人:

页数:330

译者:

出版时间:2007-9

价格:35.00元

装帧:

isbn号码:9787309057355

丛书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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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律思想史》图书简介 编著：[此处填写实际作者/编者姓名] 出版社：[此处填写实际出版社名称] 出版时间：[此处填写实际出版时间] --- 内容提要 《中国法律思想史》是一部系统梳理和深入剖析中国古代及近现代法律思想发展脉络的学术专著。本书跳脱出单纯的法律条文罗列与制度演变叙述，着力于探究支撑这些法律实践背后的哲学基础、伦理观念、政治哲学与社会治理逻辑。全书以时间为轴线，以思想流派为核心，构建了一个多维度、立体化的中国法律思想图景，旨在揭示中华法制文明的深层精神内核及其历史能动性。 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仅关注主流儒家法学对“礼”与“法”关系的探讨，更将目光投向了先秦诸子百家中影响深远的法家、道家、墨家等多元思想对国家治理和个体权利观念的塑造作用。同时，对汉唐的“大一统”理论与法律体系的结合、宋明理学对法律伦理化的影响、清末变法中对西方法律思想的吸收与本土化改造等关键历史节点，均进行了详尽的文本细读和思想辨析。 第一部分：思想的源头与奠基（先秦至秦汉） 本书的开篇部分，聚焦于中国法律思想的“轴心时代”。 第一章：早期法律观念的萌芽与神圣性 本章追溯了商周时期的“礼治”与“天命”观念，分析了这种基于神权与血缘的治理模式如何奠定了早期法律思想中“德主刑辅”的道德基础。重点阐述了“刑”的概念如何从纯粹的惩罚工具，逐步向维护社会秩序的制度性权力过渡。 第二章：先秦诸子：构建法律秩序的多元路径 这是全书论述的重点之一。 法家体系的构建： 详细解读了商鞅、申不害、韩非子的“以法治国”主张，重点分析了“法、术、势”三位一体的权力运作逻辑，以及他们如何彻底将法律从道德的依附品中解放出来，构建出基于国家意志的、明确且普遍适用的成文法基础。这部分内容深入探讨了法家思想对后世中央集权法律制度的决定性影响。 儒家思想的修正与调和： 考察了孔子、孟子对“仁义”入法的呼唤，分析了董仲舒如何将儒家伦理提升为国家正统意识形态，论述了“德主刑辅”并非摒弃刑罚，而是在上位者德行感召下，实现法律的教化功能和等级化适用原则。 道家与墨家的边缘视角： 探讨了老庄对有为之治的反思，以及墨家“尚同”、“非攻”思想中蕴含的朴素契约精神与功利主义色彩，这些思想尽管未成为主流，但构成了中国法律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反思维度。 第三章：秦汉帝国化：法律的定型与整合 本章分析了秦朝《秦律》的特点及其与法家思想的紧密关系，同时考察了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法律如何实现伦理化和程序化的双重转向。重点分析了“三纲五常”如何内化为司法裁判中的“情理”考量标准。 第二部分：中古的演变与融合（魏晋南北朝至宋元） 本书进入中世，考察了法律思想在国家分裂与民族交融中的动态调整。 第四章：魏晋玄学的冲击与法律的理性化倾向 探讨了玄学思潮对汉代僵硬法律条文的松动作用，分析了九品中正制背后的法律公平性危机，以及如何通过“格”和“断”等司法解释机制，引入更多的主观判断和个体差异考量。 第五章：唐律的巅峰与世界性视野 《唐律疏议》被视为中国法律思想的集大成者。本章细致剖析了其“义疏”部分的价值，论证了唐律如何将儒家伦理（如孝悌、忠诚）系统地融入刑法和民事规范中，构建了高度成熟的宗法社会治理范本。同时，分析了唐代法律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深远辐射影响。 第六章：宋代的商业化与法律实务的精进 宋代是中国古代法律思想从静态结构向动态实践转化的关键期。本章重点研究了宋代司法实践中对“理”的追求，如《宋刑统》的编纂，以及在商品经济发展背景下，法律对民间契约、婚姻继承等民事领域规范的细化和强化。 第七章：元代法律的多元交错 考察了蒙古帝国带来的法律冲突与融合，分析了《大元八译汉法》等法律文本中，如何处理游牧文化与农耕文明之间的司法差异，以及法律在多民族国家管理中的适应性调整。 第三部分：晚期与转型的阵痛（明清至近代） 此阶段的思想主题围绕着专制权力的高度集中、法律的僵化以及应对西方法律冲击的艰难探索。 第八章：明清法律的集权化与道德化 明清法律（如《大明律》和《大清律例》）体现了集权统治下法律的严酷与细密。本章分析了“律例”体系如何固化了社会等级，以及“兼顾情理”在实践中如何异化为对皇权的绝对服从。探讨了清代法律思想在处理地方习俗与国家法律之间的张力。 第九章：清末变法：传统法律哲学的终结 本书的收官部分，聚焦于鸦片战争后中国法律思想面临的空前危机。详细梳理了从洋务运动到预备立宪过程中，中国法律精英对西方国家公法、私法体系的初步认知。重点分析了严复、沈家本等人如何尝试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引入“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等概念，并探讨了这种“拿来主义”式的法律移植所遭遇的内在阻力与文化矛盾，标志着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体系的瓦解与近代法治精神的艰难萌芽。 --- 本书价值 《中国法律思想史》不仅为法学、史学、哲学领域的专业研究者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和丰富的史料分析，更向普通读者清晰地展示了中国社会如何通过法律观念来组织其政治生活、维系其伦理秩序。通过对历史思想的深挖，本书旨在澄清长期以来对中国法律的“工具性”或“道德化”的片面认识，展现其作为一种复杂、自我演化且具有深厚人文底蕴的治理智慧体系。本书的论述风格严谨而不失流畅，注重文本阐释与历史情境的结合，力求还原中国法律思想的真实面貌与历史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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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著作的叙事弧光着实令人叹为观止，它没有将中国法律思想的演变视为一条平铺直叙的时间线，而是将其描绘成一幅由冲突、融合与断裂交织而成的复杂挂毯。作者的笔触极其细腻，对于先秦诸子百家在“法”与“礼”之间进行的拉锯战，挖掘得入木三分。我尤其欣赏他如何将抽象的哲学思辨，与当时的社会结构、政治现实紧密地联系起来，使我们得以窥见，那些看似玄奥的观念，是如何一步步渗透并塑造了国家机器的运行逻辑。比如对法家“势”、“术”、“法”的分析，并非停留在概念的罗列，而是深入探讨了它们如何在秦朝的统一进程中，被赋予了怎样的实践形态，以及这种实践形态最终如何反噬了思想自身的生命力。那种对历史细节的精准把握，以及对思想脉络的宏大梳理能力，让人在阅读过程中仿佛亲历了那个思想激烈碰撞的时代，感受到了思想的重量与温度。这绝非一本枯燥的史学陈述，而是一部充满生命力的思想辩论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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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在方法论上的创新，对我这个非专业读者来说，是一次醍醐灌顶的体验。它巧妙地融合了法律史学、政治哲学和思想史的交叉视角，成功地将“法律”从单纯的技术规范层面，提升到了“国家意志与社会秩序的哲学表达”的高度。作者似乎有意避开传统的法律条文比对，转而着重挖掘那些“未被写下的假设”——即统治者和知识分子在制定和解释法律时所共同遵循的文化预设。例如，他对阴阳五行观念如何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刑罚的等级划分与量刑的象征意义的剖析，简直是神来之笔，揭示了外在的法律形式下，隐藏着多么深厚的文化内核。这种“由表及里”的探究路径，使得整部作品不仅是关于“过去发生了什么”，更重要的是关于“为什么会那样发生，以及它告诉我们关于人类治理的本质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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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让我感到惊喜的是，这部作品尽管主题宏大，却异常关注个体在法律思想变迁中的能动性与局限性。它没有将历史人物视为符号，而是将其置于特定的思想困境中进行审视。比如，作者对某些改革派士大夫在面对外部冲击时所表现出的思想分裂和摇摆，描述得极其真实和富有同情心，既肯定了他们的努力，也毫不留情地指出了他们思想资源的内在缺陷。这种对“人”的关注，使得冰冷的法律史充满了人性温度。书中对晚清时期，传统法律思想如何努力应对西方法律概念冲击时所展现出的那种“别扭的翻译”和“不完全的嫁接”过程的描摹，尤其精彩，它细腻地捕捉到了一个古老文明在面对彻底颠覆性挑战时的焦虑、挣扎与不甘。读完后，我感觉自己对我们当下所处的法律环境，也有了一种更加深刻和批判性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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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结构安排堪称一绝，它摒弃了传统史书那种线性的编年体叙事，转而采用了一种主题式推进的思路，这极大地增强了可读性和思想的穿透力。作者的厉害之处在于，他能够从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中，提炼出贯穿始终的核心问题——即“治理的合法性基础”是什么？并围绕此核心，巧妙地串联起汉代的独尊儒术、魏晋的玄学对法制的冲击、唐宋法制的集大成，直至晚清变法的思想挣扎。这种跳跃式的、网状的结构，使得读者可以更聚焦于特定历史阶段所面对的“时代之问”，而不是被繁琐的史料所淹没。特别是关于宋代司法实践中儒家伦理与具体条文如何博弈的那一部分，作者的论述充满了思辨的张力，揭示了中国法律思想中那种“情理法”难以调和的永恒困境。这种处理方式，让厚重的历史变得轻盈而富有洞察力，像是在为你解开一个复杂的谜团，而非仅仅是告知一个既定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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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强调，作者的语言风格非常具有个人魅力，他有一种近乎诗意的冷峻感，使得原本严肃的学术内容焕发出一种独特的文学光彩。阅读过程中，我常常为某些段落的措辞所震撼，那不是辞藻的堆砌，而是思想的精准凝练。比如在论述明清“会典”与“条例”如何固化皇权对法律的最终裁决权时，作者使用的词汇充满了张力和宿命感，仿佛能让人听到那个时代官僚体系运行的沉重呼吸声。他对于术语的界定极为审慎，不轻易下结论，而是通过对比不同学派对同一概念（例如“天理”、“义”或“刑罚”）的歧义性解释，来展现思想本身的动态性和复杂性。这种克制而有力的表达，避免了将历史简单化或标签化的陷阱，给予了读者充分的思考空间去消化和形成自己的判断，读起来是一种智力上的享受，更像是一场与智者的深度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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