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本书作为第一部汉赋研究史专著，将中国、古代的汉赋研究划分为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及近代凡四个时期，系统地梳理了汉赋研究的历史嬗变，尤其注重分析古代汉赋编录的体例，方法及其成败得失，肯定汉赋注释和评点在汉赋阅读与传播中曾经起到的重要作用，并对汉赋研究产生的学术背景、包蕴的文化内涵以及可资借鉴的合理因素有一定的理论思考。
汉赋研究史论 序言： 自司马迁以其宏伟的史笔开创赋体，至汉末文士的争鸣竞秀，汉赋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它既是时代精神的镜子，映照出大汉王朝的辉煌与隐忧；又是文体演进的里程碑，为后世诗文创作奠定了基础。然而，历经千年，汉赋的面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被不同的研究者所解读，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图景。本书旨在梳理汉赋研究的漫长历程，勾勒出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研究者们对汉赋本体、思想、艺术、历史地位等核心议题的探索与争鸣，力求呈现一幅全面而深刻的汉赋研究史图景。 第一章：开篇与奠基——早期对汉赋的认识与初步梳理 汉赋的诞生，并非一蹴而就。从屈原《楚辞》的铺垫，到司马相如的横空出世，再到扬雄、班固等人的继往开来，汉赋的体式与精神在不断成熟。而对这些早期作品的认识，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悄然发生。 在汉代，赋的地位已然显赫。虽然尚无系统的“赋论”出现，但当时士人对赋的理解已初见端倪。例如，司马迁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对相如赋的评价，虽然夹杂着对相如本人事迹的叙述，但已隐约透露出对其“文采”、“铺张”、“体大”的赞赏，这可以视为早期对赋体特征的朴素认知。扬雄的《戏问》等篇章，虽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但其对赋的批评与辩护，也反映了当时对赋体优劣的思考。 真正意义上的汉赋研究，应从魏晋时期算起。曹魏建安时期，文学批评逐渐兴盛，士人开始将视野投向汉代的文学成就。钟嵘的《诗品》虽然以诗为主，但其对赋的评价和提及，也为后人研究提供了线索。刘勰的《文心雕龙》则是一部划时代的文学理论巨著，其中专设《赋篇》，对赋的起源、体式、内容、发展等进行了系统性的论述。刘勰将赋置于“夸诞”之列，认为其“雕虫而盘马，炫彩而耀目”，既肯定了其艺术上的铺张扬厉，也对其过度雕琢有所警示。他对班固、张衡等人的赋作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指出了各自的特点与得失，为后世的汉赋研究树立了重要的参照系。 南北朝时期，随着文学批评的进一步发展，对汉赋的评价也呈现出不同的侧面。李充的《汉书艺文志》序，虽然主要在于区分经史子集，但其中对赋的划分和归类，也包含着早期对赋体发展脉络的认识。同时，一些文士在创作实践中，也对汉赋的艺术手法有所借鉴和吸收，并在品评文章时，自然地流露出对汉赋的理解。 可以说，早期对汉赋的认识，虽然零散，但已为后世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这些零散的认识，通过对作品的直接阅读、对作者生平的考察，以及初步的体例区分，逐渐汇聚成对汉赋本体的初步理解，为后来的系统性研究铺平了道路。 第二章：宋代学术的回响——对汉赋的系统整理与价值重估 宋代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高峰，经学、史学、文学批评均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这一背景下，对汉赋的研究也迎来了新的高峰，表现为对汉赋的系统整理、文本校勘以及价值的重新评估。 宋代学者对汉赋的兴趣，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古代典籍的重视，以及对文体演变的兴趣。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大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关注汉赋。欧阳修编纂的《集古录》，收录了许多汉代碑刻，其中不乏与赋相关的内容，为后人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而真正将汉赋研究推向新高度的，是宋代学者的文本整理工作。例如，一些学者开始致力于汇集散佚的汉赋作品，校勘不同的版本，整理出更为可靠的文本。这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坚实的文本基础。 在对汉赋的价值评估方面，宋代学者的认识更为多元。与魏晋时期将赋视为“夸诞”或“雕虫”的评价有所不同，宋代学者开始更加重视汉赋的历史价值和思想内涵。例如，一些学者从经世致用的角度出发，认为汉赋中反映的政治、经济、社会现实，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另一些学者则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肯定了汉赋在铺张描摹、叙事抒情方面的艺术成就。 苏轼对汉赋的看法，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在《论书》等文章中，曾对赋的铺张之处有所批评，但同时也承认赋的“能延文章，以尽其意”的艺术功能。他对司马相如的赋，既看到了其“文巧”，也看到了其“言志”的一面。 此外，宋代学者对赋的体式和分类也进行了更细致的探讨。他们开始区分不同类型的赋，例如将“骚体赋”与“相如体赋”进行对比，并试图探究其演变关系。这种细致的分类，为理解汉赋的多样性提供了框架。 可以说，宋代汉赋研究的核心在于“整理”与“重估”。通过对文本的细致整理，以及对汉赋思想、艺术和历史价值的重新审视，宋代学者为汉赋研究开辟了新的方向，也为后世研究者留下了宝贵的学术遗产。 第三章：明清文坛的传承与批判——汉赋的演变与新解 明清时期，汉赋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既有对传统的继承，也有基于新时代审美和文学观念的批判与发展。这一时期的汉赋研究，更加关注其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以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明代，随着散文的兴起，文坛上出现了“文必秦汉”的思潮，对汉代文学的推崇达到一个高潮。然而，在这种推崇背后，也存在着对汉赋的复杂态度。一些文人，如茅坤，在推崇汉代文章时，也对赋的铺张之风有所保留。同时，一些评论家则试图在继承汉赋的铺张手法的同时，注入新的时代精神。 在这一时期，对汉赋的整理和选注工作也仍在继续。一些文集或类书中，会收录汉赋作品，并附带简要的评点。但这种评点，更多地是文学创作的附带品，而非系统的学术研究。 到了清代，随着乾嘉学派的兴起，考据之学成为主流，汉赋的研究也受到了学术风气的影响。一些学者开始对汉赋的作者、年代、版本进行更为细致的考证，力图恢复汉赋的本来面目。例如，对司马相如、扬雄、班固等人的生平事迹、作品的创作背景进行深入的研究。 同时，清代学者也对汉赋的文学价值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王夫之的《姜斋诗话》等著作，虽然主要讨论诗歌，但其中对赋的论述，也体现了他对文学体裁的深刻见解。他试图从更宏观的文学史角度，来理解汉赋在文体演进中的作用。 然而，清代对汉赋的评价也并非全然肯定。部分学者继承了魏晋以来的批评，认为赋的铺张夸饰之风，不利于文学的健康发展。但也有学者，如袁枚，则以更为开放的态度，肯定了赋的艺术魅力，并试图在自己的创作中进行革新。 明清时期的汉赋研究，呈现出一种传承与批判并存的态势。一方面，是对汉赋文本的整理和考证，另一方面，则是对其文学价值和对后世影响的更为深入的思考。这种复杂的态度，反映了当时文坛在继承与创新之间的徘徊。 第四章：近现代的学术视野——汉赋研究的新突破与多元化 进入近现代，随着西方学术思潮的涌入，以及中国社会历史的巨大变迁，汉赋的研究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突破。研究的视野变得更加广阔，方法论也更加多元。 20世纪初，以王国维、陈寅恪等为代表的学者，开创了新的学术范式，他们的研究方法对汉赋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王国维在《古史新证》等著作中，通过古文字、古史料的梳理，为理解汉代的社会文化背景提供了新的视角，也间接深化了对汉赋的理解。陈寅恪先生治学严谨，其对汉代历史、制度、文化的深入研究，为汉赋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使研究者能够从更宏观的视角审视汉赋的时代意义。 与此同时，国内学者也开始从文学史、美学、思想史等多个角度，对汉赋进行系统性研究。例如，郭绍虞、游国恩等学者，在各自的文学史著作中，对汉赋的演变、特征、代表作家及其作品进行了深入的论述，确立了汉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20世纪下半叶以来，汉赋研究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趋势。 文本学研究的深化： 对汉赋文本的校勘、整理、注释工作仍在进行，并且更加注重多学科的交叉，例如利用出土文献（如简牍、帛书）来补充和校正传世文献。 艺术手法研究的精细化： 对汉赋的结构、语言、修辞、意象等艺术手法的分析更加细致入微，例如对赋中铺张描写的具体运作机制，以及其审美功能的探讨。 思想文化研究的拓展： 汉赋不再仅仅被视为文学作品，而是被置于更广阔的文化语境中进行考察。研究者们关注汉赋中所反映的政治抱负、人生哲理、宗教信仰、民俗风情等，将其视为理解汉代社会文化的重要窗口。例如，对汉赋中“主客问答”模式的分析，揭示了其背后所蕴含的哲学思辨。 接受史研究的兴起： 对汉赋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接受情况、评论演变进行考察，理解不同时代、不同学者对汉赋的解读方式及其原因。 比较文学研究的视角： 将汉赋与其他国家、其他文学体裁进行比较，发掘其独特性和普遍性，例如与古希腊史诗、印度梵文文学等的比较。 新文学理论的应用： 运用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接受美学等新的文学理论，对汉赋进行新的解读，例如从叙事学角度分析赋的叙事策略，或从读者反应角度探讨赋的审美效果。 此外，随着考古学的发展，新的汉代文献的不断出土，也为汉赋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丰富材料。例如，马王堆帛书、睡虎地秦简中发现的与赋相关的材料，极大地补充了我们对汉赋起源和早期发展的认识。 结语： 纵观汉赋研究的漫长历程，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时代的研究者，都在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方法，试图揭示汉赋的奥秘。从早期的朴素认知，到宋代的系统整理，再到明清的传承批判，以及近现代的多元化突破，汉赋研究始终在不断深化和拓展。本书正是希望通过梳理这一丰富的研究史，为读者呈现一幅清晰而完整的汉赋研究全景图，同时也为我们今天继续深入理解和研究汉赋，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汉赋，作为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其研究的道路，依然在不断延伸，等待着后来者去探索和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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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的成果，相比较其他汉赋通论性的书，囊括范围更广，主要注意到了笔记、赋集等材料，蛮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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