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序

导言

第一章　总论

第二章　伊大利之文艺复兴（上）

第三章　伊大利之文艺复兴（下）

第四章　法国之文艺复兴（上）

第五章　法国之文艺复兴（下）

第六章　北欧之文艺复兴　弗兰特　日耳曼　英吉利

第七章　宗教改革（上）

第八章　宗教改革（下）新教之流布及旧教之改良

第九章　结论　文艺复兴之结束

本书之撰，蒋氏本人谓依据法国巴黎大学图书馆主任白黎许（Smédée Britch）所做临时讲演“参酌群书以补成”，梁启超则谓“不过取材于彼”，“至于论断，则皆百里自摅其心得”……

本书一九二一年问世，十四个月内连出三版。全书约五万言，梁启超作序，“下笔不能自休”，亦得五万言，与原书字数等。“天下固无此序体，不得已宣告独立，名曰《清学概论》，别索百里为余序”，成就一段空前未有之文坛佳话。

梁启超以“极有价值”评本书：“然则此书者，吾不敢径指为百里所得之曙光，然吾有以窥其求曙光所由之路也。……吾证其为极有价值之作，盖述而有创作之精神者也。”

金宝山以“第一”评本书：“蒋百里撰写的《欧洲文艺复兴史》是我国人士所撰有关文艺复兴的第一本著作。……蒋百里在文中提出的‘人之发见，世界之发见’两点，正是‘民主、科学’的生动注脚，符合时代精神。”

著名文史学家曹聚仁读过本书后，以达·芬奇之“多方面的光芒”评蒋百里：“百里先生也是这样一种人物，一生既为军事学家，又为政论家，也擅长文史研究，诗词都不错，字也写得很好，说话滔滔不绝，风趣横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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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文学家莱蒙托夫在《当代英雄》中有这样一句名言：“不论什么书，序言总是写于最后面而放在最前。”这只是说明序言在文章中的顺序问题。而《辞海》对“序跋”是这样解释的：“文体名。序亦作‘叙’，或称‘引’。是说明书籍著述或出版意旨、编次体例和作者情况等的文章，也可包括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和有关问题的研究阐发。古代多列于书末，如《史记·太史公自序》等。后者一般置于书前，而谓列于书后者为‘跋’，亦称‘后序’。两者体例略同，因合称序跋文。”从序言在书籍中顺序的变化可以看出，序的次序并不重要。而有些序跋本身带有书评性质，这正好暗合了：“有些书评，包括序跋一类的文章，在看所评的书以前值得一读，在看原书以后也值得一读，其本身就是具有一定学术价值和审美价值的独立成篇的好文章。”的确，序跋一类的文体不应只是客套话，而应是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好文章。

《清代学术概论》就是具有序体文意义的一部佳作，它的写作也是学术史上饶有兴趣的一段佳话。事情原本是这样的，“蒋方震著《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新成，索余（指梁启超）序，吾觉泛泛为一序，无以益其善美，计不如取吾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印证焉，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长而自淬厉也。乃与约，作此文以代序。既而下笔不能自休，遂成数万言，篇幅几与原书埒。天下古今，故无此等序文。脱稿后，只得对于蒋书宣告独立矣。”梁启超的五、六万言的《清代学术概论》是一长篇序言，对于《欧洲文艺复兴史》是一个完美的注脚。但因为《清代学术概论》字数过多，所以梁启超又为《欧洲文艺复兴史》写了一篇四百四十余字的序言。更有趣的是，梁启超请蒋方震为《清代学术概论》作序，而根据朱维铮先生的说法，蒋方震曾向梁启超文学并执弟子礼。老师请学生作序，鲜有所闻。

长达五、六万字的《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竟然只用半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真是奇迹！虽然梁启超自己说，1902年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是《清代学术概论》的基础和蓝本，但《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只有很少一部分是涉及清代的。所以，从中我们可以窥见梁启超先生的天才。当然，从1902年起，梁启超就开始对中国学术思想历史进行重新思考，如1918年他曾为子女讲授“前清一代学术”。可见，在《清代学术概论》完成前，梁启超已经对中国学术思想历史特别是清代学术进行了长时间思考。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在学术界影响深远。胡适曾经说他喜读这篇文章，因为“这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因此，《清代学术概论》受到读者欢迎也就不足为怪了。朱维铮称《清代学术概论》为“清学史的经典名著”、“非天才的天才论述”，这种评价是相当高的。无论是从读者的赞誉，还是从学术界的争议来看，《清代学术概论》引起的反响是很大的。

既然梁启超和蒋方震相互作序，那么他们自然会也很多共鸣。对梁启超在《欧洲文艺复兴史》序中的“吾试言吾国之文艺复兴而校其所以不如人之故可乎？” ，蒋方震深表同意。因此，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表示：“‘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简单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而欧洲当‘文艺复兴期’经过以后所发生之新影响，则我国今日正见端焉。其盛衰之迹，恰如前结所论之四期。”概言之，作者都是在中国社会面临严重社会危机的背景下进行写作的。20世纪上半叶，中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中国的各个阶层登上历史舞台探寻救国之路。其中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中西文明以及采取何种姿态利用中西文明。第一次世纪大战后，如何看待西方的自然科学集中反映了如何对待两种不同文明的态度。梁启超顺应国际政治的变化，提出“科学并非万能”的观点。胡适、李四光、梁漱溟等都提出了各自的想法。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看法往往成为两种极端，要么是极端西化，要么是极端传统。在这种情形下，梁启超的“科学并非万能”论很容易将人们引向传统主义。实际上，如何看待中西文明绝不仅仅是理论探讨可以解决的。在历史前进的脚步中，人们越来越有了清醒的认识。

《欧洲文艺复兴史》和《清代学术概论》又有很多不同。首先，《清代学术概论》只涉及思想而未涉及文艺方面，而《欧洲文艺复兴史》则对两方面都有论述。蒋方震指出，文艺复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为美术上之文艺复兴；即中古时代之美术，受希腊罗马艺术上之影响，而大放光明之谓。”“广义为思想上及文学界之文艺复兴。”因此，在研究对象上，这两部著作是有差别的。虽然，梁启超在书中讲到清代美术不发达，但绝不至于一无所论吧！其次，两书的写作线索是不同的。《清代学术概论》以“生、住、异、灭”总结思想的变化。“生、住、异、灭”固然可以反映事物的变化，但用来分析具体事件则容易导致绝对化，从而犯相对主义错误。《欧洲文艺复兴史》以文艺复兴的流变突出社会和时代的变迁。再次，《清代学术概论》着眼于学术评论，是一部思想史，作者未将其置于宽广的社会背景中。《欧洲文艺复兴史》则背景宏大，在社会风气中探讨文艺，在文艺中探讨社会以及学术思想。而之一点恰好反映了两书在写作深度上的差别。蒋方震为《清代学术概论》作的序恰好是《欧洲文艺复兴史》的自序。在序言中，蒋方震提出了几点疑问：“顾何以康熙以后，截然中辍，仅余天算，以维残垒？”“顾何以方向转入经典考据者，则大盛，而其余独不发达？”“顾此说独为当时所忽视，不惟天赞成者，且反对之声而不扬？”这些关系到中国的命运和走向，蒋方震试图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也是他写作《欧洲文艺复兴史》主要基点。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增加三节也试图说明这些问题。可惜的是，梁启超并没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深入探讨这个问题，这就与《欧洲文艺复兴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蒋方震的序是《欧洲文艺复兴史》的点睛之笔，这也是《清代学术概论》最大的败笔。正因为这样，《欧洲文艺复兴史》的社会意义远非《清代学术概论》所能比拟。梁启超以清代学术和欧洲文艺复兴作比较是很不确切的。文艺复兴艺复兴古希腊、罗马为口号，反对中世纪的宗教政治，因而近代经验论中出现实验科学精神。如果说清代学术也是文艺复兴的话，清代复兴的是隋唐、魏晋还是先秦？梁启超未加说明。并且，复古是为了打破传统，而清代学术和宋明都是传统。所以，毋宁说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文艺复兴。此外，蒋方震在《欧洲文艺复兴史》中揭示了一个重要的现象：文明交往及其本土化。从意大利发源的文艺复兴，在不同国家形成不同的特色。如意大利美术重想象，北欧重写实。意大利美术文字复古多，而北欧宗教复古多。从地理环境上讲，意大利更易于接受古希腊、罗马风气，而北欧更重视内在关照。此外，蒋方震还提及语言在文明交往中的作用，战争成为法国接受意大利风尚的一种形式。如此种种，《欧洲文艺复兴史》为我们提供了文明交往的视角和素材。

总之，《清代学术概论》的影响仅仅限于学术界，而《欧洲文艺复兴史》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为世人探寻救国之路指引了方向。但两部著作写作的缘起成为学术史上的佳话，对今天写作书评和序言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蔣方震（1882年－1938年），字百里，晚清浙江杭州府海寧州硤石鎮人。中國近代軍事理論家，陸軍上將。

[編輯] 生平

蔣氏啟蒙於鄉間私塾，接受傳統教育，1898年通過科舉鄉試成秀才，1899年入浙江求是書院，學「實學」。1901年，因獲地方官員賞識，受其援助赴日留學。蔣氏入讀清華學校，繼而肄業於成城學校。這期間，蔣氏組織浙籍留日學生成立同鄉會，編印刊物「浙江潮」，同時擔任首屆主編。此外，蔣氏亦多次參加留日學生的學生運動，並在當中認識了同屆士官同學蔡鍔與其師梁啟超。

1906年蔣氏回國，在趙爾巽幕任督練公所總參議，但為張作霖等舊軍人物排擠，同年赴德深造軍事。1910年再回國，得士官同學良弼提拔，就任禁軍管帶，後轉趙爾巽幕再任前職。然而旋即發生武昌起義，同省同屆的士官同學蔣良簋時任浙督，蔣氏受其邀而任浙江都督府總參議。其後拜門師蔭昌薦蔣氏於袁世凱，袁氏遂任蔣氏為保定軍官學校校長。由於經費受陸軍部制肘，曾因此發生了一宗蔣氏自殺未遂事件，輿論嘩然。1913年蔣氏因此轉任為總統府軍事處一等參議。

1916年，袁世凱稱帝，蔣氏出逃至廣東，響應蔡鍔興兵討袁。不久袁氏憂死，會蔡鍔亦有疾，遂陪同蔡鍔至日本就醫。後來蔡鍔不治身亡，蔣氏因而失去政治靠山，遂在1917年任黎元洪總統府顧問。往後數年間，蔣氏公職清閒，閒來著書立說，擔任一些雜誌的編輯、組織詩社等。1925年為討張作霖，任吳佩孚總參謀長，後來吳佩孚決定聯奉擊馮，蔣氏遂辭而投靠孫傳芳。接著孫傳芳又向張作霖靠攏，蔣氏又離開孫傳芳。1929年，唐生智擁兵討蔣介石，因蔣氏與唐生智過從甚密，且唐為其保定軍校任職校長時期的學生，遂受牽連被國民黨收押入獄，至1931年才得以獲釋。

1933年赴日考察，回國後提出中日之戰不可免，提出國民政府備戰，並擬就多項國防計劃。1935年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高等顧問，奉命以特使身份到歐洲考察軍事，並秘密游說德、意支持中國。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時，蔣百里在西安參與調解。抗戰開始後，發表《抗戰的基本觀念》，斷定以「全民抗戰」、「持久戰」，日本必敗。1938年任陸軍大學代理校長，同年11月4日病逝廣西宜山，享年56歲，國民政府追贈為陸軍上將。死前，盛讚蔣介石繼承三千年抵抗力，緊握四萬萬人身心。

[編輯] 佚事

傳聞在日本軍校，就算蔣百里不拿第一名，日本人仍然拿不到天皇賜刀，因為當時的第二名是蔡鍔。

1911年，蔣百里從東北逃亡，張作霖素惡其人，派人追殺至火車上。蔣氏因內急，火車上的職員打開了洗手間供其使用，在外部替其上鎖(原本火車在發車前不會供人使用洗手間)，因而得免。

1913年蔣百里任保定軍校校長時，曾因校務有求於陸軍部被拒，有感失信於學生，集會時在師生面前以手槍自戕，幸有侍從迅速將槍奪下。之後結識日籍看護佐藤屋子，與其結婚，婚後佐藤屋子改名為左梅。二人之女蔣英是著名音樂家，為中國導彈之父錢學森之妻。

1937年蔣百里在廬山為國民黨高級軍官講學，將其所著結成《國防論》。蔣百里其他著作有《孫子新釋》，《歐洲文藝史》等，結集出版有《蔣百里先生全集》。

有研究者將其人生分作，早年、中年、晚年三個階段。縱觀其一生來看，其際遇的轉折，該三個階段的分界確是顯而易見的。早年階段，意指蔣氏出生至1916年，而1916年的轉折處在於蔣氏失去蔡鍔這位摯友兼其政治靠山。這時候，蔣氏少年得志，日本大正天皇賜刀一事，已令其名揚海內，其回國後也活躍於時局。而且蔣氏的出身與經歷，也是很多清末民初精英的典型，實為研究者值得珍視的一環。中年階段，意指1916年至1930年，受唐生智牽連而成為階下囚。這時候，蔣氏退出主要政治舞台，居閒職令其有餘暇撰文，得以組織其國防理論。當中，蔣氏推動湖南、浙江兩省的聯省自治運動也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二十年代中期，蔣氏本有機會東山再起，可惜誤投政治籌碼於孫、吳。北伐早期，對蔣介石餌之以總參謀長不為所動；北伐剛成，對蔣介石命之以勸誘唐生智抵死不從，似乎已註定其琅璫入獄的下場。晚年階段，意指1931年出獄後至其1938年死去。這時候，由於先前誤投政治籌碼，在蔣介石主政之年，自是有志難伸。然而由於蔣氏頗有名氣，蔣介石亦利用其擅長的羈縻手段應付蔣氏。先是命其為特使赴歐，後任其為陸大的代理校長。蔣氏仕途雖不得志，唯其戰略觸覺益發老練，寫下不少猶如「預言」的論文，屢於事後應驗。就如蔣百里的《日本人 一個外國人的研究》和《抗戰的基本觀念》對抗日戰爭進行的預測，與事實基本一致。可見其戰略水準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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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百里（1882—1938），名方震，晚号澹宁，笔名飞生、余一。以字行。浙江海宁人。祖父蒋光熙（号沐公）为著名藏书家与刻书家，父亲蒋学煦（号壶隐）以行医为生，母亲杨镇和为海盐秀才、名医杨笛舟之独生女。十三岁父亡，十六岁考中秀才，十八岁被聘为同邑桥镇孙氏之塾师。十九岁得桐乡县令方雨亭（国民党健将方声涛之父）、杭州知府林迪臣、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监院陈仲恕（陈叔通之兄）三人资助，东渡日本留学。二十九岁出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三十七岁与梁启超、徐志摩等共赴欧洲考察。五十四岁出面斡旋“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与蒋介石之关系。五十六岁被蒋介石任命为中国最高军事学府陆军大学代理校长，携全家取道湘桂赴任，事必躬亲，心力交瘁，长辞于广西宜山。一九七一年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蒋百里先生全集》，蒋介石题签。

一九三七年初编撰《国防论》，告诫中国之“恐日者”：“……千言万语，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该书影响远及海外，“二战”名将艾森豪威尔、蒙巴顿等多次引用之。

一九三七年秋冬，国民党节节败退之时所写《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一文，断言日本之黄金时代已过，“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一时洛阳纸贵，被黄炎培赞为“有光芒使敌胆为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