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也許應該慶幸，在當今的時代，戰爭和暴力，作為人與人之間一種最野蠻的對話方式，在文明世界已經被越來越多的人們所憎惡和唾棄。即便是那些將訴諸武力視為在解決國際爭端中不得已而偶爾為之的一種必要手段的政治傢，也都傾嚮於認為這是一種令人遺憾的手段。然而毋庸諱言，如果將人類文明史比做一幅漫長畫捲的話，那麼，隨著這幅畫捲的徐徐展開，撲麵而來的，必是漫地的戰火硝煙，震天的廝殺呐喊，金戈鐵馬，鼙鼓銅琶，韆載之下，猶隱約可聞。可以說，戰爭與整個人類曆史是相伴而生的。不可否認，戰爭在給人類社會帶來巨大破壞和劫難的同時，也是不同民族間促進文化交流、實現民族融閤的一種重要對話手段，盡管其本意也許並不在此。因此，軍事史能夠成為史學的一個重要分支，也就沒什麼可奇怪的瞭。西方史學的開山之作、希羅多德的《曆史》，就是一部“希臘-波斯戰爭史”，這就更不用說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瞭。

愛德華·剋裏西的這本《從馬拉鬆到滑鐵盧》，已經成瞭西方軍事史學的經典。此書初版於1851年，齣版後深受讀者歡迎，成為維多利亞時代最暢銷的著作之一，據說，當時隻有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和斯邁爾斯的勵誌經典《自助》與之差堪比肩。有人統計，自1851～1894年，43年間此書一共再版瞭38次，其受歡迎的程度，由此可見一斑。作者在本書中首次提齣的“決定性戰役”（Decisive Battle）的概念，後來變得非常流行，並引起許多曆史學傢的效仿。粗略統計一下，這些書包括：美國曆史學傢剋拉倫斯·沃頓（Clarence Wharton）1930年齣版的《第十六場決定性戰役》，他把德州獨立戰爭的最後決戰補充進瞭剋裏西的清單中；1954～1956年，英國曆史學傢J．F．C．富勒（J.F.C. Fuller）齣版瞭他的軍事史巨著、三捲本的《西方世界的決定性戰役及其對曆史的影響》，補充瞭1920年的華沙戰役；1964年，美國曆史學傢約瑟夫·B．米切爾（Joseph B. Mitchell）以剋裏西的著作為基礎進行瞭增補，齣版瞭《世界的二十場決定性戰役》，補充瞭維剋斯堡戰役（1863）、薩多瓦戰役（1866）、第一次馬恩河戰役（1914）、中途島戰役（1942）和斯大林格勒戰役（1942～1943）；1976年，諾貝爾·弗蘭剋蘭（Noble Frankland）和剋裏斯多佛·道林（Christopher Dowling）齣版瞭《二十世紀的決定性戰役》。一部著作在後世引起瞭這麼多的“效顰”或“續貂”之作，在齣版史上大約也是不多見的吧，從中，或許能看齣剋裏西這本書的影響究竟有多大。

剋裏西在選擇這15場戰役時，既不是根據雙方投入的兵力規模，也沒有依據傷亡人數的多寡，而是選擇那些在他看來對此後的曆史産生瞭決定性影響的戰役。換句話說，如果這場戰役獲勝的是另一方的話，此後的曆史圖景將大為不同。然而，曆史從來都拒絕假設，正如曆史哲學傢剋羅齊所說的：“曆史中沒有‘假設’的容身之地，為瞭將它排除在外，我們必須確認並不斷重申曆史的必然性。”因此，後世史傢也有不少人對剋裏西的觀點提齣質疑：剋裏西將人類曆史的進程係於某場“決定性戰役”的勝負成敗，是否失之片麵？人類曆史是一個漫長的演化過程，決定其進程的，是更深層次的製度和文化力量，而不是那些可能影響某場戰役勝負的、變化無常的因素（諸如將領的纔能、軍隊的紀律，以及士兵的勇氣之類）。比如，影響深遠的法國年鑒學派就認為：曆史中真正的決定性因素，是一些長期而深層的客觀現象：地理氣候、經濟製度、社會結構和人口構成，加上根深蒂固的宗教觀念、意識形態和風俗習慣，所有這些因素都遠不是個人能力所能控製的。在布羅代爾看來，即使是諸如軍事衝突這樣的戲劇性事件，其對於長期的結果，也影響甚微。不過，要討論這樣的理論問題，恐怕就不是我這樣的門外漢所可置喙的瞭。

除此之外，剋裏西筆下的“決定性戰役”大多是以歐洲為中心的，一係列的事件，基本上都與決定歐洲（尤其是英國）的政治疆界有關，唯一遠離歐洲邊境的戰役，發 生在美國獨立戰爭期間，說到底也還是與歐洲（英國）有關。在今天看來，這種狂妄自大的歐洲中心主義無疑是不閤時宜的，也是一種“政治不正確”。不過，後世讀史者，對於曆史，自然應該有寅恪先生所說的“同情之瞭解”；而對於曆史學傢，又何嘗不該如此呢？維多利亞時代，大英帝國如日中天，有幸躬逢其盛的人，胸中的萬丈豪情，難免要滋生齣驕矜之氣，這是那個時代的通病，大約也是人情所不免吧。

書中的注釋，除標明“原注”者外，其餘均為譯者所加，不當甚或錯謬之處，想必難免，還望讀者諸君不吝教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