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庚子国变从闹义和团开始，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满清政府被迫流亡而终，最后签定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这本是关于这一历史过程的长篇报告，刻划出慈禧、荣禄、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等一系列晚清重要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并给他们一全新的观照和审视，文笔生动、语言流畅，给读者以深刻的启示。

张建伟是《中国青年报》的高级记者，向被誉为“中国首记”，其推出的报告文学《第五代》、《命运备忘录》等，以磅礴的气势，忧患的意识，独到的见解，在读者中引起了长久的回响。但近几年，此公却笔锋一转，一头扎进了晚清民初的历史故纸堆中，含英咀华，探颐索隐，不久便推出了长篇历史报告《流放紫禁城:庚子国变》，此作一出，史界坊间莫不鼎沸，或拍案叫绝，或恨之入骨，一时掀起了一股不小的波澜，但正如余杰对钱穆层层剥笋一样，且让我们对此公作一剖析。

纵览中国历史，改朝换代和变法改良是两个亘古亘新而又沉重的话题。每当改朝换代伊始，为昭示政权的合法合理性，便会遗责前朝之不义，之无道，而宣扬革命有理，但一俟进入政权的中盛期，为了政权的稳定性、延续性，便宣扬变法改良，否定暴力的作用。这样便形成了一个二律背反：为政权合法合理计，宣扬革命（排斥改良），为政权稳定延续计，宣扬改良（排斥革命），由此陷入历史怪圈的泥淖中，古今莫外，由李泽厚之《告别革命》所引发的是是非非便为明证，但从此亦使此理论进入了敏感的领域。

张建伟无疑地朝这一敏感领域勇敢地挺进。他有睿智的头脑，一泄汪洋，令人荡气回肠的文笔，以及史界众多的新成果和新材料。这些的相互融合，就使他形成了“骇人听闻”的见解：戊戌变法的失败主要地是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的激进、幼稚、冒进，他们是自取其败的“改革速成”者，而慈禧则是稳健的改革派，这样戊戌变法失败的板子就重重地打在改良者的身上，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为慈禧的恶行。更有甚者，在张建伟笔下，康有为不再是一个关注国家生死存亡，积极推进改革的人，而是一个愚昧疯狂、阿谄权贵、公报私仇、嗜权如命的卑鄙而龌龊的小人，而正是这个“小人”的急躁冒进，做梦都想掌权的一系列行为才最终葬送了戊戌变法，葬送了许多改良者的性命。

张建伟的见解无疑是震聋发聩的，特别是在史界成果往往得不到普及的今天，颇有点“一纸风行，海内视听为之一耸”的味道，欧阳明先生更是评论此书为：“消解旧论，倡立新说，言之成理，实属不易。”但激情往往代替不了历史的理性，泡沫吹的越大，破碎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欧阳明的评论于坊间可能直指一些人的心底，对于史界则不过被人晒笑而已。实际上戊戌变法甫一结束，海外就有贬康的议论，并进而形成了尊康、贬康两种观点，在其后的历史演进中，两种观点互有材料发现，见仁见智，莫衷一是，这从近年来汪荣祖与邝兆江的论战中就可见一斑。而张建伟只不过从尊康的材料成果中取一点，从贬康的材料成果中再取一点，互相揉和，遂成怪胎。这根本不是“倡立新说”，却不过是“杂揉”而又取向于贬康而已。

尤为劣者，张建伟不是广泛地占有材料，“论从史出”，而是先入为主，先确定框架，然后选择有利的材料一点一点地填充，“以论带史”，而这正是犯了史界之大忌。胡适有言：“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可惜张建伟假设极其大胆，求证却是随心所欲。甚至为了自圆其说，不惜伪造诬蔑。比如他说康有为为讨好翁同和，写了一本《书海双楫》（实应为《广艺舟双楫》），夸耀翁同和书法“直有天籁”，是如何如何的好。但实际上正如北大房德邻教授所指出的，此书说到翁同和的只有24个字“吾观海内能书者惟翁尚书叔平似之，惟笔力气魄去之远矣。”是说翁同和的书法有点像康有为的老师朱九江先生，但“笔力气魂”差远了，这哪是夸耀讨好呢，分明是贬损翁。再比如他不断援引的梁鼎芬的《康有为事实》。不过是梁对康的揭发状，能否确信实应打上问号，但张建伟却对其中的康有为嫖妓不付钱一事大肆渲染，并立下肃然的道德判断，这和他自己一向标榜的历史和道德脱离不正是矛盾之攻吗？书中类似这样的硬伤附会不时闪现，这怎能不令人笑谑生疑，讥之嘲之呢？诚不知其可也。

纵览张之雄文，处处闪耀着改革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的论断，俨然一个帝王师，而其在序言中宣告的历史“应为当代人提供新的认知”，“认知是治史的唯一道德”，以及文中处处宣扬的改革渐进论等无疑地向人们昭示：应该进样怎样的改革？从而也就走上了学术政治化的道路，自恃妙笔生花之巨椽，施散匡世济民之良药。但这种隐讳贴金正泄露了他的动机：阿谄权贵，回护现世。从而化为一只媚权的精灵，游飞于帝王的花园中。但这们的改革观向来是知识分子闭门造车的一厢情愿，改革中的波谲云诡，斧声烛影更不是速成与渐进所能说明的，而以“激扬文字”的形式来“指点江山”，正是许多好为帝王师的知识分子的悲剧所在，孔雀开屏很美丽，但转过去就是肮脏的屁股，“徒为世人笑”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