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现在将我发表过的研究或论及古代印度文化的24篇文章结成一集出版,以便读者参阅。这些多是“草创”之作,不足人“方家法眼”,但也许还可以借给后来人做垫脚石。其中有不少附了译文,也是为了便利读者。除说明是出自古译的书以外,文言的,白话的,都是我直接从印度古文(梵语)译出的。有些还附了原文和对照表,以供核对。这增加了印刷排校困难,但方便了读者。我希望这些文章能有研究印度的专家以外的读者,所以尽量写得不那么专门,使有些读者看时可以略去专门的内容而依然能懂。《梵语文学史》和《古代印度文艺理论文选》(人民文学版)和《中印人民友谊史话》(中国青年版),尽管已经绝版而且估计不会再版,也仍作为专著单行,不收入集。关于有些文章,下面再略作说明。

《梵语语法<波你尼经>概述》列为第一篇。《波你尼经》是一部概括全部梵语语法的“经”体的书,是用符号语言编成口诀仿佛咒语的封闭的书。照印度传统,学文法的人只背诵零散经句作为口诀。除专门学习“声明”(语言学)的学者以外,很少人读原著。国际上从19世纪到20世纪陆续出版了德文、英文、法文的译注本,也是只能供专门学者应用。照我所知道的情况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外还只有极少数学者对此书作单方面的专题研究,缺少全面系统而且“通俗”写给注意语言思想文化的读者看的书。我这历尽沧桑终于在“劫余”写定的《概述》,曾于80年代初《语言学论丛》第七期(商务版)得到发表,后来收入《印度文化论集》 (社会科学版)。现在排为首篇,不仅是有“敝帚自珍”之意,而且想引起注意,希望多些人知道这部名声极大而读本文者极少的“经”体的书。我在文中还提出了和别人不尽相同的意见。我不认为这仅仅是教人学习梵语的手册,而认为是概括表述当时知识界内形成的通行语(梵语)的规范,是一种文化思想建构的表现。波你尼总结前人成果编成口诀,一为容易记诵,二为可以保密以见“神圣”,三则是自觉发现了(实是建构了)规范语言的总的结构体系,以为是发现了语言的规范,亦即思想文化的,亦即宇宙一切的规范,因而必须作成“经”体,赋予神秘性。这部《经》和我们的《内经》、《参同契》有类似之处。现在我又觉得这部语言符号的文法书更类似形象符号的《易经》。两书虽都以符号组成,但所蕴含及传达的信息和传达信息的方式彼此不同,而符号网络的构成及内含的思想根源却有相通之处。可惜我这八十老翁纵使竭尽衰年余力也难以一字一字写文来谈这世界上的两部“难念的经”了。

第二篇是《梵语语法理论的根本问题》。这也是据我所知很少有人注意的。古印度人口头传授经典,不写下来,不重文字,只重视声音符号的语言,以为语言存在于口头声音。他们从语音表现的词搜查语根,分析语法,建立结构体系。这里出现了一个哲学思想问题。名词(概念)在先还是动词(行动)或称“述词”(述说行为的词)在先,即,是不是名出于动?有两派争论,以主张 “名出于动(述)”的胜利而结束。全部语词归于不到两千语根,全是动词,即“述词”。这样分析并归纳声音语言为语根和中国人分析并归纳形象语言的文字为五十“部”,而建立“部首”是同一思想路线。一个是以声音为主的语词网络系统。一个是以形象为主的文字网络系统。印度的《波你尼经》成于公元前几百年,而中国的《说文解字》成于公元后百年。较早的《尔雅》的语词分类体系不知是不是也可以算是同一思路而以意义为准。汉语将汉字作为通行语的符号,重视形象。《说文》的《序》中就以伏羲观象画八卦为文字开始。印度正统思想认为“声是常”,认为声音语言永恒,即,口口相传的《吠陀》经典永恒。反正统的佛教思想认为 “声是无常”,即,《吠陀》不是永恒的。他们的“声”就是词,就是中国的“字”,就是语言。中国人重视形象,以字为词,文字也就是语言。重音的以为名出于动,行为在先。重形的是不是以为名是第一?一动,一静。在方音不同而文字统一的中国人看来,音有生灭而形常在,如八卦。用希腊语写成的《新约.约翰福音》开头就说,“太初有道”。这“道”字是logos,逻各斯,亦即语言。记得歌德在《浮士德》中写浮士德博士宣布“太初有为”(行为,Tat)。音和形,动和名,行为和语言,不同理论出于同一思路。中国人思想重形,重名,两者相通(形式,符号)。孔子立“名”,老子破“名”,都是重视语言符号。中国人的传统宗教

思想是祖先崇拜。拜的本来不是偶像而是“神位”,是“木主”,是碑,是文字,是名,代表活人或“死而为神”的人。基督教在拜占廷罗马帝国时期改变了原来希腊(地中海)的文化思想。东方影响了西方。伊斯兰教人印度,影响了印度人本来的哲学思想。佛教人中国也影响了中国人的传统思想。两者都是从西到东的影响。这三大系的文化思想都有前后两大时期的差异。如不把前后时期分开对照以见其有同(传统)有异(变化),研究思想史就难以深入思想内涵而停留于排列组合。古代印度的文法理论中讨论这一名动问题的材料虽留下极少,但可能是点明这一问题的现存最早文献。因此把这篇放在《波你尼经》概述之后,希望引起注意。这和前一

篇都不仅是语言学问题,而是语言哲学问题,又不仅是古代哲学问题,而是连贯下来的思想文化问题。人的群体思想是不可能拦腰一斩“彻底决裂”的。

金克木,1912年8月生于江西。中学一年级失学。1935年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做图书管理员,自学多国语言。1941年经缅甸到印度,在加尔各答游学,兼任《印度日报》及一家中文报纸编辑,同时学习印度语和梵语。1943年到印度佛教圣地鹿野苑钻研佛学,同时学习梵文和巴利文,走上梵学研究之路。1946年回国,应聘武汉大学哲学系。1948年后任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同时任第三至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第五届至第七届常委,宣传部部长。2000年8月5日,因病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