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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作者:刘志伟

出品人:

页数:449

译者:

出版时间:2012-12

价格:52.00元

装帧:平装

isbn号码:9787532556144

丛书系列:

图书标签:

• 汉魏六朝
• 古典文学
• 魏晋南北朝
• 魏晋
• 文化/历史/考古/地理/新经管/政法
• 工具书
• 仰众妙而绝思，终忧游以养拙
• 汉魏六朝 文史研究 学术论著 古代文学 历史评论 中国古典 文献研究 人文思想 历史演变 文化批评

汉魏六朝文史论衡 一、 时代背景：乱世风云与思想激荡 汉末魏晋南北朝，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特殊而又充满活力的时代。东汉末年，政治腐败，社会动荡，黄巾起义、军阀割据，开启了长达四百年的分裂与战乱。然而，正是这乱世之中，思想文化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与蜕变。 在政治上，从汉末的士族崛起，到曹魏的九品中正制，再到西晋短暂的统一，以及南北朝的政权更迭，权力结构和社会阶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门阀制度的形成与巩固，深刻影响着士人的命运与社会走向。同时，北方少数民族的内迁与融合，也为中华文明注入了新的血液，带来了新的文化元素。 在思想文化领域，儒学在东汉末年开始显露疲态，其僵化的礼教与森严的等级已难以适应动荡的社会现实。此时，玄学应运而生，老庄思想重新受到重视，士人阶层开始追求精神上的自由与超脱。他们或是寄情山水，或是耽于玄谈，在乱世中寻找内心的安宁。佛教的传入与发展，更是在此基础上，为当时的思想界注入了更为深刻的哲学思考与宗教慰藉，佛教与玄学的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佛教中国化思潮。 在文学领域，建安文学以其“慷慨悲凉”的风格，抒发了时代动荡下的士人之情；正始文学则在玄学影响下，更显清谈与玄思；建安风骨、魏晋风度，成为了那个时代文学艺术的鲜明标签。诗歌、散文、辞赋等体裁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与此同时，史学也呈现出新的面貌，名臣传记、志人小说、笔记体史书等逐渐兴起，记录着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与人物百态。 二、 文学审美的嬗变：从理性到感性，从宏大到细腻 汉魏六朝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其审美特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汉代的质朴、宏大、注重教化，逐渐转向了魏晋时期对个人情感的抒发、对生命意义的探求，以及对艺术形式的精雕细琢。 1. 建安文学：悲壮的现实主义之声 建安时期，战乱频仍，民生凋敝，文人词客身处其中，自然难以回避时代的苦难。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以及“三曹”、建安七子等一批杰出的作家，以“汉末风骨”著称，其作品充满了“慷慨悲凉”的时代气息。 现实关怀与忧患意识： 建安文学最显著的特点便是对现实的深切关注。作品中充斥着对战争的描绘、对政治黑暗的批判、对民生疾苦的同情。曹操的《蒿里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直观地展现了战争的残酷；曹植的《七哀诗》“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也饱含着对生灵涂炭的悲悯。 抒发个人情怀： 在宏大的时代背景下，个体生命显得渺小而脆弱。建安文学作家不再仅仅扮演传统的“政治代言人”，而是开始更多地抒发个人的情感，包括对生命短暂的感慨，对功业未竟的遗憾，对故乡亲人的思念。曹植的《白马篇》“白马饰金羁，素髫带华缨。…人生处万源，岂可不努力”，既有对英雄的歌颂，也隐含着对生命意义的追问。 语言风格的朴实与雄健： 建安文学的语言风格，一反汉代铺陈夸饰的绮靡之风，转而追求朴实、自然、雄健。多用口语，节奏明快，句式整齐，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如曹操的《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寥寥数语，气象万千。 2. 正始文学与玄言诗：清谈之风与哲理意趣 曹魏后期及西晋时期，随着玄学的兴起，文学也受到了深刻影响，形成了正始文学和玄言诗。 玄学的影响： 玄学崇尚老庄，追求“道”的虚无与超脱，反对儒家的繁文缛节与世俗功利。这种思想直接渗透到文学创作中，使得作品的关注点从现实政治转向了对生命本体、宇宙自然的思考。 玄言诗的特点： 玄言诗以描写山水自然、议论人生哲理为主要内容，语言清淡、说理化，缺乏强烈的情感色彩，更侧重于思想的表达。如郭象的《咏史》“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陆机的《咏史诗》则更多地表现了士人仕途坎坷、怀才不遇的苦闷。 艺术追求的精细化： 尽管玄言诗在情感上相对淡漠，但在艺术形式上，却更加注重章法、炼字，追求一种精巧、典雅的风格。 3. 魏晋风度与士人精神：自由、洒脱与个体解放 “魏晋风度”是魏晋时期士人群体的一种精神风貌，表现为崇尚个性、追求自由、蔑视礼教、耽于名士风流。这种风度深刻影响了当时的文学创作，使得文学更具个体化、自由化、抒情化的倾向。 对自由的追求： 在等级森严、礼教束缚的社会中，士人渴望摆脱束缚，实现个体的解放。这种自由精神体现在他们对自然的热爱、对隐逸生活的向往、以及对传统价值观念的挑战。 情感的真实与率性： 魏晋文人更注重情感的真实表达，不回避内心的矛盾与挣扎。他们的作品中，既有对繁华都市的厌倦，也有对田园生活的憧憬；既有对知己的深情厚谊，也有对命运无常的感慨。 名士风流与艺术形式的探索： 许多文人不仅是思想家、政治家，更是风流名士。他们或饮酒赋诗，或清谈玄理，其生活方式本身就构成了文学的一部分。同时，他们也积极探索新的文学形式，如赋、诔、铭、碑等，使文学体裁更加丰富。 4. 南朝文学：妍丽、细腻与声律之美 进入南朝，社会相对稳定，经济繁荣，宫廷文学和士族文学成为主流。文学的审美取向也发生了新的变化，更加趋向于妍丽、细腻、典雅，并高度重视声律和形式的美感。 艳丽的辞采与对仗工整： 南朝文学，尤其是宋齐梁时期的诗歌，大量运用华美的辞藻，追求视觉上的光彩和听觉上的和谐。对仗成为诗歌创作的重要技法，句式整齐，结构严谨。 抒情方式的细腻化： 情感的表达不再是宏大叙事，而是转向了对个人细微情感的捕捉和描绘，如男女情爱、离愁别绪、思念故国等。谢灵运的写景诗，开创了山水诗的先河，将自然景物的描绘写得细腻生动。 声律之美的追求： 南朝诗歌开始重视诗歌的声律，讲究平仄、押韵，为格律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诗歌的音乐性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赏心悦耳。 骈文的繁荣： 骈文在南朝达到了鼎盛，其讲究对偶、声律、辞藻，常被用于宫廷文告、碑文、书信等场合。虽然有时显得浮华，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锻炼了汉语的表达能力。 三、 史学叙事的多元化：志人、志怪与史料的积累 汉魏六朝时期，中国史学的发展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不仅有传统的纪传体史书，还涌现出许多新的史学体例，深刻影响了后世史学的发展。 《三国志》的史学价值： 陈寿所著的《三国志》，是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它在吸收前代史书优点的基础上，以纪传体的形式，系统地记载了三国时期的历史。其特点在于“史德”的强调，对人物评价持客观公正的态度，并以“注”的形式补充大量史料，为后人研究三国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志人小说的兴起： 乱世之中，人们对个体的命运、人性的善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志人小说应运而生，以记录士人名士的言行、轶事为主。如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以其生动传神的笔触，刻画了魏晋名士的洒脱风流、智慧机敏，成为研究魏晋风度的重要史料。 志怪小说的发展： 志怪小说则记录了当时流行的鬼神、妖怪、奇闻异事。这些作品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未知世界的想象与恐惧，也折射出社会动荡下的民众心理。虽然其史学价值相对有限，但为后世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史料的搜集与整理： 这一时期，许多史家致力于搜集和整理散落的史料，为后世史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范晔的《后汉书》，在编撰过程中，大量引用前代史书、地方志、碑刻等，力求史料的完备。 四、 思想观念的碰撞与融合：儒、玄、佛的互动 汉魏六朝时期，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剧烈变革与融合的时代。 儒学的式微与转型： 汉代的儒学经过独尊的时期，其僵化的礼教和森严的等级已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东汉末年，部分儒者开始反思，但整体上，儒学在政治上的影响力有所下降，其许多观念逐渐被新的思想所吸收或取代。 玄学的兴盛与清谈之风： 玄学以老庄思想为核心，追求“自然”、“无为”，崇尚精神自由。士人们热衷于玄学清谈，通过辩论来探讨人生、宇宙的终极问题。玄学不仅影响了文学，更深刻地塑造了当时士人的精神世界，对个体价值的肯定，对传统名教的挑战，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佛教的传入与中国化： 佛教在这一时期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并逐渐与中国本土思想发生碰撞与融合。佛教的因果报应、轮回转世等观念，为饱经战乱的民众提供了精神慰藉。同时，佛教也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元素，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如禅宗等。 三者之间的互动与影响： 儒、玄、佛三家思想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玄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儒家思想的批判与超越，而佛教的传入又为玄学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佛教与玄学的融合，推动了佛教的中国化进程。这种思想上的碰撞与融合，造就了汉魏六朝思想文化的独特性与丰富性。 五、 结语 汉魏六朝，是一个充满矛盾与变革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文化极其活跃与繁荣的时代。在政治的动荡、社会的变迁中，文人的精神世界得以解放，文学艺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创造力，史学叙事也变得更加多元。从慷慨悲歌到清谈玄思，从写实描绘到细腻抒情，文学审美发生了深刻的嬗变；从经典的纪传体到生动的志人、志怪，史学记录了时代的风云变幻。而儒、玄、佛思想的碰撞与融合，更是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汉魏六朝文史论衡”，正是对这一波澜壮阔的时代，在文学、史学、思想等多个维度进行的深度探究。它不仅仅是对文字的梳理，更是对一个时代精神风貌的解读，是对中国文化发展脉络的一次深刻回溯。通过对这一时期的研究，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演进，体悟中国古代文人的精神世界，以及那些塑造了我们民族文化基因的深刻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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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书最吸引我的是它对“文化转型”主题的深度挖掘。它没有将焦点仅仅锁定在政治或军事的表层变化上，而是极其细腻地捕捉了社会风尚、文学审美乃至日常器用中的细微转向。我发现作者对当时社会心理状态的捕捉非常到位，例如，那种在乱世中对玄远之学的趋附，对个体生命价值的重新审视，都被描摹得既有时代共性，又不失个体独特性。我特别欣赏作者在讨论文学批评范式转换时所采取的比较研究方法，将不同地域、不同流派的观点并置比较，清晰地展示了审美趣味是如何一步步从典雅走向清峻的。行文间，常常能感受到一种对逝去文明的深沉的惋惜与珍视，这种情感的渗透，使得原本可能枯燥的理论分析，变得富有温度和感染力，读起来让人在理性的分析中，体验到一种历史的悲悯情怀。

评分☆☆☆☆☆

这部作品在学术规范和可读性之间找到了一个极佳的平衡点。它不像某些纯粹的专业论著那样，将读者的门槛设置得过高，使得非专业人士望而却步；但同时，它也绝非流于表面的通俗读物。作者在处理复杂史料时，总能用清晰的逻辑和严密的论证链条引导读者，仿佛有一位经验极其丰富的向导，带领我们穿梭于纷繁复杂的历史迷宫之中。我尤其喜欢它在总结部分的处理，每一次对某一阶段性成果的梳理，都不是简单的重复前文，而是站在一个更高的维度对所讨论的问题进行提炼和展望，这极大地提升了全书的结构美感。对我个人而言，这本书提供了一个观察历史问题的全新视角和分析工具，它教会我的不仅仅是“发生了什么”，更是“我们应该如何去思考这些历史事件的内在驱动力”，这是一种更为本质的收获。总而言之，这是一部兼具学识厚度和阅读愉悦感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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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来对那些试图重新审视既有历史结论的著作抱持着审慎的兴趣，而这部作品正是在关键的历史节点上，提出了许多令人拍案叫绝的“反常识”观察。作者似乎拒绝了诸多被长期接受的定论，转而以一种近乎挑战者的姿态，对一些长期被忽略或误读的侧面进行了深入的发掘和重构。比如，对于某个特定军事事件的重新解读，作者通过引入新的地理学视角，彻底颠覆了我原有的认识框架，那种“原来如此”的豁然开朗感，是阅读优质历史研究时最美妙的体验。语言风格上，它保持了一种克制而有力的文风，没有过多华丽的辞藻，但每一个动词和形容词都掷地有声，体现出一种对历史真相的执着追求。这种研究态度，不仅展现了作者扎实的文献功底，更体现了一种罕见的独立思考精神，值得所有对该领域有兴趣的人细细品味。

评分☆☆☆☆☆

这部作品的叙事铺陈极具匠心，作者似乎深谙历史的纹理，笔触在不同时代间游走自如，却又始终紧扣着一条清晰的主线。我尤其欣赏其中对人物命运的刻画，那些鲜活的个体如何在时代的洪流中挣扎、抗争或顺应，被描摹得入木三分。读来仿佛能感受到邺城风沙的凛冽，或是金陵烟雨的迷蒙，那种强烈的氛围感让人身临其境。尤其在涉及早期士族阶层兴衰的篇章里，作者的分析视角既有宏观的结构梳理，又不乏微观的细节捕捉，那些关于门阀政治的微妙互动，那些看似不经意的言谈举止背后蕴含的深层含义，都被抽丝剥茧般地呈现出来。这种洞察力并非停留在史料的简单堆砌，而是融入了深刻的史识与人文关怀，使得整部作品在学术的严谨性之外，更添了一份引人入胜的文学魅力。读完后，我对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理解，无疑被拓宽和深化了许多，不再是教科书上冰冷的年代划分，而是一幅幅有血有肉的动态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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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在论证结构上的精巧设计，着实让人眼前一亮，它不像某些学术著作那样将论点平铺直叙，而是采用了螺旋上升的方式，层层递进地构建起一个庞大的论述体系。作者对于史料的取舍和驾驭能力达到了极高的水准，引用的文献不仅旁征博引，更关键的是，其运用方式充满了说服力，能够巧妙地将看似分散的碎片信息整合为一个有力的整体论断。我特别留意了其中关于思想流变的部分，作者没有简单地将儒、释、道三家进行割裂叙述，而是深入探讨了它们在那个动荡年代如何相互渗透、彼此塑造的过程，那种跨学科的整合能力令人叹服。阅读过程中，我常常需要停下来，回味那些精妙的逻辑推演，因为它要求读者必须保持高度的专注，才能跟上作者的思维速度。整体感觉就是，它不是一本可以“翻阅”的书，而是一本需要“啃读”的经典，每一次重读似乎都能挖掘出新的层次和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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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问题讲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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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先秦诸子的“圣王”理想，到两汉以来以孔子为“素王”、以颜回为“素臣”，则构成一条道德重建和文化复兴的士人思想理路的主线。这不仅是汉儒自觉服务于国家意识形态的意象，也是借以制约、批判王权腐败的重要话语资源。纵观文学创作层面，从《诗经》到汉赋，一代接一代的文学创作主流，在很大程度上与服从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导向密切相关。就政治思想层面而言，从汉初的陆贾、贾谊，盛期的董仲舒，直到汉末孔融等，两汉一辈又一辈的“太中大夫”们，虽各立言说，然其念兹在兹、继往开新的核心，大同小异，均寄情于试图超迈政治权力结构的“素王”志道宏业。关涉文化创造的两大主体，即以帝王为代表的君权，与以儒士为代表的知识群体，可以在追求“王道”的前提下形成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合力。古帝王更重现实政治的功利，而轻忽对“王道”理想境界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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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先秦诸子的“圣王”理想，到两汉以来以孔子为“素王”、以颜回为“素臣”，则构成一条道德重建和文化复兴的士人思想理路的主线。这不仅是汉儒自觉服务于国家意识形态的意象，也是借以制约、批判王权腐败的重要话语资源。纵观文学创作层面，从《诗经》到汉赋，一代接一代的文学创作主流，在很大程度上与服从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导向密切相关。就政治思想层面而言，从汉初的陆贾、贾谊，盛期的董仲舒，直到汉末孔融等，两汉一辈又一辈的“太中大夫”们，虽各立言说，然其念兹在兹、继往开新的核心，大同小异，均寄情于试图超迈政治权力结构的“素王”志道宏业。关涉文化创造的两大主体，即以帝王为代表的君权，与以儒士为代表的知识群体，可以在追求“王道”的前提下形成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合力。古帝王更重现实政治的功利，而轻忽对“王道”理想境界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