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昌碩(1844—1927)作為海上畫派後期領袖，是晚清民初最具代錶性的藝術傢。他以詩、書、畫、印四藝閤一的整體藝術成就享譽海內外，並對近百年來中國傳統書畫藝術的走嚮産生瞭深遠的影響。 關於吳昌碩其人其藝，以前的研究成果已有不少。本書作為“浙江文化名人傳記”叢書的一種，希望能在以下幾個方麵有所開掘，提齣自己的見解。 首先，本書欲以近代史、近代文化史(包括繪畫史)的沿革為經，以江南中心區域的浙西文化圈、浙蘇皖江南畫傢群、海上畫派、浙派文化人等群體的活動為緯，努力勾勒齣吳昌碩在晚清民初社會、文化變遷中的真實位置。 本書取名“百年一缶翁”，自是著意於揭示齣吳昌碩與時代的關係。吳昌碩一生所處時代，正是所謂“三韆年來未有之變局”。他生於鴉片戰爭爆發後四年，與近代史開端共生。他又享長壽，活到瞭1927年。生當此時，他既在戰爭中飽受摧殘，又在仕途坎坷中壯誌不伸，但也得到瞭這個大時代的許多慷慨贈予。 吳昌碩的少年時代，親身經曆瞭太平天國運動的驚濤駭浪。五年逃難流浪生涯的磨難給瞭他一生以深刻的影響，使他通達瞭世事人情，鍛煉瞭堅忍心誌和剛強人格，也使他在日後長時問的逆境裏能始終葆有一份豁達的心境和對苦盡甘來的憧憬。此後，吳昌碩在青年的科舉求學、中年的宦海漂泊兼賣印鬻畫謀生中苦苦尋覓、選擇著自己的人生道路，遊學、遊藝、遊宦生涯構成瞭他一生中時間最長也最為重要的部分。其中，從而立之年到年近古稀對仕途生涯的追求與官場轉徙，嚮來被研究者有意無意地忽視，其實這卻是他在藝術追求外最持久的追尋。如他在蘇州為小吏、候補官員多年，多次入幕，並以金石之藝周鏇於晚清官場，親身參加瞭中日甲午戰爭。仕宦閱曆和政治理想對他的藝術並非都是負麵影響，也使他的藝術具備瞭更高遠、闊大、深沉的內涵，得以從一般畫傢中脫穎而齣。晚年，吳昌碩又經曆辛亥革命、軍閥混戰，一生都在亂世之中，所以臨終仍有“坐觀太平雙眼懸”的期盼，這使他對超越現實苦難、追求美好理想境界有更深的理解。他曾感慨“風波即大道，塵土有至情”，還希望“安得梅邊結茅屋”。他筆下那些色彩絢麗、充滿真實生趣卻又充溢著非現實美感的花卉作品給人異常深刻的印象，因為這正是他心靈渴求的寄托和外化。 在百名我們為之立傳的浙江文化名人中，吳昌碩所處的時代決定瞭他在繪畫史、藝術史中的延續性比開創性更強。他是最後的文人畫傢，忠君愛國，追求仕途和詩文組成的典型舊式人生，卻也在無可避免的時代變遷中，受到瞭現代氣息的濡染。他終於在清廷覆滅後，徹底放棄瞭對功名的幻想，走齣瞭最後一步，定居上海，以賣書畫自給終其一生。這是前代文人畫傢如徐渭、石濤、八大及“揚州八怪”們命運的延續，卻以喜劇結尾。吳昌碩更將畢生豐富的人生閱曆和修為注入書畫，依托早年在傳統文化、地域文化中得到的豐厚內涵，並以廣泛的交遊，以及睿智豁達的人生智慧和亦雅亦俗的人生取嚮，廣結善緣，順應時代，終於在人生最後階段登上瞭海上畫派、西泠印派的最高峰，成就瞭百年中難得的人生傳奇。 本書還希望能凸現吳昌碩人生與藝術的廣闊背景——中國文化傳統尤其是清代及晚清文化語境、學術氛圍，如乾嘉以來文字訓詁之學興盛，道鹹以來碑帖學興替、金石畫風興起，以及明末以來市民思潮的湧動與文化市場的興起，石濤、“揚州八怪”張揚性靈、“狂怪求理”畫風的風行。 在時代影響之外，本書還特彆注重吳昌碩早年在江南中心區域，也就是古浙西一地的浙北、蘇南包括滬上等地遊學、遊藝及與浙江學人、畫人、印人交往的經曆，凸現古浙西文化一脈、繪畫傳統對其一生成就的重大影響。 吳昌碩的齣生地(安吉鄣吳村)和成名處(上海)的關係，正如兩地水係的關係一樣富有隱喻意義：安吉正是上海黃浦江的一個源頭。吳昌碩的一生正如他小時傢前的那條小溪，流齣群山深處，匯成苕溪，流入太湖，流嚮東海 。吳昌碩當年就是以浙江人戀鄉不戀土、順應時代的態度(幾乎和今日浙江人從小鄉鎮走嚮大城市的流嚮模式一樣)，從安吉、湖州、蘇州、上海，一步步漸行漸遠。 古浙西一域正是江南水墨繁華地，自南宋以來，元明清七百年間，書畫傢多齣自此地。1840年後，又有“海派”崛起於此域，成為高峰和新的開端。吳昌碩所擅的畫、書、印、詩四藝在浙西有著深厚傳統。他在青年時代得以知遇此地許多大傢，也遇到許多不得誌卻身懷絕藝的民間纔人逸士，得到瞭人品、性情與纔藝上的熏染。而且，在他人生的各個時期，周圍都有浙江人、湖州人、安吉人，給他以各個方麵的幫助。 當然不能單純以時代與地域來限製吳昌碩，他生前身後的影響早已超越瞭一時一地。但如果不把他放在近現代百年曆史變遷和江南地域文化氛圍中，隻單純從藝術史、繪畫史角度看，是無法真正深刻理解他的藝術所代錶和彰顯的文化精神力量的。 其次，本書希望能寫齣吳昌碩作為近代重要文化人物而非單純書畫傢的一麵，也就是緻力在文化層麵上將他作為個案，探討、揭示兼舊式文人、書畫印詩人、畫壇領袖於一身的他在文化轉型中的典型意義及復雜性，以求塑造齣更豐滿、真實的形象。並希望能通過對其生平的融通性研究，把他納入近現代浙江文化史研究之中，成為其中有機的一部分。 有清一代正是融通與集傳統大成，各種學術與藝術復興的時代。到瞭清末民初，中華文化傳統尚未被時代與人為因素全然斬斷。正是在傳統文化融閤、會通的大背景下，成就瞭那一代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深邃廣闊。吳昌碩藝術的最大特點和優點也就是融通和超越，這成就瞭他的大名。 寫吳昌碩傳時，能特彆強烈地感覺到地域與時代對他一生的巨大推動力，但在機緣之外，他自身的刻苦努力也是他成功的重要原因。所以，也希望能把這本傳記寫成某種程度上的生活啓示錄。 作為一部藝術傢的傳記，本書以傳主生平為主綫，兼顧其藝術，最終仍歸結於其人其事。希望能重現傳主坎坷而充滿傳奇色彩的一生，寫齣他性格真實、復雜的一麵，寫齣一個飽滿、可親的形象：為人多情重義，飽經滄桑，深沉甚至有些世故，卻又至老不失熱情、天真與幽默；性格寬厚，不拘小節，朋友極多，時而有狂放不羈的名士氣，骨子裏卻始終人世，待人誠摯，對藝術刻苦勤奮。並突齣其身上的“浩然之氣”，這一股“氣”既來自他強悍的生命力，也來自傳統文化在大時代中求變産生的強大能量，最終化為他藝術中強健渾厚的精神內涵。 吳昌碩藝術最重要的兩個特色就是野逸與高古，正如他詩畫中常見的“ 野梅”和“蒼石”意象，樸野之氣與金石之氣並存。前者來自深厚的地緣帶來的山野之氣和旺盛生命力；後者則來自他一生鍾情的古缶、石鼓文等古金石元素，如他曾“以缶為廬”，把金石作為精神和藝術的寄托，並化入書、印、畫，成就獨特的藝術生命。這兩個特點，內在可統一為吳昌碩受道傢思想(也是中國藝術精神主流)影響，追求自然樸拙美的“道在瓦甓”的藝術思想；外在則統一在他平生最齣色的以金石書法所寫的粗筆寫意花卉上。他將海上畫派趙之謙、虛榖、任伯年等人畫風的創新更推進一步，以濃艷的色彩賦予水墨花卉以生機活力，使文人畫嚮市民審美情趣傾斜。但由於濃厚的金石氣，他的畫被人譽為“古艷”而非“俗艷”，那正是從傳統文化中孕育齣的，從《離騷》、古金石、唐詩等藝術精華中開齣的筆墨奇葩、古艷之花。 吳昌碩藝術的獨到之處，就是以金石人印、入書，再入畫，以最傳統的藝術因素和審美理想塑造瞭嶄新的藝術風格和風氣。這自是得益於他從不屑做任何人的門下走狗(即使是他平生最敬重的徐渭，他也說“闆橋肯作青藤狗，我不能狗人其宜” )，有著比其他同時期畫傢更清醒的開宗立派的意識。 關於吳昌碩，還有許多方麵都是很耐人尋味的。如他藝術和人生的雅俗 趨嚮，他是否文化遺民，還有“晚年是詩翁”等都值得探討，在本書中都有所涉及。 吳昌碩一生中復雜的際遇、豐富的性情和廣闊的交遊，給他的傳記增添不少色彩。而他因時代而存在的局限，如曾執著於仕途，如賣畫以求“吃一口肉飯”，也都是真實可愛的。還有他在藝術方麵的不足，如追求野逸而流於“江湖氣”，追求金石高古之意帶來的“乾枯”，也反襯齣他在藝術上的創新意識和強烈個性。他的人格與藝術魅力，至今仍令人深思。 吳昌碩身後在書畫印學上的聲譽，藉眾多齣色弟子和畫派鮮明風格之力在近80年來氣勢不減，影響遠及今日畫壇，藝術生命綿延不絕，更一度因為建國後大眾對雄健剛強審美趣味的偏好而獨領畫壇風騷。吳氏的後人、學生更用迴憶和景仰塑造瞭一尊藝術上的偶像，巍然、儼然，卻也漸漸失去他原本人生的生動、樸實和親切。 本書緻力擷取可信的一手資料(如吳昌碩本人詩文，吳昌碩早年友人及同時代人的墓誌銘、來往書信、贈詩等，以及從日本迴歸的吳昌碩書畫詩信等資料)，努力祛除曆史中的浮光掠影。希望能在再現時代的復雜背景上，還原曆史的本相、人情的隱秘，再現一些細緻生動的場景，描繪齣吳昌碩真實一生的大緻綫條，顯現其獨特經曆所孕育的豐富個性色彩。並解釋為何吳昌碩能在群賢輩齣的清末民初之際成為一代畫壇宗師，正視與正確評價崛起於近代海上的他作為近代書畫界偶像的真實文化意義。既不因日後一些海派末流狂怪無理、漸入江湖的作風而貶低他在畫史上融通雅俗與超越傳統的曆史貢獻，也不過分揄揚，旨在寫一部平實的人物傳記。 在這世紀交替之際，迴顧近代中國文化藝術的百年曆程，今人對吳昌碩的復雜感情，正來自他們對過去百年中國文化命運轉摺的懷疑與繼續探索的決心。無論如何，吳昌碩的地位是不可搖撼的。他在那個時代，既葆有文人畫書、畫、詩、印的格局，又能獨創新意；既順應瞭各方麵的潮流，又成就瞭自己的成功人生，並有著大量的追隨者，確實無愧於“百年一缶翁”之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