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记”是什么？杂记是古人在划分文章体裁中确定的一种文体。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序说》讲到这种文体：“大抵记者，盖所以备不忘。如记营建，当记月日之久近，工费之多少，主佐之姓名；序事之后，略作议论以结之。此为正体。”古人划分文体，为编选文章提供了很大便利。如梁萧统《文选》，宋姚铉《唐文粹》、吕祖谦《宋文鉴》，清姚鼐《古文辞类纂》等名选，走的都是分类编选这一路子。古往今来，文章的编选工作一直没有停止过。大概在编选中，各家愈来愈难以控制杂记文章的范围了；同时，有人又总想界定清楚“杂记”的性质和规制。姚鼐在其《古文辞类纂·序》中说：“杂记类者，亦碑文之属”，即为一例。

　　文体随着时代发展而越来越丰富，这是一般规律；汉字在表现主客观事物上的创造性和张力，充分表现出来。今人睿智地说：狭义地说，杂记似可以简约地分为四类：即台阁名胜记、山水游记、书画杂物记和人事杂记；广义地说，杂记包括了一切记事、记物之文；甚至可以讲：包括正史以外的传记以及同传记性质相近的行状、碑志等一切记叙文，统可称为杂记。

　　“杂记”这两个字及其作为文体的含义，早在《礼记》中出现。这部文化原典是一册儒学杂编，其中有通论礼意及学术的，专释《仪礼》的，记录孔子及弟子时人杂事问答的，有记载古代制度礼节的，等等。在《礼记》中有“杂记上” “杂记下”两节，前人郑玄《礼记目录》称：“名曰‘杂记’者，以其杂记诸侯以下至士之丧事。”孙希坦说：“此篇所记……以其所记者杂，故曰‘杂记’。”

　　杂记体作品至迟在魏晋时代就已经产生，其标志物之一是这个时代创作了大量的杂记体“志怪小说”。唐宋以后古文家所写的杂记，往往于记叙中夹议论、兼抒情，有时议论、抒情的份量相当多。有的专发议论的杂记，实际上已可归入论的一体了。

??? 在历代说部和史部的笔记作品中，各家所记内容丰富多彩，诸如文化艺术、科学技术、风土人情、遗闻佚事，无所不记，成为“杂记”的渊薮。魏晋时代的杰出作品、亦为“志怪小说”的《世说新语》，就是一部笔记文学作品集。而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还有他的《补笔谈》、《续笔谈》），被前人评为“记事周详，属词严正”，显示出杂记体在史部中的重要作用。

　　杂记文字一般不刻意求工，风格清简而自然，有“质胜之文”的美誉，价值不在以文学笔法所写的作品之下。

　　今天对“杂记体”的研究还在继续着，“杂记体”的范围及其作品在扩大。顾颉刚指出“左传原本”在刘歆以前早已存在，“《左传》原亦杂记体之史，犹《国语》、《战国策》、《说苑》、《新序》、《世说新语》、《唐语林》、《宋稗类钞》……”有人认为：《老子》一书是随想式的杂记体，是老子把平时思考的问题，用诗一般的语言记录下来；《包公案》，又名《龙图公案》，乃是一部杂记体的小说；《西游记》应该是地理游记而非小说，因为有“游”字；吴承恩以写杂记著称，那么他的《西游记》应该是杂记体（以上为网上搜索所得）。

　　在确定本书编选范围时，编者首先将“中华千古诗文丛书”选目浏览一遍，发现丛书已有《千古碑铭》、《千古游记》两种。其次发现： 国笔记文学亦浩如瀚海，仅编者寒架上《笔记小说大观》，就收集了从晋到清的笔记作品二百余部，《旧小说》收有笔记七百余篇。这套丛书是安徽文艺出版社用与时俱进的发展观，努力构筑的一个为普罗大众所喜欢的文学国粹馆；旨在普及、传承 国传统文学优秀作品和凸显延续根脉的人文精神。从杂记中析出碑铭、游记作品，是有其实用意义的，可以让读者、观众对这两类作品看得更加仔细和系统。 向出版社建议：丛书再从历代杂记中析出笔记作品，单独形成为《千古笔记》。

　　于是，编者之《千古杂记》没有碑铭、游记、笔记作品，在所选百余篇杂记中，近百分之八十的篇目是以题名为记的文章，如《冷泉亭记》、《醉翁亭记》、《汾湖石记》。剩余各篇目中，一是题名为“书”为“志”为“题”者，如《书何易于》、《项脊轩志》、《书王尚甫事》、《书鲁亮侪》、《题东坡笠屐图》、《书继洲及对山事》、《题词〈江南卧游册·横塘〉》，前人早就认定“书”、“志”、“题”就是“记”；其中，为绘画作品题写的文字也叫做“题画记”或“画记”（从这个意义上讲，“题”字就是“题画记”或“画记”的略称）。二是题名为“传”者，如《方山子传》、《童区寄传》、《徐文长传》、《息庵翁传》、《李贺小传》、《戴文进传》、《黄山人小传》、《阎典史传》，它们的行文体式和风格都符合杂记体，而与所谓传记体并不一致。三是题名中没有“记”、“书”、“志”、“题”、“传”者，但又的确是杂记作品，如《斗蚁》、《斗蚁》、《观潮》、《左忠毅公逸事》；又如《景林寺》、《三峡》，它们分别选自《洛阳伽蓝记》和《水经注》，足以说明魏晋时代确实是 国杂记体成熟期；而《跋李庄简公家书》一文则是阅读杂记；《说居庸关》一文最特别，文题中一个“说”字，让人以为它是一篇论文，可是一读之下 们便能发现它是一篇以夹叙夹议见长的杂记。

　　有人为解说以“志”为题的杂记，说记人叙事的《项脊轩志》是杂记，因而这里的“志”与“记”是同义的。如此推论，记人叙事的《徐文长传》等是杂记，因而这里的“传”与“记”是同义的。其实，中国文字字义很复杂，如果查一查专业辞典就会发现，“书”、“志”、“题”、“传”、“写”（甚至“跋”）等等，都有“记”的意义。这与 们国家有着五千年书写文明的历史是相称的。 想：文章题目不是 们判别杂记体的准衡；《千古杂记》聊备数“格”有好处，它能使读者更多了解杂记体作品的纷繁多样性。

　　编者之《千古杂记》选文在五篇以上的杂记作家共有五人，他们是：欧阳修（7篇）、苏轼（6篇）、袁宏道（8篇）、方苞（6篇）、姚鼐（5篇）。这些杂记大家的作品不得不多选一些。欧阳修、苏轼是文章“唐宋八大家”中的两位，他们把人生经历和情感世界寄寓在台、阁、亭、堂、园、庙诸名胜上，林林总总，让 们堪足玩味；后来者在台阁名胜杂记上的所兴所托、所赋所议，都难出其右。袁宏道斗虫斗鸡杂记则别具一格，人与动物理趣一也；它们连同袁氏其余诸作，既为“性灵”张目，也替“公安派”争足了面子。方苞、姚鼐的杂记，是雄霸清代文坛的桐城文派关心世态民情、注重人文精神的典型篇章，学“桐城”章法当从这里入手。 没有理由不多选一些上述前辈的杂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