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民國時期經濟政策的沿襲與變異(1912~1937)》齣版瞭,可喜可賀!
十多年來,作者以民國時期的經濟政策作為自己研究的主攻方嚮,兢兢業業,默默耕耘,堅持不懈,成效漸著:搜集和整理瞭大批資料,發錶瞭多篇專題論文,承擔並完成瞭《中國近代經濟史,1895—1927》一書中有關北洋政府時期經濟政策部分的寫作任務;攻讀在職博士生期間,一麵學習,一麵繼續研究,並以民國時期(1912~1937年)的經濟政策為題,寫作和提交博士論文,這就是大傢現在看到的書稿。論文獲得答辯委員會的一緻好評,並被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作為優秀論文,推薦參加全國優秀博士論文評選。可見本書並非急就篇或泛泛之作,而是作者多年來從事民國經濟政策研究的心血結晶。我作為作者的博士生導師和書稿的第一位讀者,為作者在研究領域取得的豐碩成果感到欣慰和驕傲。
一個國傢或地區經濟的發展變化和興衰起伏,固然受到自然、政治、社會和市場等多種條件和因素的製約,有其本身固有的規律,但政府的經濟政策起著極為關鍵的作用。一個國傢或地區的經濟興衰、産業結構、經營方式、經濟效益、利益分配等等,都能從經濟政策找到答案。因此,經濟政策是經濟史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麵,越來越受到研究工作者的重視,近年來,已有不少研究成果麵世。作者在這方麵的研究雖然不能說是開創性的,但有創新和發展,有新的思路、視角、觀點、方法和內容、材料,在他人研究的基礎上嚮前跨進瞭一大步。
本書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對民國時期北洋和國民黨兩政府的經濟政策進行連貫和整體的探究,突破以往將兩者截然分開的研究模式,從一個新的視角來考察這一時期的經濟政策,以“沿襲與變異”概括二者之間的關係。通過對政權性質、機構裁設、製度廢立、人員去留、資産階級參政的新舊替代、政策來源、政策思想和社會輿論發展軌跡,以及同西方列強的關係等的分析,揭示兩者之間既有變異又有沿襲的內在聯係,進而探究近代經濟政策的階段特性和整體共性。“沿襲與變異”,緊緊抓住瞭民國時期北洋、國民黨兩政府經濟政策發展變化的脈絡和特徵,也是對經濟政策和經濟史研究的一種新的拓展。
在“沿襲與變異”的主綫下,書中對北洋、國民黨兩政府的經濟政策,從法律、法規等規範性文件到政府及官員的經濟行為,從經濟政策的外部環境到政策本身的內容實質,從政策的實施條件、手段到政策的實際執行,進行瞭全麵和深入的考察分析。通過黨政和立法途徑製定發布的主要經濟法規,北洋政府達100多項,國民黨政府增至200餘項,其間的傳承、增刪和修訂,反映瞭社會經濟關係、統治階級的經濟意誌和國傢法製建設的發展變化。作者對這些紛繁復雜的經濟法規,細心檢索和梳理,扼要介紹和分析,使讀者能窺其全貌。
不過,法律、法規以及條例、章程等隻是經濟政策的一部分。政府及其官員的經濟措施、經濟行為是經濟政策的另一部分,而且可能是更重要、對社會經濟發展變化所起的作用更直接的一部分。同時,各項經濟法規、法律、條例、章程未必付諸實施:閉門造車,華而不實者有之;裝潢門麵,欺騙輿論,根本無意實施者有之;雖願實施,但限於財力、物力、人力資源,心有餘而力不足者亦有之。一些經濟法規、法律和條例、章程即使付諸實施,也未必能夠不摺不扣、自始至終和達到預期目的,往往虎頭蛇尾、半途而廢者有之;南轅北轍、事與願違者有之;陽奉陰違、掛羊頭賣狗肉者更有之。可見寫在紙上的經濟法規、法律和條例、章程條文是一迴事,決策和製定者的真正意圖及如何詮釋、是否願意和如何實施、取得何種效果,又是另外一迴事。因此,本書並沒有停留在對經濟法規、法律等條文的介紹和分析上,而是用瞭相當多的篇幅考察北洋和國民黨兩政府及其官員的經濟行為,揭示其經濟政策在製定、詮釋和實施過程中齣現的種種矛盾、蛻變和背謬。權力和財力是實施經濟政策的基本條件和手段,北洋和國民黨政府曾圍繞經濟政策的實施條件,實行多項改革措施。但由於鞏固統治尤其是財政需要,原本是“養雞下蛋”的經濟改革很快蛻變為“殺雞取卵”的財政搜颳。在國民黨的産業政策中,不乏以扶植、奬助和促進私人資本發展為主旨的法規文件,但實際推行的卻是韆方百計滲透、改組、沒收和奪占民營企業的經濟暴政。
最為荒唐和背謬的還是國民黨土地政策的蛻變及其對孫中山“平均地權”和“耕者有其田”革命主張的公開背叛。國民黨政府土地政策的綱領性文件是1930年6月頒布的《土地法》。在此之前,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曾通過《土地法原則》,肯定孫中山的“平均地權”主張,承認“人民有平均享受使用土地之權利”,為此“必須防止私人壟斷土地”。但據此製定和頒發的《土地法》,卻沒有“平均地權”或“耕者有其田”的任何內容和條文。隨著工農土地革命的發展和國內階級鬥爭的日益激化,國民黨政府的土地政策加速蛻變和嚮封建大地主傾斜。1932年,蔣介石在親自坐鎮的豫鄂皖“剿共”總部發布的《土地處理條例》,強調土地分配“重在均耕,不在亟亟均其所有”。具體辦法是在承認和保護地主土地所有權的前提下,嚮各村有耕作能力者“計口授田”。同時實行“限田”,準備規定私有田畝的最高限度,對地畝超額的地主,用纍進法徵課田租所得稅,限製地主的土地收益,使其資金投嚮其他領域。並聲稱要通過“和平”和“漸進”的方式達到“耕者有田”。次年12月,蔣介石從南昌嚮南京發瞭一紙專談土地政策的電報,全麵推翻自己親手製定的《土地處理條例》。他聲稱中國既無土地分配不公的情況,也不存在土地總量供應不足的問題;認為從全國人口和土地分配看,“不苦人不得地”,而是“地浮於人”;而且各省“亦絕少數百畝、數韆畝之地主”,三數十畝的中小自耕農“確占半數以上”;中國土地“不患地主把持”。因此,他的結論是,解決農民土地問題,不是“平均地權”,而是“均佃”,即以閤作社集體耕作方式,按各戶耕作能力,“公平分佃,隨時由社評定增減”。這樣,蔣介石不僅推翻瞭自己剛剛提齣的“限田”和“漸進”式均田設想,而且公開背叛瞭孫中山“平均地權”和“耕者有其田”的革命主張。
政府的經濟政策和經濟行為是統治階級經濟意誌的體現,其目的首先是維護和擴張統治階級的利益,北洋和國民黨兩政府的經濟政策、經濟行為及其變異都是基於這一目的。但是,一個開明和進步的政權,在政策製定和利益分配等問題上,會在統治階級和全體民眾之間、在維護統治集團利益和保持社會安定、和諧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北洋、國民黨兩政府政策的失敗,其主要原因是沒有找到或者根本不願尋找這個平衡點,而是越來越不擇手段地侵奪廣大民眾的利益,以滿足統治集團不斷膨脹的貪欲。
作者在經濟政策的曆史考察和理論探索中,還提齣瞭一些新的概念、觀點,采用瞭一些新的方法。如提齣瞭經濟政策“近代轉型”的標準及其衡量尺度,以此檢視民國經濟政策的曆史腳步。書中提齣,所謂近代轉型,就是經濟政策從古代封建王朝的君主專製、人治為主以維護和調整封建經濟秩序的型式,轉嚮近代民族國傢以法、依法管理社會經濟,維護和促進資本主義發展的型式。民國經濟政策即處於這種轉型中。其中,北洋政府的轉型基本滯留在製定法規、法律的階段;國民黨政府的法製水平亦有限,未能給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一個有利的環境,而是憑藉國傢政權采取法製及其他非常途徑實現國傢壟斷資本主義,政策轉型的腳步尚蹣跚於半途,並已走上岔道。作者提齣並運用“官商資本”概念來分析經濟政策,也有其獨到的見地和意義。同時,作者有意識地形成瞭自己的一些方法,如政策手段、條件的剖析,政策顯性和隱性層麵的分解與剖析等等。這是在藉鑒國外學者相關理論的基礎上,對經濟政策研究的理論、方法的創新。
總之,《民國時期經濟政策的沿襲與變異(1912~1937)》是一部構思新穎、內容充實、值得一讀的好書。當然,民國時期經濟政策涉及麵很廣,值得探討的問題很多。由於時間和經驗的限製,本書在這方麵的研究還是初步的。一些重要資料尤其是檔案資料、地方資料的發掘、整理;一些新的觀點、論斷的闡發、充實和提升;一些重大問題,諸如經濟政策的內外環境,中外關係和西方列強對中國經濟政策的影響和製約,經濟政策的實施及其效果,前近代社會封建文化、社會政策的積澱及其影響等的進一步深入研究,尚待時日。我期盼作者更多的優秀研究成果問世。
劉剋祥
2005年6月於香江
引 言
民國經濟政策的研究並不是一個全新的課題。1945年二戰結束至1949年國民黨退踞颱灣後,由於國民黨政權與美國的關係,鮑嶽甫(D.S.Paauw)、楊格(Arther N.Young)、費維愷(A.Feuerwerker)和稍後的費正清(J.K.Fairbank)等美國學者,以及在美國的吳元黎、錢端升、薛光前和王業鍵等華人學者,就開始檢視和總結南京政府的經濟政策,用他們的專著或在著作中專門加以論述。一時間這個話題成為中國學的熱門。北京政府經濟政策的研究開始較晚也相對薄弱,是隨著對北洋軍閥史和民國經濟史的探討的深入而引發的專門研究。20世紀80年代,隨著早期現代化新命題的展開,近代經濟政策及中外比較引起重視。據《中國經濟史研究》索引,1986~1995年的10年間發錶近代“經濟政策與宏觀經濟管理”的論文近40篇。其間,硃蔭貴、硃英、石柏林等學者貢獻瞭晚清或民國南京政府經濟政策的專著,外國學者楊格、小科布爾(P.M.Coble Jr)、白吉爾(Marie—Claire Bergére)的有關論著的中文版先後麵世。1998年,硃英與石柏林閤作齣版瞭《近代中國經濟政策演變史稿》,對從晚清到國民政府整個中國資本主義時期的政府政策進行瞭分段式的研究。
本書將對民國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的經濟政策作貫通性的探究,這在尚屬不平衡和薄弱的民國經濟政策研究中,應是一番新的嘗試。1912~1937年,是百年近代中國的經濟政策的一個典型時期,是從民國1~26年的一個相對完整的曆史階段。雖然發生瞭1927年的政權更替,但南京政府並非在一張白紙上作畫,而是承認瞭北京政府的債務,留任瞭它的人員,沿用瞭它的法規。其間既有延續和沿革,更發生瞭一定程度的變異。至1937年,如同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達到較高的水平,近代經濟政策也具有瞭典型性、代錶性和一定的完整性。在此以後,中國經濟的總量再沒有恢復到同等的水平,而經濟政策也進入瞭戰時的非常狀態,戰後則隻有短暫的調整和掙紮。為完成這項探究,本書將依次追究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經濟政策齣颱的綜閤背景,分析眾多的政策文件以抽象其中的政策內容,並說明兩政府經濟法規的沿革和經濟法製的進度,考察實現政策目標的權力和財力兩大政策手段的狀況及其前後變化,透過政府經濟行為來充分揭示政策的實質與得失。本書提齣經濟政策“近代轉型”的命題,以轉型標準全麵衡量民國經濟政策的程度和水平。本書試圖圍繞沿襲與變異的主題,將理論與史實相結閤,對經濟政策進行解析,以求在方法和觀點上有所創新。
西方經濟學中所說的宏觀經濟政策,特彆是凱恩斯主義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建立在市場機製作用的基礎上的,政府通過稅收、預算支齣和利率等經濟杠杆和政策工具,對市場機製進行乾預並利用該機製的作用來影響總需求,以實現就業和國民收入的政策目標。這些理論都有規定的假設前提,所針對的是西方國傢一個時期的經濟現實;它們本身也在隨經濟形勢的變化而演變和發展,如20世紀60~80年代西方普遍存在的滯脹局麵,又將時滯、預期等因素引入,促使瞭貨幣主義、供給學派、理性預期和博弈理論的興起。相形之下,民國時期的經濟現實還在新舊交織狀態之中,並沒有形成可稱完備的市場機製;政府乾預也常常並不順應和利用這種機製,而采用以行政手段直接插手經濟運行的方式。因此,對當時的經濟政策的認識是不能生硬地套用這些理論的,否則,隻能譬如以解剖大象的方法來解剖麻雀。當然,民國時期的財稅和貨幣舉措,已開始有意識地仿行西方的既成製度,乃至請英美顧問幫助籌劃;隨著社會經濟之中資本主義製度因素的增加,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西方理論中的某些機理。不將經濟政策的內容界限在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的層次和意義上,並不妨礙對財政、貨幣因素的政策意義進行分析。而且,由於中國曆代經濟政策思想與實際的“財政本位”的傳統,財政因素將更加有助於認識經濟政策的實質。
對經濟政策的探討將圍繞是否發展中國資本主義這一主綫來展開。對於近代齣現的新的生産方式,國人最早名之為“洋務”,後又曾賦予“工藝”、“商務”等名稱。由不予認同轉而嚮傳統思想尋找名稱移植的依據,但是終究未能脫離傳統概念中“商”的籠統含混與視“工”為奇巧末技等局限。其實,早在1893年鄭觀應就提齣瞭“實業”的新概念。他在《盛世危言後編》中說:“查工藝一道嚮為士大夫鄙為末技,謂與國傢無足輕重。不知富強之國,首在振興實業。”這裏雖然仍將實業與工藝並稱,但自此“實業”(Industry,Business統稱)概念逐漸推廣。從梁啓超到孫中山,都以“振興實業”相號召。清末民初的實業巨子張謇,對實業概念作瞭更為準確和完整的闡釋:“實業者,西人賅農工商之名,義兼本末,較中國漢以後儒者抑商之說為完善,無工商則農睏塞”;“實業在農工商,在大農大工大商”。可見實業概念較之洋務、工藝、商務,更為適當地涵蓋和體現瞭資本主義的經濟關係,同時又是對傳統的經濟觀念和經濟關係的批判和否定。新經濟概念的提齣與轉換,蘊含著觀念與現實變革的深刻內涵。民國初年,實業救國和建國成為廣泛的社會要求。就政府的經濟主管部門而言,民國南京臨時政府始設實業部,北京、南京政府的部門設置,不論是作農林、工礦、農商或工商、農礦的分設調整,都有閤並為實業部的趨勢,各省所設相應機構為實業司(廳)。這又錶明實業概念逐漸為統治者所接受和運用。
如果將中國社會經濟的早期現代化,扼要概括為實現“大農大工大商”的工業化,那麼,實業政策即是近代經濟政策的主要和中心的內容。因此,本書既不是套用西方宏觀經濟政策的理論,也不擬對經濟政策依行業劃分作單獨的論列,如將農、林、漁、牧、工、商、礦、金融、交通運輸等百業一一分門彆類予以大而全的臚列(如同産業政策);而是取經濟政策的狹義,遵從和沿用當時總體性的實業概念,將經濟政策的中心內容和主要範圍界定為實業政策,並以此及於其他。
後 記
本書是我從事中國近代經濟史學習和研究的階段性的探索之作。繼2001年閤著《清末民初經濟政策研究》齣版後,我以民國時期經濟政策研究為題申請2002年國傢社科基金課題,本書即該項目成果。寫作過程中,幸得劉剋祥先生指導,濛硃蔭貴先生、史誌宏先生、陳爭平先生指教,得到吳承明先生、王方中先生、孫健先生等學界前輩的寶貴意見。書成後既覺瑕疵或已減少,又深感與諸位先生的教導、期許相去仍遠,因此感激與慚愧共存於心。
本書的齣版,獲得廈門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資助。特彆感謝尊為同行師長的陳支平教授,承濛他對本書的梓行鼎力相助。福建人民齣版社的編輯魏芳女士,為此也投入瞭熱心細緻和高效的工作。在此一並深錶謝忱。
徐建生
2005年歲末
這本書的寫作風格頗具特色,它並非那種枯燥乏味的學術專著,而是將深刻的理論分析與生動的故事敘述巧妙地結閤在一起。作者在處理大量史料的同時,依然保持瞭敘事的流暢性和可讀性,這對於我這樣的普通讀者來說,無疑是一大福音。我尤其喜歡作者在描述某些關鍵經濟事件時,引入的 anekdotes(趣聞軼事)或者人物的內心獨白,這使得冰冷的經濟數字和政策條文變得有血有肉,更具感染力。例如,在講述某一時期財政改革的艱難時,作者會穿插一些當時報刊上的評論,或者某位官員的日記片段,讓我們得以窺見政策製定者所麵臨的巨大壓力和輿論環境。這種“細節呈現”的方式,不僅增強瞭曆史的真實感,也讓我對那個時代的經濟決策者們有瞭更人性化的理解。書中對不同政策的“沿襲”與“變異”的對比分析,也做得非常到位。作者並沒有將政策孤立地看待,而是追溯其淵源,分析其在不同時期的演變,以及為何會齣現這種演變。這種動態的視角,讓我不再認為經濟政策是靜態的、一成不變的,而是隨著時代的發展、社會的需求以及內外環境的變化而不斷調整和創新的。讀這本書,就像是在解開一個層層包裹的謎團,每解讀一層,都能發現新的驚喜和深刻的啓示。
评分坦白說,在閱讀這本書之前,我對民國經濟史的認知是比較零散和片麵的,總覺得它是一個充滿動蕩和不確定性的時代,經濟發展似乎總是受製於政治鬥爭和外患內憂。然而,這本書徹底顛覆瞭我的這種看法。作者以其宏大的曆史視野和精湛的分析能力,勾勒齣民國時期經濟政策一張錯綜復雜卻又充滿邏輯的圖景。我最欣賞的一點是,作者並沒有迴避那個時代經濟政策的局限性,而是直麵它們所帶來的挑戰和問題,並深入剖析其根源。例如,在探討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時,作者清晰地闡述瞭其麵臨的先天不足和後天挑戰,包括官僚資本的擠壓、外國資本的衝擊、以及國內市場的分割等等。然而,他並沒有因此否定民族資本傢們所做的努力和貢獻,反而通過大量的史料,展現瞭他們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如何頑強地探索和發展中國自己的工業體係。這本書讓我看到瞭,即使在動蕩的時代,經濟發展依然有著其內在的規律和動力,而那些經濟政策的製定者們,也在不斷地學習、藉鑒和摸索中前進。作者對不同時期經濟政策之間聯係的梳理,也做得非常齣色,他能清晰地看到政策的“源”在哪裏,“流”嚮何方,以及在流動的過程中,又産生瞭哪些新的“變異”。這種“前後貫通”的敘事方式,讓我對民國經濟史的整體認知有瞭質的提升。
评分這本書給我最大的震撼,在於它打破瞭我過去對民國經濟史的一些刻闆印象。我原本以為,那個時代充斥著混亂、低效和腐敗,經濟發展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然而,作者以其嚴謹的考證和深刻的分析,為我呈現瞭一個更加復雜、多元和充滿活力的曆史圖景。他清晰地展示瞭,在那個積貧積弱、內憂外患的年代,中國的經濟政策是如何在繼承與創新中不斷探索前進的。我尤其欣賞作者對不同經濟政策“沿襲”與“變異”的細緻梳理。他能夠追溯政策的源頭,分析其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域、不同政治力量影響下的演變,以及由此産生的各種“變異”。例如,關於土地政策的演變,作者就梳理瞭從清末到國民政府時期,不同政權在土地製度改革上的嘗試,以及這些嘗試所帶來的不同社會經濟後果。這種“追根溯源”的分析方法,讓我對政策的産生和發展有瞭更深刻的理解。同時,作者也毫不避諱地指齣政策的局限性和失敗之處,但他的分析並非簡單的批判,而是深入探究其背後的原因,以及這些失敗對後續政策製定所産生的啓示。這本書讓我看到瞭,即使在最艱難的時代,依然有無數的努力和探索在進行,而這些努力和探索,共同塑造瞭中國近代經濟發展的軌跡。
评分這是一本讓我“耳目一新”的書。我一直認為,民國時期的經濟政策,充斥著混亂、低效和反復,缺乏係統的規劃和長遠的眼光。然而,這本書以其詳實的史料和深刻的分析,徹底顛覆瞭我的這一認知。作者通過對不同時期經濟政策的“沿襲”與“變異”的細緻梳理,為我呈現瞭一個復雜而富有邏輯的曆史圖景。我尤其欣賞作者在處理政策“變異”時的獨到之處。他能夠敏銳地捕捉到政策在執行過程中産生的各種“變異”,並深入剖析這些變異産生的原因以及其帶來的影響。例如,對於某些稅收政策,作者就分析瞭在地方勢力盤踞、中央權威旁落的情況下,這些政策是如何在地方層麵發生“變異”,並對整個國傢經濟産生瞭多方麵的影響。這種“關注細節”的寫作方式,使得他對曆史的解讀更加深入和全麵。同時,作者並沒有迴避民國時期經濟政策的局限性,但他以一種更加客觀和辯證的視角,來分析這些局限性産生的原因,以及它們對中國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挑戰。讀完這本書,我感覺自己對民國經濟政策的認識,達到瞭一個全新的高度,也對那個時代中國經濟發展的復雜性和多樣性有瞭更深刻的理解。
评分初次翻開這本書,我便被它宏大的敘事視野和嚴謹的學術態度所吸引。作者仿佛是一位經驗豐富的曆史嚮導,帶領我穿梭於風雲變幻的民國歲月,細緻入微地解讀著那些影響深遠的經濟政策。我尤其欣賞作者對曆史細節的挖掘,那些被塵封的檔案、泛黃的報刊,在作者的筆下重新煥發瞭生命力,展現齣那個時代經濟發展的脈絡與掙紮。從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到地方勢力的經濟運作,從國內市場的培育到對外貿易的博弈,這本書都給予瞭詳盡的闡釋。書中對不同學派經濟思想的引入和辨析,也極大地拓展瞭我的認知邊界。我曾對民國時期的經濟發展抱有一定的模糊印象,總覺得它充滿瞭混亂與低效,但通過這本書,我纔深刻理解到,在那個積貧積弱的時代,無數仁人誌士是如何殫精竭慮,試圖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尋覓一條可行的道路。作者並非簡單地羅列政策,而是深入剖析瞭政策齣颱的曆史背景、實施過程中的阻礙與成效,以及最終對社會經濟格局産生的深遠影響。例如,關於國傢資本主義的討論,作者呈現瞭不同時期不同政府對這一模式的探索,以及其在實踐中遇到的挑戰,讓我對那個時期國傢在經濟發展中扮演的角色有瞭更立體的認識。整本書讀下來,我感覺自己不僅僅是在閱讀曆史,更是在與那些曾經的決策者和實踐者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感受他們的憂患與抱負。
评分讀完這本書,我感覺自己仿佛經曆瞭一次“時空穿梭”。作者以其精湛的史學功底,將我帶迴瞭那個風雲變幻的民國時代,讓我親身感受到瞭那個時期經濟政策的製定、實施以及它們所帶來的深遠影響。我最欣賞的一點是,作者在分析經濟政策時,始終能夠將宏觀的曆史背景與微觀的個體命運相結閤。他不僅僅關注國傢層麵的政策製定,更深入地探討這些政策是如何被解讀、被執行、被規避,以及最終如何影響到普通民眾的生活。例如,在分析某一時期通貨膨脹政策的失控時,作者不僅描述瞭中央政府的舉措,更描繪瞭普通市民如何在物價飛漲的生活中掙紮求生,這種“細節呈現”讓曆史的真實感撲麵而來。書中對政策“沿襲”與“變異”的梳理,也做得非常齣色。作者能夠清晰地看到,許多看似全新的政策,其實都帶有過往的印記,而許多舊的政策,又在新的時代背景下發生瞭“變異”。這種“曆史的連貫性”的強調,讓我對經濟政策的發展有瞭更深刻的理解。讀這本書,我感覺自己不僅僅是在學習曆史,更是在感悟曆史,感悟那個時代中國人民的智慧與辛勞。
评分不得不說,這本書的價值遠不止於學術研究,它更像是一堂生動的中國近代史經濟學課。我作為一個對經濟政策本身並非十分專業的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卻感到受益匪淺,甚至常常需要停下來反復思考。作者在解釋一些經濟學概念時,總是能夠結閤具體的曆史情境,用通俗易懂的語言進行闡釋,讓我這樣的普通讀者也能輕鬆理解。我特彆喜歡書中關於“國傢乾預”與“自由市場”的辯論,作者詳細梳理瞭不同時期對這兩種經濟模式的認知和實踐,以及它們在中國特定曆史條件下的得失。例如,在北洋政府時期,國傢在經濟發展中的角色相對有限,而在國民政府時期,國傢乾預的色彩則明顯增強。作者通過對這些政策的詳細分析,讓我們看到瞭不同政治體製和經濟思潮對中國經濟發展路徑的影響。更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書中對一些“變異”政策的解讀,它們往往是在原有政策的基礎上,由於各種復雜因素而産生的新的形態,這些變異既有其積極意義,也帶來瞭新的問題。這種對政策“變異”的深入剖析,讓我對曆史的復雜性和多樣性有瞭更深刻的認識。讀完這本書,我感覺自己對民國時期中國經濟發展的曆程,有瞭一種前所未有的清晰和深刻的理解。
评分這本書的閱讀體驗,與其說是在“讀”書,不如說是在“品”書。每一章,每一節,都蘊含著作者深厚的學養和對曆史的獨特見解。我尤其喜歡作者在探討經濟政策時,引入的宏觀經濟學理論與微觀經濟行為的結閤。他不僅僅分析國傢層麵的宏觀政策,更關注這些政策在微觀層麵上是如何被理解、被執行、被規避,以及最終如何影響到普通民眾的生活。這種“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閤的分析視角,使得他對曆史的解讀更加立體和真實。例如,在分析鹽業、關稅等重要收入來源的政策時,作者不僅探討瞭國傢如何製定相關政策,更深入地分析瞭這些政策是如何影響到當時的商人、小生産者乃至普通百姓的,以及他們是如何在這種政策環境中進行博弈和生存的。書中對“變異”政策的解讀,也讓我大開眼界。他能從曆史的細枝末節中,發掘齣那些不為人知的政策演變,並對其進行深入的剖析。例如,某些地方性的經濟政策,雖然在全國範圍內不顯眼,但卻可能對當地經濟産生至關重要的影響,作者就能敏銳地捕捉到這些細節,並進行深刻的闡釋。讀這本書,我仿佛置身於一個巨大的曆史迷宮,而作者則是我手中唯一的指南針,帶領我撥開迷霧,看清民國經濟政策的發展脈絡。
评分這是一本讓我感到“驚喜連連”的書。我原本以為,閱讀關於民國時期經濟政策的書籍,會是一件相當枯燥乏味的事情,但這本書卻完全顛覆瞭我的預期。作者的筆觸既有學術的嚴謹,又不失敘事的生動。他能夠將復雜的經濟學理論,通過生動的故事和具體的曆史事件進行闡釋,讓即使非經濟學專業背景的讀者,也能輕鬆理解。我尤其欣賞作者對政策“沿襲”與“變異”的精妙處理。他並沒有將民國時期的經濟政策視為孤立的事件,而是深入探究它們之間的內在聯係和演變過程。例如,對於某些在民國時期齣現的經濟政策,作者能夠清晰地追溯到其在晚清時期甚至更早的根源,並分析其在不同政治環境下的調整和演變。這種“縱橫捭闔”的分析方法,讓我對民國經濟政策的形成有瞭更深刻的認識。更讓我驚喜的是,作者在書中穿插瞭大量鮮為人知的史料和 anecdotal evidence(軼事證據),這使得整本書讀起來充滿瞭趣味性,仿佛在閱讀一本生動的曆史小說。例如,在描述某一時期財政危機時,作者引用瞭一些當時的報紙評論和民間歌謠,這些細節讓曆史的溫度得以傳遞,也讓我對那個時代普通民眾的生活有瞭更直觀的感受。
评分這本書帶給我的,是一種“顛覆式”的閱讀體驗。我之前對民國經濟史的認知,很大程度上是基於一些碎片化的信息和籠統的概括,總覺得那個時代似乎隻有動蕩和混亂,經濟發展更是無從談起。然而,這本書以其詳實的考證和深刻的洞察,為我揭示瞭一個更加 nuanced(細緻入微)和動態的曆史畫麵。作者在梳理民國時期經濟政策時,展現瞭一種“化繁為簡”的能力,他能夠將紛繁復雜的政策體係,提煉齣其核心脈絡和發展規律。我尤其欣賞他對政策“沿襲”與“變異”的分析。他並沒有簡單地將某一時期齣現的政策看作是全新的創造,而是深入探究其與過往政策的聯係,以及在新的曆史條件下所産生的“變異”。例如,關於國傢對特定産業的扶持政策,作者就分析瞭不同政權在扶持方式、扶持力度以及扶持對象上的差異,以及這些差異如何影響瞭産業的實際發展。這種“對比分析”的寫作手法,極大地增強瞭本書的學術價值和說服力。讀完這本書,我感覺自己對民國時期中國經濟發展的復雜性和多樣性,有瞭前所未有的深刻理解,也認識到,即使在最艱難的時代,依然有著無數的努力和探索在進行。
评分袁世凱、蔣介石政府一緻選擇瞭統製經濟模式,經濟政策無非是政治統治的最主要工具之一。從調整封建統治秩序到民主共和政府的過渡僅僅是個開頭。
评分從常凱申放棄“耕者有其田”路綫入手,不同意易勞逸、小科布爾“自為式”政府的觀點,但又難以論證南京政府鯨吞民族資本的經濟政策究竟是迫不得已的救國之舉還是殘民自肥,畢竟對於一本信奉“最高指示”的著作,要突破“四大傢族”史觀實在是有難度。
评分袁世凱、蔣介石政府一緻選擇瞭統製經濟模式,經濟政策無非是政治統治的最主要工具之一。從調整封建統治秩序到民主共和政府的過渡僅僅是個開頭。
评分從常凱申放棄“耕者有其田”路綫入手,不同意易勞逸、小科布爾“自為式”政府的觀點,但又難以論證南京政府鯨吞民族資本的經濟政策究竟是迫不得已的救國之舉還是殘民自肥,畢竟對於一本信奉“最高指示”的著作,要突破“四大傢族”史觀實在是有難度。
评分從常凱申放棄“耕者有其田”路綫入手,不同意易勞逸、小科布爾“自為式”政府的觀點,但又難以論證南京政府鯨吞民族資本的經濟政策究竟是迫不得已的救國之舉還是殘民自肥,畢竟對於一本信奉“最高指示”的著作,要突破“四大傢族”史觀實在是有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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