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循着贝蒂·希梅尔的足迹,记叙了她从无拘无束的青春少女到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以及在面对人生抉择的十字路口踏上了做妻子和母亲之路的种种经历当贝蒂重返布达佩斯时,她又不得不面临她一生中最痛苦的抉择。这次的抉择迫使她对有关自己的一切进行质疑和分析—自己的道德准则、自己的欲望以及背叛的含义。虽然丈夫将一个至关重要的秘密对自己隐瞒了二十六年之久,可是这位痛失过许多东西的女人却令人惊奇地对自己有了新的认识,同时也对爱和宽恕有了更宽阔的胸怀。

１９３８年，随着欧洲局势紧张，我家的生活也出现动荡。由于爸爸参加了捷克地下抵抗组织，离开了他任职的军队，我们不得不离开我的出生地——美丽宁静的乌日哥罗德小镇，迁徙到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然而，有关战争，有关德国境内仇视犹太人的传闻不绝于耳，身为犹太教徒的父母还是感到了威胁。３月，希特勒入侵奥地利，并在慕尼黑会议上企图吞并苏台德地区，不久又将军队盘踞在捷克斯洛伐克边境作为威慑。由于希特勒的疯狂举动，给城里的赫林卡卫队壮了胆，他们开始了迫害犹太人的行动。犹太人开的商店的橱窗被捣毁，往犹太人家里扔石头，在大街上公然遭到殴打。我们只好丢下几乎家里所有的财产，偷偷逃到外公的农庄。不久，我们带着外公给的一些钱和食物，来到了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

尽管这里已经颁布了一些对犹太人的限制规定，但它仍是中欧最安全、最自由的地方。我们的生活似乎又恢复到从前，我们又有了自己的房子，母亲又能参加犹太教堂的聚会和宗教活动，而我则进了当地一所公立学校。

在学校，我结识了两位朋友：一位是风姿秀逸的维奥蕾，另一位就是英俊潇洒的里希·科瓦奇。

维奥蕾是我的邻居，她美丽动人，一心想成为选美皇后，因为她的家族中就出了几位选美明星。而里希是我在体操训练班的搭档，所以我们很快就相识并成为好朋友。我家与里希家住得不远，所以放学后我们经常结伴回家。我俩彼此十分相投，不久我就经常去里希家作客，他的父母对我非常友善。里希的父亲是匈牙利最大的酒类批发商，还经营着一家《人民之声》报纸，里希是家里的独子。而里希也成为我家惟一邀请的客人。

我俩天生有缘要成为恋人，不久便形影不离，开始背着维奥蕾独自幽会，为此引起了她的极大不满。我们在里希家的停船棚屋约会，背着母亲穿着比基尼去划船；我们去电影院，去溜冰；我们如漆似胶，好几次在里希家接吻被他母亲撞见，以至她善意地提醒我们：接吻也要选好地方。

有一天，我们划完船站在多瑙河畔看日落，那绚丽的景象让我们激动不已。我问里希，“你会像现在这样永远爱我吗？”里希用双手捧住我的脸，温柔地保证：“永远！”

战火在熊熊燃烧，我们在惶恐中打发着１９４２年。爸爸仍在帮助人们出境，以躲避德国人的迫害。为了避免被捉住或被送往劳役营，爸爸处事更加小心谨慎。一天，爸爸很难得地让我跟他一起去散步，不料却带我去了一家美容院，他不仅让美容师剪掉了我一头漂亮的长发，还给我烫出难看的波浪型发型。他见我为此伤心，就严肃地说，“从现在起，你就该变得更成熟。你是家里的老大，必须帮助你母亲，为她分忧，成为她的另一只手和另一双眼睛。”原来，他要去执行任务，将外出很长一段时间。第二天我起床时，爸爸已经离家走了。四个星期后，他最后一次从摩洛哥寄来了一张明信片，从此便杳无音讯。

没有父亲的日子我们更为艰难，而城里反犹气氛越来越浓。母亲靠给人做饭、典当首饰过日子。

１９４４年，德国人终于将坦克开进了布达佩斯，控制了全城。纳粹命令犹太人外出必须在衣服上缀上黄星，以便让其他人知道你的身份。不久，他们又将我们赶出自己的公寓，集中居住在有“星”号标志的专门住处。由于几户人家合住一套公寓，我们的生活简直糟透了。

我们一直牵挂着久未音讯的父亲，几天后，我和母亲决定去我们自己的公寓打听一下，看看是否有人来找过我们。没料到，刚下电车，我们就和车上其他几个犹太人一起被抓进一间地下室去审问，还被剥去身上所有的首饰。后来我给纳粹提供了一个毫无价值的假情报才与母亲逃了出来。当我们回到自己的公寓时，发现家里已住进了八九户陌生人家，所有的家具和值钱的东西已被洗劫一空。现在的住户对我们的到来充满了恶意。母亲忍辱哀求他们，如果有人来找我们，请将我们现在住的地址告诉来人。

几天后，果然有人循着地址来找我们，那是爸爸的一个朋友，他留给我们一些钱，要我们去办一个瑞士保护证书，以便搬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去住。

里希的爸爸因为拒绝了纳粹党卫军头目要求他不准宣传政治“谎言”的要求，被当场打死，所有设备被砸烂。里希仿佛一下子长大了。

食品日益奇缺，还常常断水。我们靠朋友和里希家的接济勉强度日，母亲不得已竟将多瑙河边用来加固堤坝的麻袋中的小米炒给我们吃，让我们不至于挨饿。

尽管城里炮火连天，生活极其艰难，但那些日子却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每天，我都冒着生命危险与里希相会，我们互相鼓励：一定要想方设法活下去，不能让纳粹找到理由将我们杀了。我们憧憬着战后的幸福生活：我们将在全城最大的皇家旅馆举行盛大的婚礼，将有许多孩子。

有一天，我又来到城堡山，在总督城堡的墙根下——这个我们曾经共同度过许多时光、曾经相拥相抱、谈论未来的地方，我看见里希正在刻划着什么。当他把身体从墙根移开，我看见石头上精心刻出一颗心形，旁边写着：“里希与贝蒂相爱千秋。”我感到热泪在脸上流淌。他温柔地为我擦去了泪水。“你瞧，我们的爱情将永世长存。”他轻轻地说。

正当我们沉浸在爱的热流中，空袭警报突然响起，爆炸声此起彼伏。我和里希意识到已到了宵禁时间，得赶快回家。我们匆匆吻别，赶紧往山下各自住的星房方向跑去。当我站在桥上扭头张望时，正好他也在另一座桥上在找我，我们互相挥了挥手，“明天见”我边跑边大声向他告别。

回到家，我才发现周围有许多德国兵，母亲正在焦急地等我回家，原来，德国兵又要把我们赶出家门。弟妹们正在往枕头里塞能带走的日用品，母亲也在紧张地收拾着，临出门时，她还随手将铺在地上的厚毛毯搭在肩上。宪兵将我们带到伊斯特万公园，在那里，许多其他区的犹太人也被抓来了，其中有维奥蕾和她姐姐，可是没有里希。

当晚，我们即被送到一个废弃的制砖厂，里面已人满为患。由于天上不停地下着雨，里面又没有足够的遮风挡雨的地方，再加上忍饥挨饿，到处都是哭叫和呻吟。我们靠那张厚地毯，才不至于躺在泥水里。但由于没有水洗澡，我们一个个都像泥猴似的。

三周后，制砖厂里的５０００多个犹太人又被押解起程，开始了最为恐怖的漫漫苦旅。

那时已是１９４４年１１月，时值寒冬，第一天我们就冒着大雨寒风走了３２英里，而我们的肚子里只喝进了一小碗稀粥。我非常恐惧，因为我担心此去我将再也见不到里希了。母亲让我们走在队列的中间，不要引起宪兵的注意，以免有危险。一路上，我们必须不停地走，一旦停下来，宪兵发觉你已走不动，你就会挨枪子。有一位孕妇，因为要生产了，瘫倒在地，婴儿差不多已娩出母体，突然一阵弹雨袭来，母亲和婴儿顷刻间被打烂了，一些年老体弱者因为经不住这种折磨，也惨死在途中。维奥蕾经受不住这种非人的遭遇，一心想离开这支队伍。她不停地向路边的男人抛媚眼，希望能博得同情并搭救她。押送我们的宪兵中有个叫伊万的，他曾在我们上学时偷偷地跟踪过维奥蕾，此刻见有机可乘，就开始接近她。我们都奉劝维奥蕾离那人远些，可她根本不听劝，为了自由她可以付出一切。有一天，她回来对我们说，那个家伙答应，如果她陪他睡一晚，他就放她和姐姐走。我们极力劝阻，可她仍然决定铤而走险。第二天，维奥蕾鼻青脸肿地回来，全身都在发抖。我们继续赶路，维奥蕾开始东张西望找那个家伙，指望他能放她们走，可那家伙一整天未露面。第二天，伊万故意不理睬维奥蕾，维奥蕾气愤地冲上去揪住他大喊，那个家伙慌忙后退，端起了枪，姐姐扑上去保护维奥蕾，那个家伙开枪了，这对美丽的姐妹倒下了，像牲口一样倒在路边的排水沟里。

三个星期后，我们已如一群行尸走肉，我的鞋底走掉了，脚冻伤了，血肉模糊。随即，我就因感染而发烧，昏昏沉沉。我难受得不想再活，因为我坚持不下去了。母亲逼我喝下所有的稀粥、咖啡，以保持我的体力。还让我服用了最后一点阿斯匹林。也许是母亲的祈祷起了作用，第四天早晨，我的烧就退了，感到又可以坚持走下去了。两天后，我们到达了京茨基申集中营，头上终于有了一片遮挡风雨的瓦片。不久，我们又被转移到奥地利境内最大的集中营——毛特豪森。

后来我从资料中了解到，这所集中营从１９３８年启用到１９４５年，共囚禁过１９５０００人，最后只剩下８００００人。

这是一座位于山顶的监狱，四周布满铁丝网，为了防止犯人逃跑，还故意养了几只不喂饱的狼狗。犯人必须去山上开采石头，这种活既累又危险。因为在山顶采石，下面有１８６级陡峭的台阶。一旦失足滑下去，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带着身后一大串人摔死在采石场底。德国人经常恶作剧，将上面的人推下去，以此取乐。我们害怕听到音乐，因为这意味着又有人被枪毙。焚尸炉的烟囱不时地冒着青烟。帐篷里每天都有人死去，白花花的尸体堆得跟小山一样。由于体质虚弱，我又开始不停地发烧，周围的人惟恐我的病传染，于是我被送进了医务所，许多人进了那里就再也没有出来。医务所里只有一个面无表情的犹太医生，给我用了里面惟一的一种药——奎宁。母亲每天都到医务所来看我，我因牙龈出血，吃东西非常困难，母亲就想方设法让我吃下一些东西，逼着我吃下她从厨房偷带出来的生马铃薯皮和发馊的面包片。母亲再次拒绝死神将我带走。我整天做噩梦，偶尔也会梦见我和里希在一起，我总会多睡，祈求好梦。六周后，我的神志才清醒过来。

在这充满死亡气息的地方，我们一直呆到１９４５年５月５日，那一天，美国兵解救了我们这群活着的骷髅。

出狱后，我们被送到了德国韦茨拉尔难民营，在那里，我跑遍了当地所有的难民营，寻找里希的下落。半年后，我终于在一个叫卡塞尔的难民营看见了“里希·科瓦奇”的名字，可它列在死亡名单上。

我当即昏了过去。我开始麻木地应付生活，感到失去了生命的信心。

母亲为了让我忘掉过去，让我结交一些新的朋友。经朋友介绍，我认识了我现在的丈夫，他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全家都被纳粹杀害了。奥托非常爱我，千方百计讨好我，纠缠我，还博得母亲的欢心。我们于１９４７年４月举行了婚礼。婚前我要奥托承诺：一旦我找到里希，他必须让我离开。

１９４９年，我们全家移民美国，开始了新的生活。奥托为了让我们过上富裕生活，拼命工作，成了一家皮革厂的股东。我和奥托生了三个孩子，奥托非常高兴，感谢我给他重建了一个家。

１９７４年，母亲去世了，我打算去完成母亲的遗愿——重返布达佩斯。

我是由女儿桑迪陪同前往的，刚下火车，面对铁路、火车，让我又回想起战争时期放逐犹太人的恐怖情景，一连几天我都不敢出门，直到第５天我才作好心理准备。我们故地重游，看望了以前的老朋友，我还不忘记打听里希的消息。

那天晚上，奥托的朋友邀请我们去皇家饭店共进晚餐——那家我和里希约定举行婚礼的地方，物是人非，我感慨万分。晚餐８点开始，我无意中环顾四周，这一望，我仿佛遭到了电击，全身僵硬。朋友和女儿也被我情绪感染。我看到一个极为熟悉的背影，这个背影我在学校时看了好几年。我抬手理了理头发，将发抖的手放到腿上，对朋友和桑迪说：“那是里希，他背对着我们，正在用餐。”

我们打发侍者过去问问那个人是不是里希·科瓦奇，结果不是。我和朋友的妻子索性过去，想用大笑引起他抬头，结果也无功而返。桑迪为我感到很羞愧。临走前，桑迪问我是否就此罢休？我决定再去一趟。我走到那人身后，拍拍他的肩膀说：“很抱歉打搅你，我想我们应该是彼此相识的。”他抬起头来，一下子惊呆了。果然是里希。他跳了起来，一把将我搂在怀里，我们泪如泉涌。他不住地抚摩着我的脸，喊着他对我的昵称：“小脸，小脸，我的小脸。”

他带我去了他的老家，那里已经没有人住。他拿出一直保存在身边的我１５岁时的照片，感慨万千地说：“我决不会让你再离开我。”

我们互相诉说了别后遭际，互相为对方的不幸潸然泪下。他责备我：战后为什么这么快就结婚了？我可是等了你１５年啊。１９５０年，我在纽约的一张犹太小报上看到一则为婴儿举行割礼的启示，新生儿的母亲跟你的名字一模一样。我寻上门去，一个金黄色头发的高个子男人一口咬定这儿没有叫贝蒂的人，还将我一把推下楼梯。后来我又去找，但已人去楼空。我终于明白了当初奥托为什么急于离开纽约的原因。

里希还告诉我，他已有三个女儿，孩子的母亲也是个犹太人。他又说：“我们原本就该是夫妻，我跟我的妻子说过，一旦我找到你，我就会离开她。”

里希一再要求我答应与他一起生活，尽管我和他一样，心中燃烧着爱的渴望，可一想到我将离开我的孩子，离开奥托，想到他的三个女儿将失去父亲，我就难以决断。我们约定，明天一早在城堡山老地方见。回到旅馆，我悲痛欲绝，歇斯底里般大喊大叫，发泄心中的痛苦。一小时后，我做出了一生中最痛苦的选择。我给里希写了一封信，阐明了我们目前的情形，我们的责任和义务。我将信放进信封。摸黑来到城堡山，来到那个刻有心形的地方，我再次抚摸着刻在墙上“里希与贝蒂相爱千秋”的字，忍着心中巨大的痛苦，趁自己还有勇气下山之前，回到了旅馆。

我没有给他留下我的地址和电话。

我再一次失掉我所爱的人！

（俞玲芝摘编自《刻骨铭心——我的乱世恋情》，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4月版，定价：19.10元。社址：杭州体育场路347号，邮编：31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