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溪全书今注今译》第二册，是由对《退溪全书》中内集的教、疏、劄、经筵讲义、启议、辞状、启辞、书等各种文体的文章注译而成。在编排中，我们一律保持《退溪全书》原来的篇章顺序。原书在编排时，既以内集、别集、外集、续集、附录为先后，又将各集分为若干卷，致使卷数名称重复，卷中又分卷。对此，我们去掉了卷数名称，只保持原来按内、外、别、续等分集的顺序，在今后所出的各册书目中，分别列出各集中各类文章的篇名及其在该册书中的页数，以便于读者查阅。

将一位思想家的著作，分为内、外、杂、别、续等几个不同部分的编法，出自中国汉代的一些学者，这些学者在整理秦始皇"焚书坑儒"后所残留下来的先秦各家书籍时，由于这些书是从口传心授或古宅、古庙的断壁颓垣中获得的，不仅真假难分，而且将一位思想家本人的著作或其讲话的记录，以及门人弟子和后人在阐述和补充、发展其思想时假托其姓名写成的作品，也常常混在一起。汉代的学者们在整理这批书籍时，便根据这些思想家的各自特点与原书的来源及其内部逻辑结构的层次，大致按本人所著，或其弟子直接记录其师之言而编为内篇；将其弟子、门人阐述和发展其师之思想，或追述其师和学派往事，假托其师之名的作品，编为外篇；将这个学派流传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同派学者假借本派学术创始人之名的言论和论文，编为杂篇。这种编法最早的记载，见之于《汉书·艺文志》，其中便有：《韩诗内传》四卷，《韩诗外传》六卷；《公羊内传》十一卷，《公羊外传》五十篇；《谷梁内传》十一卷，《谷梁外传》二十篇；《庄子》五十二篇。即司马彪、孟氏所注分内、外、杂三部分的版本。因此，从中国汉代起，采用内、外等不同部分，以区分以某一思想家命名的书中的不同层次的编法，或因已经整理成书出版后，又搜集到有关这位思想家的材料，而再编为续集、别集等等，便由此而出现。《退溪全书》，基本上是按这种方法编辑的。

在本册书所注译的论文中，文体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国际交往和哲学、教育、文化等很多内容。其中既有李退溪代表当时朝鲜李朝国王，对几位巡边、观察大臣的教导书信；又有关于如何处理与中国、日本等邻国之间的国际交往问题；特别是在《圣学十图》、《经筵讲义》，以及与友人李仲久、南时甫、李叔献、李大成、郑静尔等人的论学书信中，系统地阐述了中国文化、中国儒学中的程朱理学的核心思想，以及宋明理学与佛学、道学的区别，对理学内部陆九渊、王守仁的"心学"与程颢、程颐、朱熹的"理学"之间的异同等，也都作了详细的说明，并提出了自己的独特体会与见解。在大量的请求辞职的书信中，更体现了李退溪的言行一致，将自己所追求的理想与学术，紧紧地与自己的日常行为相结合，反映了一位伟大思想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热爱自己的人民，热爱自己的国家与民族的崇高品德。在义与利、公与私、他人与自己等问题上，始终坚持了中国儒学的自强不息、忠君、爱民以及先义后利、先公后私、先人后己的原则。在坚持这些原则方面，李退溪甚至对宣祖追封自己的亲生父亲德兴君一事，也敢于提出反对意见。

本书的注译，由王成儒写成，我与戴大禄、余光贵分别对原稿的某些部分进行了加工，最后由我统稿。四川大学中国哲学硕士研究生王净、王仕才参加了本书的部分稿件原文和资料的核对和抄写工作。特别感谢韩国学者组织的《退溪全书今注今译》支援委员会的李东升教授等，及时给我们寄来了《退溪全书考证》和《儒学大辞典》，对我们核对一些古代朝鲜的官职名称、历史人物和事件，有很大的帮助，在此深表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