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好像都很在乎“本命年”，有的说这一年好，会有好事；也有的说这一年可得注意，要系“红腰带”避邪。不管怎么说，再过些日子就是我48岁“本命年”的生日了，真不敢相信！书斋生涯，让我常常忘记了岁月、忘记了年轮，似乎只有冬夏，不觉春秋。

　　其实此刻的我并未咀嚼出“人生短暂”的无奈，甚至也没有一个学者要出书尤其是自己的文集应有的激动；心，真的很平静，跳动的节奏与钟表的“嘀嗒”之声和谐不紊，这是不是所谓“平常心”呢？屈指算来，自己先后也出了二十多本书，包括合作的，也包括译著，这不过是专业学者的“天职”，但出文集则还是头一次。这无疑是件大事，特别是时值人生48岁，要算是生命的记铭。挚友岸本美绪应允为此写序，这又勾起我的“犯懒”，想把写“序”的负担都推给这位与我有着十几年友情的中国学家，因为东京大学岸本教授的道德学养和严谨谦和在国际学界都是颇为著名的。可又想想，无论如何本人也该有个交待，无论对读者还是对自己。于是往下写——

　　我的专业是中国经济思想史，1985年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巫宝三先生的博士生，一晃就快二十年了……。那时候，刚从武汉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将到北师大工作的我，得到素昧平生的巫老亲切鼓励而报考。他多次谈到，相对于经济理论来说文史基础更为艰深，在我之前他一直没有招博士生。那时不像现在，博士学位获得者比较少，就拿“显学”经济各科来说，迄1988年我国授予经济学博士学位者共仅65人，而中国经济思想史唯独在中国大陆是经济学的分支学科，直到这一年才首次授予博士学位，获得者是北京大学的张鸿翼和社科院的我。有关本学科的学理特征、独有优势以及科研教育情况等，在与此同时出版的专著《中国经济学术史研究——以经济思想为中心》中有详细记述。应当说，在后来的时光中我能够始终“甘坐冷板凳”坚守学科阵地，与上述经历也是分不开的。2005年恰值先师巫老百年诞辰纪念，此文集亦是对先生的告慰！

　　治中国经济思想史，对知识结构和理论素养的要求都比较高。抛开学术“大男子主义”不论，即使对女学者并不歧视的人，一般也认为女性在文学、语言学、教育学等学科中容易成功，而在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等领域则很难，这或许有一定道理，却不敢苟同。我以为，性别虽有差异但不是主要的，关键是都要有意磨砺并注意“补短”，有道是“天道酬勤”，但勤奋只是治学的前提，而理论素养的蕴积和研究方法的新探则是学问创新之根本，这也是二十多年来自己从学与科研经验的总结。治学不同于讲课，后者主要是知识传授与思维启迪，前者则重在求实创新：或资料的新发现、或材料的新诠释、或成论的新修正、或内容的新拓展、或科研的新方法、或理论的新探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大抵如此。

　　自硕士生时代起我就比较自觉地注重加强理论方法的学习摸索，这与本科在河北大学历史系受到宋史专家漆侠先生的影响有关，而理论方法也要求因事、因时而“具体应用”或“与时俱进”，教条、僵化或照搬绝不可取。在珞珈山那小径紫藤的追忆中，更多的是当年周大璞、阙勋吾、尹进等不同学科导师的循循善诱和校方难得的兼容大度，使我这个中文系的研究生得以兼修哲学、经济、历史、图书馆等课程，打下了从事科研的基础。来到巫老门下，我开始受到严格的经济学训练，深切感受到这位哈佛博士的风范，本书收录的《不惑人生》谈得详细一些。更为重要的是，我从他那里明白了——理论是工具，而不是思维禁锢或既定答案，科研也不是为已有结论找证据作注释。这太重要了！于是，我摸到了“学问”的门框。直至今天，对20年来交往最多的吴承明先生“史无定法”之说的领悟，离不开上述思维理路之逐步演进，近日八旬有七的吴老还为拙著经济学术史写下序言。这些年来，我并没有离开史学的求教，王曾瑜先生治史的深厚功力与愤世嫉俗的风骨以及细微亲切的关怀，都是对我不断的鞭策。

　　我正式发表论文最早是在1981年春，当时24岁是本科3年级，发文两篇，一是关于隋代经济的，再一是有关先秦学术的。或许是偶然，经济与儒学的探究就这样开始了。至今恰巧又是24个年头，我有生之年的一半。我在这24年来已发表的130余篇中外文论文中选出中文作品30篇，为保持原文风貌，仅作了出版要求的注释统一调整和必要的字句修正。原文先后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经济研究》、《哲学研究》、《社会学研究》、《中国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等及港台学术刊物上，其中多篇被转载、引用，还有的获奖。这里如实记录着我从学和科研的足迹，每篇文章力求有新意，或首次研讨、或提出新论、或修正成说，尽管今天看来有的可能幼稚粗陋，却是自己脚踏实地的求索历程。选文围绕“儒学与经济”的主题，这既是我二十多年来跨学科科研的核心，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理特质的集合，占据学科很大比重的传统时代中儒学居于文化形态的主导地位。同时，作为《中国经济学术史研究》专著的姊妹篇，正如吴老在其序言中所指出的，专著中许多内容都是长期治学的积累。的确，文集是专著的基础和前期研究，专著中的许多思想观点以及“问题意识”在文集中都依稀可辨；一些论文中提出的问题，到专著里得到深入拓展，而且有些论文本来就是相关课题的成果。学术创新必以深厚的理论探索和以往研究的分析总结为基础，这也正是学术史的意义所在。

　　文集分为理论、历史、思想、比较和现实五篇——

　　“理论篇”选文六篇，主要集中了自己在经济文化与学术史方面的理论探索，有20世纪末期对传统经济观念与现代化的研究和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的探讨、从语义阐释等角度对“中国经济学”的“寻根”考证，以及依据出土的郭店楚简对道家与儒家的基本范畴“无为”提出的新论。进入21世纪后，立足中外经济学说史比较研究道德伦理与经济利益这一根本性大问题，并首次对中国经济学术史进行重点考察。这些研究在材料、观点、理论、方法诸方面进行了初步的创新尝试，也受到海内外学者的重视。

　　“历史篇”七文，主要集中于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转型期——宋代的研究。考察这一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的文明体制转化、工商业及社会发展的历史文化特征，运用新史料反驳司马光保守不变的传统定论；通过评论宋神宗的改革理想与实践，对以往“王安石变法”提出质疑。此外，首次从经济思想视角研究宋代“钱荒”，提出一些新的理论观点；从法律史视野考察宋代的印刷事业与版权保护，肯定中国人很早就有版权保护意识并施行“盗印法”等相应的措施。宋代特殊的时代特征决定其成为科研的基点，研究中若干论点均系发前人所未发。

　　“思想篇”八篇论文，均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宋代。比较司马光与王安石经济思想之异同，立足于宋代考察中国商品经济观念的历史转化，特别是论析世界货币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宋代纸币理论，将帝王的经济观纳入经济思想研究，并作为朝廷经济意志的集中体现。对两宋时期的经济理论的考察，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份量很重，而专题研究宋代“为富人辩护的思想”，则改写了一般认为其到明清才出现的记录。从经济范畴史角度对亘贯几千年的“利”概念进行综合考证分析，是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深化；宋代浙东实学经济思想研究，则赋予“实学”新的时代内容与理论诠释。这些新探索多产生较大影响。

　　“比较篇”四篇，集中于中日比较，这是我们在世界上最先倡导开展东亚主要是中日经济思想研究的实证考察。从基础性的中日文化深层结构比较出发，略论中日近世商品经济观之基础与同异，分析日本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开端期，深入研究日本“石门心学”的经济思想与儒学的关系，均为新开拓的科研内容。由于论文主要在海外发表，反响较大。

　　“现实篇”也是四文，治史不可不知今，其重心仍是经济文化，主要探索民族文化与区域经济的发展。对行政区划“结合部”区域的经济发展战略进行初探，总结分析民族文化的发展特性与动力，考察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关系，并就文物价值问题进行经济分析。这些研究具有现实意义和可操作性。

　　“终篇”《“不惑”人生》是自己对求学之路与人生选择的真切心声。

　　写到这里，我仿佛看到自己治学的蜿蜒足迹汇聚而成的上述五个篇章，像是环嵌在“儒学与经济”花芯的五片花瓣，尽管不在同一平面且色彩别呈，却鲜活地勾绘出学术之花的基本轮廓：理论为先导，历史即根基，思想系主体，比较成拱卫，现实是落点。这花、这卉根植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沃土里；这土、这人静静地存活在“显学”的边缘；这份安祥，这份自得，绝非名利权贵能够领略。其实，老子早说了，福祸相依——这大概也就是自己快要“知”的“天命”？

　　其实，心无旁顾必有所成，“边缘也出彩”！细心的读者定能从阅读中发现一门颇具特色而很有前景的优势学科，我也因之无论面对鲜花微笑，还是跻身荆棘丛中，都不敢有一刻懈怠。青春年华伴随清灯冷砚在无怨无悔中流逝，留下的是这些文字——幼稚的、激越的、探索的、沉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