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世纪前后的几百年间(即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称"轴心时代")，南亚的印度人、西亚的希伯莱人、南欧的希腊人和东亚的中国人，在各自历经长时段的文明积淀之后，不约而同地达到文化史的一个临界点--人们已不满足于对现实的直观反映，而致力于对世界的本质和运动规律的探索，并思考作为实践与思维主体的人类在茫茫时空中的地位，开始形成深刻的而不是肤浅的、辩证的而不是刻板的关于宇宙、社会和人生的学说，并首次用完整的典籍将其记载下来，从而使得此前处于萌芽状态的、散漫的宗教、科学、文学、史学、哲学成就得以凝集、综汇和升华。这些第一次强有力地歌咏出诸文明民族"元精神"的为数有限的典籍，可以称之"文化元典"。

如果说，《吠陀文献》和《佛典》是印度元典，《古圣书》是波斯元典，《理想国》、《形而上学》等先哲论著是希腊元典，《圣经》是犹太及基督教元典，那么，在中华文化系统中，堪称"元典"的，首推《诗》、《书》、《礼》、《易》、《春秋》等"五经"。被儒家尊为经典的《论语》、《孟子》、《荀子》，被道家及道教奉为经典的《老子》、《庄子》，被墨家视作圭臬的《墨子》，法家的集大成《韩非子》，都享有"元典"之尊。此外，一些专科创始之作，如军事家鼻祖《孙子兵法》、医学宝典《黄帝内经》也可排入"元典"行列。

元典率先系统荟萃先民智慧，其思想富于原创性，其主题具有恒久性，因而元典有着立足于现实基础上的超越性，它们的思考指向宇宙、社会、人生等普遍性问题，在回答这些普遍性问题时，所提供的并非实证性结论，而是哲理式原型；并非僵固式的教条，而是开放性的框架，有着广阔的"不确定域"，从而为历代阅读者和解释者保留了"具体化"和"重建"的无限

空间，使之可以纵横驰骋，这便是所谓"《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春秋繁露·精华》)，以至在两干余年间，元典常释常新。一部中华元典诠释史与整个中国文化史的进程相伴相依，互为表里。

历史的辩证法反复昭示：发展不是简单的生长和增进，它往往不一定呈直线式进步，而是通过一系列螺旋式圈层实现的。这样"回复"便不总是重复往昔，而可能是一种上升的形式，是"唤醒"事物在其开端时即已蕴蓄着的可能性的一种形式。作为由具有自觉意识的人类创造的文化，也生动地展现着螺旋式的发展轨迹，如欧洲"文艺复兴"的崇尚古希腊、"宗教改革"的服膺《圣经》，便是对"元典精神"的发扬和再造，而欧洲文化正是在这种"回复"中赢得历史性进步的。这种向"文化元典"汲取灵感，获得前进基点的现象在中国也多次出现，著

名的"古文运动"便是典型事例。考之以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这种"返本开新"、"以复古为解放"，即回归元典精神以求新变的情形也俯拾即是。当然，现代化是一个文化转轨过程，充满变异与新生，现代生活好比一台巨大过滤器，对往昔文化传统或放行，或阻遏，于弃取间行扬抑之道。近世中国人立足于文明转型和挽救民族危亡的社会实践，选择中华元典精神里的变通哲学、忧患意识、华夷之辨、革命观念和民本思想，并与外来西学的相关部分彼此激荡交融，从而锻造出在近世中国发挥巨大作用的社会变易论、社会救亡论、民族国家论、社会革命论和民主主义。可见，元典精神的选择性发扬和创造性转换，是近现代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一题旨，也是今人和后人所要反复探讨和力加实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