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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田石雕艺术:青上阁珍品集》内容简介：青田石雕艺术，便是作为在石雕艺术园地中的佼佼者而享誉中外。青田的石材，以山口、北山、方山一带生产的叶蜡石为最佳，质地坚而不硬、嫩而不粉，色彩丰富雅致。最为人们所称道的是“封门青”，青绿妍雅，晶莹如玉，更能被石雕艺人创造出美的生命。因此，远在一千多年前的南北朝时代，青田的石雕艺术就能娴熟地妙用石色，因材施艺。时至现代，以山水、花鸟、人物等为造型的各种作品以及灯台、花瓶等各种用品，在艺人的奏刀下争奇斗艳于世人面前。郭沫若先生曾在长诗中赞叹“斧凿夺神鬼，人巧胜天然”，洵非虚语。而且，青田石也为我国纂刻艺术的繁荣作出了显著的贡献，为金石家所珍视。
巍巍昆仑，泱泱中华：中国古代玉器与青铜器的辉煌历程 书籍简介 本书聚焦于中华文明长河中两项最具代表性的艺术瑰宝——古代玉器与青铜器，旨在全面、深入地梳理和阐释其从起源、发展、鼎盛到衰落的完整脉络。我们试图跳脱出传统的文物图录式罗列，而是从社会结构、宗教信仰、礼制变迁、审美演变以及工艺技术等多个维度，构建起一个立体、鲜活的古代物质文化图景。本书的视角力求宏大而兼顾细节，将玉与青铜视为理解早期中国社会精神内核与物质文明水平的关键钥匙。 第一部分：石之魂——玉器的史诗 第一章：玉的原始意蕴与旧石器时代的遗存 本章追溯“玉”在中国文化中超越物质属性的初始地位。我们探讨在新石器时代之前，特定石材（如蛇纹石、透闪石等）因其温润的质地、难以加工的特性，如何在早期人类的认知中被赋予神圣性与稀有性。尽管考古证据相对零散，但对特定石料的偏好，已隐约透露出对“非凡之物”的原始崇拜。重点分析东北亚地区部分遗址中发现的早期石制工具与装饰品之间的分野，思考材质选择背后的动机。 第二章：良渚文明的巅峰：礼玉体系的构建 良渚文化（约公元前3300年—前2200年）被视为中国史前玉器艺术的第一个高峰。本章将细致剖析良渚玉器的核心特征：神人兽面纹的神秘主义表达、琮（Cong）与璧（Bi）的形制意义，以及钺（Yue）在军事与权力象征上的角色转变。我们不仅关注玉器本身的精美雕琢——特别是“隐纹”的运用和微刻技术的展现，更深入探讨良渚社会如何建立起一套以玉器为核心的等级森严的礼乐制度。玉器的分配、使用与陪葬，清晰地勾勒出早期邦国社会权力的垂直结构和信仰体系的统一性。 第三章：龙山与二里头：礼制下的玉器过渡 随着良渚文明的衰落，长江下游的玉器制作中心发生了位移。本章考察龙山文化时期，特别是海岱地区玉器所体现出的地域特色与风格变化。随后，视线转向二里头文化（夏代？），探讨中原核心区域玉器对良渚传统的继承与革新。此时期玉器形制趋于简化，装饰元素更趋向于线条化和抽象化，预示着青铜时代权力符号的交接。我们重点分析二里头出土的爵形玉器与戈形器，它们如何暗示玉器开始服务于新兴的、以青铜器为主导的礼制。 第四章：商周：玉德的铸就与王朝的秩序 商代晚期至西周，玉器艺术风格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商代的玉雕，受同期青铜器纹饰影响，呈现出一种狞厉、神秘的宗教氛围，注重对动物形态的夸张与神化。西周时期，儒家思想兴起，“君子比德于玉”的观念深入人心，玉被赋予了“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属性。本章将通过对西周礼器玉组（如玉璜、玉璋）的研究，阐释玉如何成为维护周代宗法制度与封建等级的“硬通货”和“软性规范”。 第五章：春秋战国：礼崩乐坏与世俗美学的勃发 这是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玉器的功能和审美也随之松动。诸侯争霸使得地域风格空前繁荣，玉料来源更加广泛，雕刻技术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本章重点分析楚文化中大量出现的“软玉”（如新疆和田玉）的运用，以及环绕玉器的神怪、异兽题材的盛行，体现了巫术色彩的增强与对生死哲学的探索。同时，探讨“组玉佩”的流行，揭示个体在群体中的身份表达与对生命流逝的敏感。 第六章：秦汉至魏晋：玉器在帝国体系中的沉浮 秦汉帝国统一后，玉器在丧葬制度中的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如“金缕玉衣”的制作，体现了对肉身不朽的极致追求。本章细致考察汉代玉器所展现出的恢弘气势与写实风格，如玉璧、玉樽的制作工艺，以及对羽人、龙凤等神话题材的成熟表现。进入魏晋，随着玄学兴起，玉器制作趋于内敛和文人化，雕刻开始注重意境的表达，为后世文玩玉器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第二部分：金石之声——青铜器的权杖 第七章：礼器之源：二里头与商代青铜文明的曙光 青铜器在中国，并非首先应用于工具，而是直接作为礼器和兵器登上历史舞台。本章从冶金技术入手，探讨早期铜锡合金的发现如何催生了权力媒介。重点剖析二里头文化中的爵、斝（Jia）等饮酒器，它们标志着权力精英阶层的形成。进入商代，以司母戊鼎（后母戊鼎）为代表的巨型青铜器的出现，是国家组织能力和资源垄断的直接体现。我们分析饕餮纹（兽面纹）的复杂构成及其宗教象征意义，揭示其作为“沟通天地”的媒介功能。 第八章：周代礼器的成熟与“天命”的铸造 西周是青铜礼器制度最完备的时期。本章详细解析“列鼎制度”和“钟鼎组合”的严格规范，说明青铜器如何成为国家政治伦理的物质载体。通过对铭文（金文）的研究，我们不仅能追溯器物铸造的历史背景，更能理解周王室如何通过“册命”和“锡命”来确认受命者的政治地位。西周青铜器纹饰逐渐从商代的神秘狞厉转向庄重典雅的“垂瓣纹”、“波曲纹”，体现了统治哲学的演变。 第九章：春秋战国：装饰的解放与技术的飞跃 随着周王室衰微，诸侯国将青铜铸造视为彰显国力的重要途径。本章聚焦于技术上的突破，如失蜡法（熔模法）的成熟应用，使得镂空、繁复的装饰成为可能，最具代表性的是各种精巧的青铜灯、博山炉以及牺尊。纹饰上，传统的饕餮纹逐渐被“蟠螭纹”、“窃曲纹”等几何化、动物化的自由组合所取代。楚国楚器以其特有的浪漫主义风格和动物组合，展现出与中原体系不同的审美取向。 第十章：秦汉：帝国的威仪与青铜的衰退 秦汉大一统后，中央集权加强，青铜器的制作规模依然宏大，但其礼器属性开始被削弱。本章关注秦代统一文字后，青铜器铭文的标准化，以及汉代对“博山炉”、“铜灯”等生活与享乐性青铜器的偏爱。同时，我们必须关注冶铁技术的进步对青铜器地位的根本性冲击。随着铁制农具和兵器的普及，青铜逐渐从核心的“国之重器”向日常用品和装饰品方向退却。 第十一章：唐宋以来的“复古”与“仿古” 本书最后部分回顾了青铜器在后世的命运。从唐宋对三代彝器的推崇（如宋徽宗的《宣和石谱》），到明清时期文人雅士对古铜器的收藏热潮，青铜器完成了从“权力媒介”到“文人雅玩”的角色转换。我们分析了古代仿制青铜器的动机，探讨了这种“复古”情结对中国艺术史持续性的影响。 结论：玉与青铜的文化共振 本书总结指出，玉与青铜构成了中国古代文明的物质基础与精神骨架。玉代表着永恒、道德与内敛的信仰，是“生”的哲学；青铜则代表着权威、秩序与外显的权力，是“治”的体现。二者在数千年的发展中相互渗透、相互制约，共同塑造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取向和礼制文化，为理解中国文明的连续性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实物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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