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上有许多精辟的论断：“白话文学不是五四这三四年来凭空捏造出来的……没有国语白话文学这一千年来的历史，决不可能在这三四年里引起那么多人的响应和赞助。白话运动是历史进化的自然趋势。”然而，为什么又不手捧着《红楼梦》、《水浒》这样万古流传的精品，非要来个轰轰烈烈“事在人为”的白话文学运动呢？胡适又给出无懈可击的回答：“自然的演进还不够，它太迟缓，也不经济，我们要进行有意的革命，而《新青年》不同与《红楼梦》的贡献无非是在缓步徐行的文学历程上加上有力的一鞭。
于是，“模仿的、沿袭的、没有生气”的古典文学死了，另一种“自然的、活泼泼的、表现人生”的白话文学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也许是因为历史传承的原因，胡适开创的语言的“革命”运动，被我们这群有意无意的后继者持续至今，并在世纪之交的时代催逼下面临新一轮的转型。
人类生存的世界是由语言构建的。海德格尔曾在《通过语言之途》中说：“人的生活意义都是由语言的具有创造力的开放性所建立的。”早先的希腊人并没有我们称之为“语言”的这个词，语词和客体是融为一体的，是“逻格斯”的无语词的言谈。德国解释学家迦达默尔认为这是一种活生生、主客体没有分离的语言，并对它大为推崇，认为它能精确地揭示存在和真理。没有与理解的语言相分离的事物，也没有与事物相分离的语言，它们彼此从属而不可分离。然而，对语言的运用和操作使它不自觉地沦为一种工具和手段。我们栖息在语言之中，忘却了它原本的意义而对它越来越少地认识。于是，由于“形式”与“内容”的剥离和“主体”与“客体”的区分，我们越来越怀疑语言的本质和它不可忽视的文化性，它成了“文化遗传的忠实载体”而非“文化遗产的深刻揭示”。语言被极大程度地外在化了，以严密复杂的结构、进步以及繁荣为标志；而文化依旧是一种内在的东西，作为人类历史传统的积淀，总和着人类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于是人们竟自作聪明地问道：文化的传承与语言的内部规率究竟有着多大程度的切合？殊不知语言与文化的历史相辅而行。
的确，语言因其工具化被人们为适应某种目的而大刀阔斧地“革新”；但文化依旧在后面缓缓而行亦步亦趋，于是，终究导致了语言与文化之间的隔阂、断层与不适应性中国的语言在此问题上的突现则犹为显著。
在历史上，由于生存的竞争、发展的本能与需求，汉语在殷周之初就开始发生剧烈的变化，概念、术语、范畴和话语方式由简单到反复、由单纯到多样，最后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体系并定型，这就是古代汉语。古代汉语在战国之后在词汇上继续丰富和发展，但这种丰富和发展并没有根本上颠覆古代汉语的“型”，他依旧完好地体现着古人对世界的认识和整个儿价值观。古代汉语直至五四时在外来语言的冲击下才发生转型。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人从鸦片战争以来反省和反思自身历史命运的一个转折点，是建立在民族独立与生存岌岌可危意识上的对时代变更奋起的响应，那么自五四起，中国人对自己固有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展开深痛反省和激烈批判也就成了首当其冲的任务了。于是作为“文化显示器”的语言，“破旧革新”之急更是理所当然的事。“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20世纪世界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钱玄同这段话可谓情绪激昂、骇人听闻了。
然而文学的“国语”究竟如何创造？西方的文学范本与“国语”又有何对应的内在联系？胡适在国语的革命中提出三点：第一是用白话，包括用方言和古代学典籍《水浒》中的白话，这是胡适最为看重也最为自得的。二是翻译西方的文学作为范本，三是创造。对于第二、第三点，胡适始终没有讲清楚，也曾诞生这样的疑问：“若单靠白话便可再造新文学，那么难道把郑考胥、陈三立的诗翻成白话，就算得上文学了吗？可见，胡适自己也意识到新文学绝不是语言形式的问题，文化与语言的息息相关也给语言的改造和欧化带来困境。如果说，外在的语言尚可被我们照搬外国的理论和研究方式大刀阔斧地改，那么内在的文化则显得沉重、坚定，一脉相承而难以给它加上“有了的一鞭”了。
于是，由于偶然和必然的历史因素，汉语被胡适等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极大程度地革新，从此有了“古代”和“现代”之分，有了“死寂”和“生气”之别。但正如洪堡特所说：“每一种语言都被理解为一种特殊的世界观，语言在本质上是人的语言。”那么欧化了的语言是不是足够强劲去欧化整个中华民族呢？事实证明，我们用西方的语法系统和研究模式来分析现代汉语已出现了很多歧义，更不要说能够轻而易举地推翻由中国汉字建立的“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了。
于是，既然我们承认现代汉语是欧化而来的，那么西方人大可以本着“西方中心论”的观念任意妄为地评判我们中国人的语言，根据传统的形式和语法分析法则，立足本位以“榜样”的姿态给予指教。黑格尔首先给予致命的一击，并由此奠定整个西方对汉语的偏执论断：“汉语是缺乏逻辑词汇的不发达的语言，对思维规定缺少专门和独特的词汇（如介词、冠词）特别是名词和动词缺少客观形式的标记。”德国施莱赫尔据此把汉语归为最初级的无形态语、孤立语、词根语。索绪尔称汉语词汇为“超级词汇典型”，因它不能再加以分析、论证，实则与施氏是一个意思。现代西方语言学专家KAPLAN在评价中国学生的TOFEL考试作文时更是危言耸听：“中国人的文章总采用迂回繁琐的叙述方式，散漫零乱，缺乏连贯性，叙述偏重意义而缺乏事件发生过程，无头无绪。”这些怵目惊心的评述充分显示了西方人自居拥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语言学理论，把“局部规律”上升至“普遍意义”的文化排异精神。
然而问题在于我们未曾由此转入深刻的文化反思，权量怎样本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确立自己独特的语言观和研究理论，不再在新一轮的历史之交经受全盘西化的侵害。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条件下，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似乎只有“守旧”或“西化”这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这几乎成了近现代中国人的一种历史与文化的宿命。“中体西用”或“中国文化本位”的主张虽然一直有人在大声疾呼，但总不是流于一种政治口号，就是作为对“西化”的一种感情上的对立面与调整出现，缺乏更深层次的剖析和体认。加上某些外部原因，这种主张不是变成保守势力维护旧传统的代名词，就是一种毫无理论基础的空洞主张，成了“国粹”与“西化”夹缝中的蝙蝠，几乎难以立足。
二三十年代，在“五四”反封建运动中新生的整个中国现代语言学届充满了革命战斗的气氛，冲破了我国语文研究几千年来以汉字为枢纽，在文字、音韵、训诂上释经阐义的传统格局，在时代要求的催逼下丢弃逆流而行的孔孟之道，同时也丢弃了中华文明的一些精髓，为了“政治”和“经济”舍身忘本“嫁接”文化，于是培植出的是文化界的“酸果”而非纯美清丽的“一枝独秀”。这是为民族解放国家富强而作出的最可悲可叹的精神牺牲。
然而令人焦虑的是，我们并没有基于对历史的深刻体认而在这个经济浪潮席卷全球的世纪之交诞生出保护文化的自觉和警惕。为了竞争、合作和交流我们必定要涌入全球化的进程，然而全球化是否就是美国化？单是经济全球化还是整个世界范围内存在的各种民族精神都要全球化？是不是经济决定综合国力的今天，文化也要尽其所能求同存异地为经济腾飞铺一条康庄大道？我们并非思考着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至今还在制定诸如“在市场经济下勇于丢弃儒家文化中与经济相悖的传统，接受现代化”的政策。
帕默尔告诉我们：“语言是所有人类活动中最足以表现人的，获得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接受某一套概念和价值。”我们必须立足本位从中国的文化历史中去探寻未来语言发展的源流。中国语言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也许要突破某种局限，正如中国人在全球化的时代命题下要修正某些僵硬了的世界观，但这两者永远是合拍的，互相诠释而难舍难分。 文化是自己的，世界观是自己的，语言也必须是自己的。
宇宙若是运载万物的诺亚方舟，汉字就是表述物名及其事理的全息标志，对大千世界的每一具体事物都做出精湛的描述。中国语言因此具有其他语言无法比拟的历史深度和幅员广度，一脉相承的历史中蕴藏着内在动力。它必将承载着中华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缓缓前行，“自然地演进”，不再需要“有意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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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
最开始听到胡适这个名字，应该是在看铺天盖地的考证红楼梦版本的时候，提到胡适得到某某版本，想着这是个怎么样的人呢？ 后来看这本《白话文学史》，很对胃口，就像听一个朋友娓娓道来他对文学发展的看法，喜欢他的观点，文学因为草根而发展。有生命里的东西才是会永...
评分突然想看胡适的书 是因为三联的一期 大约是一年前出版的 专题介绍了胡适 然后发现之前认为“胡适就是‘常和鲁迅吵架’的民国文人”的看法真是无知且幼稚 好几篇文章写胡适 很多都已经忘记了 留下的模糊印象只有 如果说鲁迅是激奋地想要改变 那胡适就在寻求谦谦的改革之路 方式...
评分读《白话文文学史》有感 自是人间好风景，人在月下诗在心， 吟时还有飞天镜，欲书格律缺管弦， 于是误我三秋笔，满腹诗词做不出。 才闻胡适说白话，作文原是如说话， 李白赋比十之三，骈偶却是落下乘， 杜甫下笔亦如是，铁画银钩怒朱门。 倘若当年无白话，少年自是老暮人， 倘...
评分1927年夏，从欧美游学回来的胡适，忌于北平北洋政府的猜疑，遂卜居上海极司菲尔路49号，与蔡元培为邻。他放下了自己文化官员的身份，重新回到著书立说的学者生活。彼时，摆在他面前的当务之急，就是在《国语文学史》的基础上写作《白话文学史》。 1921年冬季，胡适应教育部国语...
评分又是一位安徽老胡，白話文運動到如今，新白話已經成眾矢之的，當然像胡先生這樣的前輩所做的白話運動的努力自然有其值得肯定之處，但現如今新白話疲軟無力的現狀也是有目共睹的。 其實當時就有一個悖論在裏面，胡先生把文言文與拉丁文類比，說拉丁文在使用了一千年後逐漸讓位於...
用户评价
对我而言，一本好的历史书，最终要能引发思考，而不是简单地提供答案。在读完《白话文学史》之后，我希望自己能够对“什么是好的文学语言”有一个更深层次的认识。白话文的标准是流动的，从早期的俚俗到后来的规范化，标准本身也在不断被书写和修正。我期待这本书能提供一个批判性的框架，让我们能审视当下我们所使用的语言——我们今天所习以为常的白话，在一百年前，是否也曾是惊世骇俗的“异端”？如果作者能将历史的视角延伸到对当代语言现象的某种隐晦的对照或反思，那将是一次非常巧妙的收尾。我不求它给出绝对的文学史结论，我只求它能提供足够的史料和洞察力，让我能带着自己的疑问，走出阅读的迷宫，并对我们所处的语言环境产生新的好奇与敬畏。
评分这本书拿到手的时候，我正处于一个对文学史有点提不起兴趣的阶段，觉得那些年代、流派和人名太枯燥了。然而，这本书的标题——《白话文学史》，一下抓住了我的眼球。它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这肯定不是那种板着脸孔的学术著作，而是会用更贴近我们现代人思维和语言习惯的方式来讲述这段历史。我最期待的是，它能不能把那些遥远的、看似与我无关的文坛往事，变得鲜活起来，就像在听一位健谈的长者，绘声绘色地分享他亲眼所见的精彩故事。我希望它能像剥洋葱一样，一层层揭开白话文从萌芽到成熟的复杂过程，而不是简单地罗列事实。比如，我很想知道，那些早期的白话文先行者们，在面对当时的文言文权威时，内心是何等的挣扎与坚定？他们是如何一点点说服当时的社会，让“我们自己的语言”能够站上文学的殿堂的？如果这本书能把这些“幕后”的挣扎、争论和胜利描绘出来，那阅读体验绝对会是酣畅淋漓的。
评分阅读文学史，很大程度上是在重温一个民族的心灵史。白话文学的转型期，正是中国社会经历剧烈震荡、寻求自我定位的关键时刻。因此，我非常期待这本书能将文学的演变，与当时的社会思潮、政治气候紧密地联系起来。比如，新文化运动期间，语言的变革是如何被视为思想启蒙的先导？那些文学社团的成立，除了艺术追求外，是否也承载了某种“改造国民性”的社会抱负？如果这本书能描绘出这些文人“笔杆子”背后沉甸甸的时代使命感，读起来会更有共鸣。我甚至希望看到一些关于“读者”的描写——在那个媒介相对匮乏的时代，当第一批白话小说或白话新诗出现时，普通民众是如何接受或误解这些新事物的？这种“大众反应”的缺失，往往会让文学史显得过于精英化和脱离实际。
评分我关注的重点在于，这本书如何处理“继承”与“革新”之间的矛盾。白话文的出现，本质上是一场对传统文学范式的颠覆，但任何颠覆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必然承载着前人的遗泽。我好奇的是，作者如何平衡这两者之间的张力？是像许多论著那样，将白话文的兴起描绘成一场彻底的“断裂”，还是更细致地展示出，白话文是如何在吸收甚至借用文言文的某些表达技巧后，才最终完成自我塑造的？对于读者来说，理解这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复杂过程，远比简单地赞美“白话的胜利”要更有启发性。我希望它能提供一种辩证的视角，而不是把文学史简化成简单的“好与坏”、“进步与落后”的二元对立。如果作者能对某些关键的“过渡性”作品做出深入的文本分析，而不是泛泛而谈，那绝对是加分项。
评分说实话，我对历史类书籍的耐心是有限的，特别是那些动辄上千字的段落，常常让人望而却步。因此，我对这本书的装帧和排版抱有很高的期望。我希望它在保持严肃性的同时，视觉上是友好的。理想中的状态是，作者在阐述一个重要文学思潮时，能够巧妙地穿插一些当时作家的书信片段，甚至是几行被认为是“石破天惊”的早期白话作品节选。这能让我立刻感受到那个时代的“语感”和“气味”。如果全书都是纯粹的理论分析，那效果肯定不如那些具体的、可以被“品尝”的语言实例来得震撼。我特别关注它如何处理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白话文发展的不平衡性。文学史往往聚焦于中心城市和精英文人，但真正的“白话”是在民间生根发芽的，这本书是否能触及到那些更接地气、更具烟火气的语言表达？如果能挖掘出一些被主流视野忽略的“民间声音”，那这本书的价值就远超一般教科书了。
评分选读。早年的胡适
评分本书旨在为新文化运动张目，故而对文人文学评价甚低，提倡白话的平民文学，通过作者梳理，可见白话传统一直贯穿与文学发展始终。但我觉得真正普罗大众的文学是不存在的，文学可以是大众的，但其受众面应该还是有限制的。适之先生两个半部史。最后说道北方因战乱民族融合较深，因而语言趋同，而南方内部保持了区域性稳定，导致语言千差万别，这点倒有意思。
评分胡说从来好看
评分看的很焦躁，不得甚解
评分除了出发点错误，别的都不错。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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