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北京大學法學院100周年紀念，嚴格說來是北大——同時也是中國——正式設立代法學教育100周年我們編選瞭這部法學院文存，作為一個紀念。應當感謝諸多老師的配閤，也感謝趙煥老師為此書所作的諸多編輯工作。

文存的編選應當說是頗費瞭一番心思。從道理上說，而且我們的本意，都是想編選一部現在和曾在北大任教的教員的文選。但這項工作實在是太難瞭。首先是由於百年來的社會動蕩和變遷，許多資料如今都不完整瞭。其次，百年來教員的人事變動很大，也曾有多次院校的閤並和分立，因此誰是誰不是在北大任教的教員不但很難確定，有時甚至難免遺漏。第三，即使這都不是問題，我們也很難確定一篇論文是否是作者在北大任教期間撰寫的，而如果放棄或放寬這個界限，那恐怕就得把全國各地許多法學院教員甚至律師、法官、檢察官的論文都收入。這不但是一部紀念文集無法做到的，而且，也說不定還會有人說北大法學院今天在“拉大旗當虎皮”。第四，最重要的還是要把一些最好和最重要的論文——無論是學術意義還是社會意義上的——收集起來，令其足以反映北

大法學院（係）的100年曆史。但這就不是一般的難，而是特彆的難，因為“重要”和“好”，都是相對於時代、情境和當時學科發展而言的，而不是絕對的、唯質主義的。法學，作為一門更重視實踐的學科，不僅有許多部門法分支，而且至今也不如同自然科學或諸如經濟學這樣的社會科學，有一個基本穩定的學術範式可以用來對法學著述作齣統一的學術評價。有鑒於此，我們采取瞭一種相對經濟因此比較省心的編選做法，大緻是，凡是“文革”後在較長時期在北大法律係和法學院任職之教員，每人提交一篇自己認為最好的論文。即使如此，仍然有不少麻煩。例如，一些老先生已經去世，如何選擇他們的論文?一些曾經在北大法律係任教數年但後來離開瞭的教員的論文又如何編選?此外，還有其他一些比較瑣碎的技術性問題。但不管怎樣，我們還是完成瞭這一紀念文集的編選，盡管因此這一文集一定存在種種不足和問題。

如果放眼看來，上麵所說的這些問題其實都與中國社會近百年來的現代化和法治問題有關。例如，為什麼要劃定選文的邊界?這個問題的前提不就是一個社區（盡管是學術社區）邊界以及規則（法律）麵前人人平等的問題嗎?這個邊界之所以難以確定，在一定程度上不就是因為現代社會中人員的高度流動嗎?而論文的學術意義和社會意義之所以難以判斷，除瞭其他原因之外，在一定程度上又是與中國的社會轉型和知識轉型、與學術的傳統變遷和發展（學術的多樣化或異質化）有關，也與學術判斷標準的多元化有關。如果是在一個傳統的（因此是高度“靜止的’’）社會，無論社區還是社區人員的構成，無論是學術傳統還是學術判斷標準都會高度穩定且相對單一，因此，這些“麻煩”也都可能不存在。我們社會百年來的發展不僅意味著我們必須接受這種社會變遷帶來的“麻煩”，而且這些“麻煩”也都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中國社會的發展，意味著中國法學的發展。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這部文存更多是一個符號或象徵，而並不是追求充分或完全展示北大百年法學發展的曆程或主綫。它主要展示的更多是最近20多年來北大法學院（法律係）的學術變化，更多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學術變化。事實上，也主要是到瞭1990年代，隨著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隨著中國的全麵的改革開放，也隨著中國法律作為一個職業的全麵發展，法學纔開始一個穩定的且相對全麵的發展時期。這其中的教訓是值得我們反思的。從當年北大設立法學門之際的涓涓細流，到今天中國法治和法學發展的大江東去，這是一段艱難跋涉的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