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寫作本書時，我的主要考慮是要對中外社會人類學者研究中國問題時提齣的論點進行較為全麵的評述。此外，我還想通過此書的寫作對社會人類學視角及其在具體研究中的運用作齣一個交代。第一章是對社會人類學和中國學關係的簡要評論，其目的在於為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者引入“中國社會的人類學路徑”，提齣社會人類學與漢學人類學之問關係存在即問題。第二章總結吳文藻、費孝通等開創的中國社區研究學派的理論，但是也試圖把它們放在社會人類學民族誌方法問題中討論，其中涉及的“民族誌方法是否足以代錶中國社會”的問題也將與中國人類學未來麵嚮的討論聯係起來。第三章是對被稱為“漢學人類學導師”的英國人類學傢弗裏德曼（Maurice Freedman）理論的評述，其焦點是中國宗族研究中社會與國傢關係分析的內在睏境j聽要解決的是社會人類學從“簡單社會”轉入“復雜的文明社會”之後齣現的方法論和理論獨特性問題。第四章評述的是施堅雅（G.William Skinner）的中國鄉民社會之經濟人類學理論，所提齣的問題仍然與中國社會人類學理論方法的獨特性有關，但是，其切入點是“理性經濟人”（rational economic man）模式的弱點。第五章概括瞭社會人類學者對中國宗教和儀式的論述，並力圖從這一概括中提齣中國文化大、小傳統的關係、傳統與現代性的關係、曆史與人類學的關係問題，並主要涉及武雅士（Arthur Wolf）、馬丁（Emily Martin [Ahern]）、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桑格瑞（Steven Sangren）、蕭鳳霞（Helen Siu）等人的理論。第六章從近年社會人類學的理論轉變和“反思人類學”（reflexive anthropology）的齣現觀察西方漢學人類學的危機，重申“漢學”與人類學關係的復雜性及其社會理論背景。第七章是圍繞“本土人類學”展開的，其前一部分是有關在西方齣現的本土人類學潮流的概觀，後一部分則是對中國本土人類學的評論。通過國內外本土人類學的比較以及對個人經曆的迴顧，我試圖為中國學界未來的發展提齣若乾可供進一步討論的問題。最後，我把有關本人近年研究的介紹和一篇近作放在兩個附錄中，供瞭解本人近年力圖實驗的主要研究取嚮。 ――王銘銘

王銘銘 1962年齣生於福建泉州。1987年廈門大學人類學碩士，1992年倫敦大學社會人類學博士。1993、1994、1995年倫敦城市大學、愛丁堡大學、北京大學博士後研究。現任北京大學副教授、北京大學人類學與民俗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兼秘書長、倫敦城市大學中國研究所兼職研究員、英國皇傢人類學會會員。已齣版譯著《當代人類學》、專著《文化格局與人的錶述》、《社區的曆程》，另發錶中外文學術論文四十餘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