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著《南京难民区百日——亲见日军大屠杀的西方人》（岩波书店1995年出版）近由南京师范大学翻译出版，实乃自己无上光荣无比喜悦之事。在此，谨向给予帮助的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教授和各位友人，以及费时费心完成艰苦翻译工作的李广廉教授表示由衷的感谢。

拙著首次出版正值日本战败50周年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的1995年。10年之后，在日本战败60年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2005年，该书的中文版能够问世，让自己无限感慨。

我是从1984年起从事南京大屠杀事件（南京事件）的研究的。当时，为声援家永三郎教授以文部省的教科书审订违反日本国宪法为名起诉日本政府的教科书审判，由一些学者、记者和律师组织了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成立于1984年，代表为已故的早稻田大学洞富雄教授）。加入该会成为我研究南京事件的契机。在家永教科书诉讼中，南京大屠杀与南京战役中对妇女的暴行是争论的焦点之一。

1984年12月，在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张允然）的帮助下，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前往南京进行了实地调查。1987年12月又进行了相同目的的第二次实地调查，其成果汇总在洞富雄·藤原彰·本多胜一主编的《通往南京大屠杀的现场》（朝日新闻社1988年出版）一书中。在第二次实地调查过程中，我们得到了1985年设立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杨正元馆长、段月萍副馆长以及孙宅魏、高兴组、邹明德、胡菊蓉、陈娟等诸多中国学者的大力帮助。

在当时两次的南京实地调查中，我们听取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直接受害经历，查阅了南京大学、南京图书馆、第二历史档案馆中收藏的史料。这些成了我后来真正进行南京事件研究的珍贵经历。当时的南京，称得上高层建筑的只有金陵饭店，其余均是原样保存下来的解放前的旧建筑和街道。其中，南京难民区中作为难民收容设施使用的洋楼和公共建筑也大多保留了下来。我从南京的大学生那里借来自行车，沿着南京难民区遗址和在南京城内四处进行寻访。当时对南京大屠杀历史现场地理状况的确认为后来自己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南京事件发生之时，日本国内实施了严格的舆论报道管制，日军的屠杀和暴行完全不为国民了解。同时，日本战败前后，日本政府和军部为隐瞒南京大屠杀的事实，下令烧毁证据和记录文件。故日军官兵从上到下均彻底地焚毁了相关文件。

因此，我在开始研究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所能接触到的，仅限于日本国内的公开资料。于是，我采取了走访美国的大学图书馆、议会图书馆、国家档案馆，调查、收集南京事件期间居住或派驻南京的美国宣教师的书信、记录和新闻记者报道的研究方法。

我曾于1984年、1986年、1987年三次前往美国收集史料。其中，我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成功收集到担任南京安全区（难民区）国际委员的美国传教师的大批史料。而采访到南京事件期间曾派驻在南京，向世界报道了日军暴行的《纽约时报》的F.T.都亭（F.Timllman.Durdin）和《芝家哥每日新闻》的A.T.斯蒂尔（A.T.Steele）两位记者，也是一大幸事（二人现在都已去世）。

1992年，我在美国收集到的大量史料作为南京事件调查委员会编译的《南京事件资料集①美国相关资料编》（1992年青木书店）出版。正是在上述史料调查与收集、资料集编辑翻译的基础上，我才能够得以执笔写成本书《南京难民区百日》。

在支援家永教科书审判活动方面，我本人于1991年4月前往东京高等法院出庭，证明南京大屠杀是历史事实，并获得了认定家永教授的教科书中有关南京大屠杀和南京战役中对妇女的暴行的记述不合格的文部省的审订违法的判决（1993年10月）。因最高法院也追认了该判决，故南京大屠杀是历史事实最终得到了日本司法界的确认（1997年8月）。

其后，尽管分量和内容并不充分，但现有的日本所有小学历史教科书、初中历史教科书、高中日本史教科书以及绝大多数的高中世界史教科书都开始收录南京事件的记载。

我于1994年由大月书店出版了专著《亚洲各国中日军》，进而在1995年由岩波书店出版了本书《南京难民区百日》。此后，我还相继出版了《南京事件》（岩波新书1997年），《南京事件与三光作战》（大月书店1999年）和《南京事件与日本人》（柏书房2002年）和其他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专著。

在日本，主张“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南京大屠杀是中国和美国为宣传所做的捏造”的南京大屠杀否定派的出版物被放任自流，得以大量涌出。相比之下，我们这样记述南京大屠杀事实的书籍的出版则举步维艰，哪怕被人找到一处差错，就会立即招来右翼和否定派停止出版的威胁和压力。

因此，本书《南京难民区百日》的写作和出版牵扯了我大量的精力，为避免出现记述上的差错，我首先认真检查，并请岩波书店聘请的专家对我的原稿进行了仔细检查，请已经去世的一桥大学藤原彰教授交流校对了清样。结果本书出版后，没有受到右翼和南京大屠杀否定派的攻击。其后，因我出版了新著《南京事件》（岩波新书），故本书二版后，岩波书店将本书绝版。因此，此次本书的中文版在中国出版，我认为是本书的再生，对我而言是无限喜悦之事。

此外，还有一点让我感叹的是，本书在南京事件期间位于南京难民区中心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后身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们的帮助下由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同样是历史的姻缘。期望本书能够为加深日中南京事件研究的交流，推进日中友好做出贡献。

最后，谨以中文版本书献给明妮·魏特琳女士以及约翰·H·D·拉贝、M·S·贝德士、路易斯·S·C·史迈士、罗伯特·O·威尔逊等为从日军的暴行下保护南京市民而舍命奋斗的南京安全区的各位国际委员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