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之宗旨，在確立嚴修新私學，故研究之範式，以個體為經，時代為緯，在新私學與中國近代政治文化的“會通”中，來展示嚴修的文化個體性。本書之史觀，以嚴修新私學為主綫，來貫通近代史，故近代史之開篇，非老生常談之鴉片戰爭，而是傳教士東來和西學東漸，其結束則是中國民族主義的復興。本書不是年譜，但采取瞭編年體的撰述方式，以年為經，以事為緯，故稱係年。月份與日期，則根據敘事的需要來安排，沒有嚴格的順序要求。本書注釋，皆取書中注，於引用和敘述之旁，以小字注之。史料來源主要為《嚴修日記》、《信草》及其自訂《年譜》，凡書中引用史料，未注明齣處者，即為此述種種。因引用太多，若一一注明，則滿篇皆是，故略之。

在中國，最有成就的中學應該是南開中學。據統計，近百年來，南開中學培養齣瞭48位著名科學傢，兩位清華大學校長，3位正副總理（周恩來、溫傢寶、鄒傢華），9位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和全國政協副主席，成就和名氣稍小一點的大學校長、科學傢、文學藝術人纔，多到難計其數。現在知道南開中學的人很多，但知道南開創辦人嚴修嚴範孫先生的人很少，範孫先生的光輝人格和對中國現代教育的偉大貢獻，瞭解的人就更少瞭。

本書最大的特點，在於作者沒有就事論事地寫範孫先生的辦學過程，她筆墨的重點在勾勒現代中國政治文化的曆史巨變，錶達作者對整個現代曆史的總體認識，而且時時有精彩議論和齣人意錶的睿智洞見（限於篇幅，恕不一一徵引）。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範孫先生興學的深遠意義，得以充分顯現，一如本書副標題提示的，作者要揭示的是“嚴修新私學與近代中國政治文化”的關係。作者的基本看法是，中國教育從傳統的官、私之學轉嚮現代國立教育體製，在此一過程中，範孫先生開創的新私學傳統，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可惜這個尚未發育完足的優良傳統，因為曆史的劇烈變遷而被迫中絕。當代中國教育的痼疾，實與此一傳統的被毀壞有極大關係。如今，私學的復興苗頭，也預示著中國教育有可能重新迴歸範孫先生開創的優秀傳統。作者提齣“新私學”這個概念，並在書中有深入的探討。這個問題若能引起學界的關注和探討，我相信對於“重寫”現代中國教育史，對於當代中國民辦教育的發展都大有裨益。

辦學固然神聖，但絕不浪漫，更非僅憑美麗幻想所能成事。誠如本書作者反復申述的基本觀點：辦學乃是“思想者的産業”。有思想而不以産業對待學校，其學必不能辦成，梁任公欲辦東方文化研究院而未果，即是顯例。辦學既為産業，則以投資為先決條件。範孫先生辦學經費之來源，除從自傢産業中捐齣部分外，主要經費得自富商和軍閥捐贈，其次則有政府和外國資助。而範孫先生和伯苓校長之所以能“化”來四方之“緣”，則是由於他們的辦學成績、人格聲望和勤勉懇切的勸募努力，方可使財神慷慨解囊。

今日中國，有産者漸多，私立學校亦有星火燎原之勢。但“教育産業化”卻正在被詮釋成賺錢的大買賣，辦學者自然就應該是“投資”高手。這是對教育的嘲諷和褻瀆。教育産業化的真諦，是能夠以私人辦學的靈活、節儉、高效的運作機製，吸納社會資源投嚮教育，並永續發展，而不是把學校辦成印鈔廠。因此，當代私學的發展，有待於湧現盧木齋、李秀山（此二人對南開的捐助最多）那樣的有産者，湧現更多邵逸夫、田傢炳，更有待於齣現嚴修、張伯苓這樣以辦學育人為終生誌業的教育傢。捐助者固然可以為大學蓋起成百上韆的大樓，但隻有大樓而沒有教育傢，那麼這些大樓跟商場、旅店的作用就沒什麼差彆。

　本書以個體為經、時代為緯,在新私學與中國近代政治文學的“會通”中展示嚴修的文化個體性為宗旨,以嚴修新私學為主綫,來貫通中國的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