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在人们看来本为平常的说法，经杂文家一分析，竟是无法回答的问题。如大家经常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邵先生曰：“其前提须是在法律面前，我们面对的是法律吗？”关于教育，许多人赞扬“希望工程”，邵先生问：“我们的希望就在这里吗？”对于关乎人命的“可杀可不杀”，邵先生说：“这一命题本身就包含了极大的随意性，不是基于某行为主体是否犯了依法该杀之罪，而是取决于其罪行以外诸多因素的考虑。”对说假话问题，邵先生说：“毛泽东多年前就言之谆谆，说‘假话一定不可讲’，但后来竟一度闹到全党全民全国说假话，至今后遗症不绝。”此等杂文，教人读来没有一点儿轻松之感，却又放不下，要一口气读完。那篇《不再作反腐文章》，我反复读了好几遍。他说：我在1980年写过一篇《论贪污与反贪污》，至今已整整10年。把这10年来我所写的有关反贪污的文字加在一起，大约也够编成一本书了。可是有什么用处呢？文章的最后一句为：“今后不想再说了。”这样的话，读了不惟使人沉痛，而且有些悲哀了。事实上，他还是要说，不说便不是邵燕祥了。这不，10来年后，又有一篇《开一个反贪大会如何》。

邵燕祥，当代诗人，1933年6月10日出生于北京（那时叫北平）一个职员家庭。1945年夏天，从小学进入中学。处女作是1946年4月发表在报纸上的一篇杂文《由口舌说起》，批评了习于飞短流长的社会现象。从那时起，他在参与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学生运动的同时，写了不少杂文、诗歌和散文式的小说。1949年初，北京解放，他终止了在大学一年级的学业，到北京电台工作。他的第一本诗集《歌唱北京城》（1951）和第二本诗集《到远方去》（1955），收入50年代初期写的抒情诗，其中一些表现了年轻一代的理想和激情，又有个性色彩的诗，为他赢得了读者的最初的声誉。但是不久，由于他的诗和杂文中触及某些不公正和反民主的社会现象，受到批评和斗争。直到1978年，他被剥夺发表作品的权利达20年之久。其间，在1962年春有些解冻的迹象，他得以写了一个剧本，发表了几首诗和一篇小说；这年秋天，那篇写亲子之情而不涉及阶级斗争的小说又遭到公开抨击。他在1979年初恢复政治名誉。从1980年到1986年，出版了《献给历史的情歌》、《在远方》、《如花怒放》、《迟开的花》、《邵燕祥抒情长诗集》等八种诗集和诗选，还有诗评集《赠给十八岁的诗人》、《晨昏随笔》，杂文集《蜜和刺》、《忧乐百篇》。从1980年前后发表《切不可巴望好皇帝》等杂文开始，又写了大量的杂文，批评各种社会弊病。现为中国作协理事和主席团委员，中国笔会中心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