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律佩觽》一书， 颇有感触。王明德在书中提出读律八法，可谓其经验之谈。何谓八法？一曰扼要，二曰提纲，三曰寻源，四曰互参，五曰知别，六曰衡心，七曰集义，八曰无我。在上述八法之中，扼要与提纲，都是指抓重点，律文数百条、上千条，必有一些是重点条文，真正领会这些条文，可以达到举一反三，事半功倍之效。此外，例如互参，对于领会律文也是极为重要的方法。正如王明德所言：“律义精严，难容冗集复著。

　　故其义意所在，每为互见于各律条中。”因此，互参实际上是对法律进行体系性解释。在书中，王明德还论述了“律母”与“律眼”。王明德云：律有以、准、皆、各、其、及、即、若八字，各为分注，冠于律首，标曰八字之义，相传谓之律母。这八字被称为读律之法，王明德引宋儒苏子瞻言：“必于八字义，先为会通融贯，而后可与言读法。”除律母外，还有律眼，以与律母相对应。律眼是指例、杂、但、并、依、从、从重论、累减、听减、得减、罪同、同罪、并赃论、折半科罪、坐赃数罪、坐赃论、六赃图、收赎等。这些都是律之关键词，对于领会律文至关重要。王明德对例做了如下阐述：“例者，丽也，明白显著，如日月之丽中天，令人晓然共见，各为共遵共守而莫敢违。又利“例者，丽也，明白显著，如日月之丽中天，令人晓然共见，各为共遵共守而莫敢违。又利也，法司奏之，公卿百执事议之。一人令之，亿千万人凛之。一日行之，日就月将，遵循沿习而便之，故曰例。”这里的例，相当于现代刑法的总则，对于整个刑法具有纲领性的作用。王明德充分阐述了例的重要性。在上述律眼中，有些律眼所表达的法意至今仍为我们所遵循。例如并赃论罪，王明德云：“倂赃论罪者，将所盗之赃，合而为一，即赃之轻重，论罪之轻重，人各科以赃所应得之罪，故曰倂赃论罪。”由此可见，倂赃论罪是中国古代刑法处理赃罪（相当于现代刑法的财产犯罪）的原则，这一原则在我国现行刑法中仍然是通行的。当然，律眼中的有些词的用法与现在有了一些差别。例如得减一词，王明德云：“得减者，法无可减，为之推情度理，可得而减之。得者，因其不得减而特减之，故曰得减。”这里的得减，非法定减轻，而是法外减轻，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讲的酌定减轻。我国现在的刑法理论中，把减轻分为必减与得减，都是法定减轻：必减是应当减轻，得减是可以减轻。由此可见，现在刑法中的得减已经不同于古代刑法。又如，但字，在现代刑法中也是经常使用的，我们称之为但书，有转折性但书与例外性但书之分，一般仍是在但字的本义上使用。但古代刑法中的但字却与之不同，王明德云：“但者，淡也。

　　不必深入其中，只微有沾涉便是。如色之染物，不必煎染浸渍深厚而明切，只微着其所异之濡，则本来面目已失，不复成其本色矣。故曰但。律义于最大重处，每用但字以严之。此与文字内，所用虚义，作为转语之义者迥别。如谋反大逆条，内云：凡谋反、谋大逆，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此一条用但字之义，是对已行、未行言。盖凡律，皆以已行、未行分轻重，此则不问已行、未行，但系共谋时在场即坐矣。盖所以重阴谋严反逆也。”以上我对王明德的律学精华稍作了引述，可以窥见中国古代律学已达到相当高的成就。中国古代律学的精妙在于对律条的文字解释解释与义理阐述，透过文字的隔膜而得立法之精义。尽管这种对刑法的语言学研究不同于两个对刑法的逻辑学研究，但仍然是值得我们继承的。我们现在读外国刑法教科书很多，借鉴得也很多，但读中国古代律学的书少之又少，我本人也是如此。我的藏书中虽然也有若干种中国古代律学的著作，但读得少，借阅得更少。只不过满足“发思古之幽情”，这是很不应该的。我们现在对刑法条文的注释之粗疏、之混乱、之离题，远远不如古代律学之精细、之不紊、之切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