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中國佬》（The Real Chinaman），作者為長期擔任美國駐華外交官的切斯特·何康比（Chester Holcombe，1844——1912）。何康比，中文名何天爵，1869年來華，1871年之前，負責北京的公理會教會學校，1871——1885年，先後擔任美國駐中國使館翻譯、頭等參贊、代辦等職。1885年迴美國。1895年齣版《真正的中國佬》。中文本有光明日報齣版社1998年鞠方安譯本，納入黃興濤、楊念群主編的“‘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名著譯叢”。本文主要據此本談談讀後的個人收獲。因此，這裏側重於介紹該書敘述與評論的獨特與深刻之處，本著鏡鑒的角度，對其仍然有現實意義的揭示進行點評。

正如何天爵本人所言，他在中國居住多年，幾乎與中國各個角落、各個階層的人們都有過接觸，甚至與一些人建立瞭親密友好的關係。作者聲稱他在書中展示的是接觸和瞭解中國社會時所得到的“幾點心得和體會”。“力圖用大視角、粗綫條的幾筆”，勾勒齣“中國人社會生活中一些非常重要而獨特的因素（西方人看來不可思議的思維模式和社會習尚）”，從而準確描繪齣“真正的中國人”形象。的確，他在書中對中國晚清社會作瞭一個全方位的鳥瞰。雖然不免有許許多多的偏見、誤解與麯解，有的是西方人的偏見與麯解，有的是文化上的誤讀和誤解，但大體上還是勾勒齣瞭晚清中國的社會真實。甚至有的方麵不能不說具有一個理性的現代化的外來旁觀者的深刻洞察。

何天爵自覺意識到：批評指責中國人比正確全麵地瞭解他們要簡單容易得多。東西方彼此接觸瞭解的曆史還太短，機會太少。西方對中國的知識大多來自於想象和猜測，而不是立足於事實。因此，對於中國人的種種誤會和麯解便是很自然而不可避免的事情，“這已經成為一條規律”。因此，何天爵反復告誡西方學者，也時刻警惕自己，不能唯西方的馬首是瞻，用西方建立的一套標準模式去判斷要求他人。而全然不顧西方的評判尺度和理想模式如何武斷專橫，如何淺薄狹隘。何天爵主張，對於他人，需要多一些全麵的瞭解，而少一些心胸狹隘、目光短淺的品頭論足。如果以彆人的視角來審視一下自己，情況就會好一些。而如果從某種更高的境界，也就是一個更準確的視角，用一種非世俗的、理想的、標準的人的眼光去評斷我們自己和他人，情況將會更好。其深層意義是：將使得人們更加寬容友愛，更加和睦相處，更加認識到作為人的崇高價值。願望是美好的，更是必要的，但是，何天爵本人在書中很多地方還是露齣西方學者對東方製度、文化和習俗的偏見。指責“祖先崇拜”是一種“錯誤信仰”，特彆是對中國的佛教和“鄉土情結”的厭惡之情溢於言錶。不過，相對此前一年齣版的明恩溥（Arthur H. Smith）牧師的《中國人素質》（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一書而言，《真正的中國佬》對中國人的敘述與評論確實更加理性與公正。

何天爵從政府、語言、傢庭生活、社會生活、宗教、迷信、辮子、法庭、官民及其關係、教育與文化、禮儀習俗、商人及其生意經、貧睏人口、財政金融製度等14個方麵來觀察中國人不同於西方人，主要是不同於美國人的特性。對中國的“朝貢式”外交關係、極其緩慢的現代化進程、傢長製的“專製政治”、認祖歸宗的“鄉土情結”、“男女大防”的“兩性交往”、根深蒂固的“祖先崇拜”、無處不在的“風水迷信”、“儒傢式”法庭與“地獄式”監獄、務實溫順的官民關係、既偏執冥頑，又狂熱盲信的士大夫鄉紳階層、禮儀重於道德、道德依禮儀標準而定的的禮儀崇拜、“讀書做官”連鎖一體的教育與職業理念、經濟生活中的“揩油”惡習、中國特色的市場閤作精神、物價生成機製、度量衡製度、財政金融製度等方麵，都有獨到的觀察與體念。何天爵指齣，中國人的許多優秀道德品質和令人欽佩的性格特點，與他們的缺陷和不足交互糾纏在一起，相映成趣。

關於傳統中國與東亞各國的朝貢外交關係的理解，何天爵是從“老大哥和小弟弟的關係”角度來認識，認為它在本質上不同於西方所認定的“宗主和藩屬的關係”，而是一種“靈活鬆散而又帶本質性的東方關係”。宗藩關係極重要的特點是，藩屬國必須定期嚮宗主國交納定量的貢物和貢金，必須根據規定和要求嚮宗主國提供軍事力量。但中國並沒有強迫他的“藩屬國”這樣去做。連結中國與其鄰國的是“兄弟關係”，體現的是“一種道德權威和對正義的支配”，“老大哥有淩駕於小弟弟之上的某種權力和義務”，這與西方的思想觀念“格格不入”。何天爵的對中國傳統外交關係的理解，基本上抓住瞭中國傳統外交的主導理念與根本特徵：泛道德主義與儒傢文化的普世性。即在形式上的政治宗藩關係下，以中國禮教文化“化成天下”。不過以“兄弟關係”喻示可能不如“父母與子女關係”妥帖。

就中國與日本吸收西方現代文明實現現代化的速度與幅度差異而言，何天爵認為，中國和日本本質上是不同的民族。藉用服裝的設計比喻，作者指齣，日本民族很快拋棄瞭自己藉來的服裝樣式，披上瞭西式服裝，而中國卻不願意扔掉由自己設計發明的、用自己的勞動換來的、一直穿到幾乎變為自己身體組成部分的傳統服裝。此外，從同西方接觸開始，到關係的建立和處理，形勢都有利於日本而非中國。何天爵對中日現代化速度與幅度差異的分析，顯示齣：作為東亞文化外緣的日本，比處在東亞文化內核的中國，在文化更新、嚮現代文明轉化與演進方麵，更加輕捷。

關於中國的政治製度，何天爵指齣，一般的西方人找不到打開中國政治體製這個迷團的鑰匙，就把它視為“純粹的專製政治”。但是，就其政府體製的實際運作來講，這個結論不但不夠準確，而且也不公正，它會引人誤入歧途。這種體製實際上是一種“簡單純粹的傢長製統治”。傢長製是中國社會政治和政府體製的理論基礎。而傢長製的基礎則是“權力的宗法製觀念”，“宗法製觀念是理解中國整個政治製度的最重要的敲門磚”。不是單個人，而是包括所有成員的傢庭形成瞭中國社會的基本單位。這種製度唯一的專製成分實際上在於，宗法製度下，父母具有對其孩子的無限權威。皇帝是這一體製的中心人物，是所有臣民的衣食父母，是一切權力的源泉。帝國內部的任何財産，雖然名義上屬於它的臣民，實際上都是皇帝的財産。皇帝的權力看似絕對地無邊無際，但事實上並非如此。皇帝的權力同每個傢庭中專斷的傢長相比大不瞭多少。兩者扮演的角色在內容形式和權力實施的程度上都驚人準確地相似。“即使一位最貧窮的土牆茅屋中的傢長所行使的權威，也堪與皇帝的權力相比擬。”傢長製統治的結果是，中國的政治體製不是很嚴密的一個組織，其具體的政府行政職能的運作非常鬆散。老百姓對政府的抱怨和不滿，“往往不是由於官府對他們的專製和乾預過多，而是由於政府對他們漠不關心，過問得過少。擁有專製權力的那位先生很少實行專製。所謂的專製皇帝隻不過是徒有虛名而已。”何天爵正確地指齣瞭中國的所謂“專製政治”與“皇權專製”與西方曆史意義上“專製政治”與“皇權專製”有著重大的，甚至本質的不同。中國的“專製政治”與“皇權專製”有著更多的傢長統治特點，而西方的“專製政治”與“君主專製”則更多地具有個人專製的色彩。

傢長製統治為什麼在中國長期如此？作者認為，促使傢長製統治“永恒持久性”的兩個至關重要的因素，一是孝的宗教“孝道”（“土生土長的唯一中國人的宗教”）的存在，二是“學而優則仕”而不問齣身、抑製皇族或貴族參政的選官製度，甚至皇帝也可以任意來自民間。因此，盡管傢長製統治往往導緻各種敲詐勒索、綱紀的毀壞、正義的歪麯，以及其他人們所能夠想象的所有腐化墮落、貪贓枉法行為，老百姓都可能“心平氣和地接受”。因為“在帝國內部的每一個傢庭，都可能有一個半個或者正在爭取要有一個或遠或近的親戚朋友，在朝中或地方謀得一官半職。”作者強調，如果官僚階層不是來自民間，或者它根本不構成老百姓本身的一部分，那麼他們一刻也不會容忍官場腐敗狀況的存在。在此，何天爵沒有去深入分析中國特色的傢長製統治的經濟基礎與社會結構，其實，傢長製統治的經濟社會基礎是中國式的小農經濟與小農社會，“孝道”與政權活化的選官製度都在此地基上生成。

關於中國人的婚姻傢庭生活，何天爵談到瞭男必娶、女必嫁的傳統，男子終生對父母的責任和義務，妻子在傢庭中的身份與地位，獨特的母性控製權力，極其強烈的鄉土情結和光宗耀祖觀念等。關於妻子在傢庭中的身份與地位，作者指齣，在傢庭中，已婚女子看上去似乎基本上不是丈夫的妻子，更像一名可以任意使喚的下等僕人或苦力。維持她苟延殘喘的唯一正當理由在於她能夠生兒育女，傳宗接代。關於母性控製權力，作者指齣，婦女作為妻子，顯然沒有任何形式的影響力；而作為母親則法力無邊。她是自己孩子的“獨裁者”，可以要求孩子絕對無條件地服從自己，從而也會變成媳婦的恐懼之源。關於兩性交往，何天爵指齣，在中國，指導兩性交往的正確原則，就是嚴格禁止任何形式的兩性交往。男女接觸被視為至關緊要的大防，絕對不允許這種現象的存在。在大清帝國的任何地方，不存在有任何形式的社會活動和集會，以使男子和女子能夠像朋友一樣在一起交往和娛樂。中國人相互問詢時，從不涉及女性的健康起居。即使夫婦也不能在公眾場閤同時拋頭露麵。事實上，每個人都清楚地知道夫妻親情關係的實際存在，但從沒有人主動提起它，更沒有人公開承認它，而是“普遍地受到漠視”。不過，經過一個半世紀的社會蛻變，中國人在婚姻傢庭生活方麵已經發生瞭一些深刻的現代性變化，父母與兒女的關係、夫妻關係、妻子在傢庭中的身份與地位、女性角色與社會地位等，都大大不同於何天爵所觀察到的晚清時期。社會平等、傢庭平等觀念已經深入人心。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我國社會保障體製的還不健全，個人對傢庭依附關係還很深厚。另外，女性的社會角色在一定程度仍然受到社會偏見的歪麯。婦女被認為要對社會道德負責，而男人則不必的觀念還大有市場。

就鄉土情結而言，作者指齣，中國人的地域觀念和彼此之間的地域聯係非常強烈和緊密，中國人與自己的傢庭、傢族的聯係十分緊密和強烈。雖然他們許多人漂泊流落於世界各地，忍受種種飢寒交迫、虐待淩辱和艱難險阻，但他們最熱切的期盼和刻骨銘心的追求就是最終要迴歸故裏，與自己的傢人安度晚年；即使做不到這一點，他們也希望在死後歸葬在祖宗身邊。因此，中國人在任何地方都不是永久的居留者和踏遍世界的殖民者，而隻是短期的移民，很像“成群接隊的候鳥”。作者認為中國人的這種極其強烈的鄉土認同和迴歸情結，與“祖先崇拜”有不可分割的聯係。這種鄉土情結還遭到政府的惡用，那就是禁止臣民遷徙和變更職業。一方麵限製瞭中國人的發明創造能力，另一方麵把整個民族的民眾彼此隔離開來。“光宗耀祖，父母顯榮”被深深地灌輸進中國社會的組織結構之中。晚輩對長輩極其敬重和服從，獨立思想和行動是不被允許的。作為西方人，何天爵沒有看到，甚至也不願正視中國人鄉土情結的積極一麵，可以肯定的是，中國人的這種極其強烈的鄉土認同和迴歸情結，對於維護中國長期的統一穩定與中華民族的不斷發展壯大是一種巨大的支撐力和動力。

關於中國人的宗教信仰，何天爵認為，在中國，除瞭皈依基督教者以外，其他數量眾多的全部人口都是儒教的信奉者。儒教是中國最原始的、信徒最龐大的土生土長原汁原味的中國宗教。佛教與道教都處於輔助和補充的地位。儒教體係的基本內容是對天地祖先的崇拜，之後又加上瞭隻限於學者的對孔子的崇拜。祖先崇拜滲透中國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在中國人的民族性中，祖先崇拜是所有宗教形式中，最源遠流長、根深蒂固的內容。毫無疑問，祖先崇拜將是在中國人當中“最後消亡”的一種“錯誤信仰”。根據這種信仰，每個男子必須結婚成傢，養育兒子以便世世代代履行祭祀祖先的使命，以保證他在人間和冥間的永久幸福和快樂。這就解釋瞭中國人為什麼奔波於異國他鄉卻從來不在當地定居或殖民；也解釋瞭身處異國他鄉的中國人為什麼死後還要歸葬到祖先的墳塋邊。其實，祖先崇拜遠非是如何天爵所厭惡、必欲除之而後快的“錯誤信仰”的理解那麼簡單，林語堂在《中國人》（即《吾國吾民》）一書中認為，中國人的祖先崇拜和強烈的傢族意識是中國文化長期得以延續不斷、並能夠有力地同化境內少數民族和域外民族，甚至像猶太人這樣的民族意識極強的民族的一個主要因素。[ii]作者對佛教也有一種極其反感的看法，認為它迎閤瞭東方人的弱點，對於中國整個民族身心的傷害、並導緻其素質下降甚至腐化墮落等方麵，具有一種非常可怕和活躍的巨大力量。作為在現實社會中一種影響廣泛的宗教製度，佛教是“一所正在腐爛的停屍房，是一座白骨纍纍的僞善者的墳墓”。作為基督教徒，何天爵對中國佛教確實存有一種嚴重的誤解，甚至敵視，實際上，佛教有一套嚴整的邏輯係統和深奧的知識係統，在中國還有一個優良的學術傳統和中國化的信仰係統，佛教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國社會生活變得可以靈活、可以忍受和超脫。不僅僅是所謂“迎閤”瞭中國社會傳統，更重塑瞭中國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甚至迫使中國的儒傢傳統也不得不作齣調整。

迷信是一種撲朔迷離、古怪莫測、支離破碎、難以描述形容的信仰。何天爵觀察到，中國人整個民族的思維結構和精神狀態似乎都浸透著迷信觀念。迷信彌漫浸透瞭中國社會的各個階層，它影響和支配著生活中的每件事甚至人們的一舉一動。它歪麯瞭人們的正常理智和思維，在嚴密的邏輯之間顛倒是非。作者指齣中國人駭人聽聞的虐嬰陋習，就是可怕迷信攫住中國人心靈的結果。迷信絕不僅僅在個人的傢庭私事中有著潛在的巨大影響。國傢的重大事情，甚至有關國傢的繁榮強盛，也往往是根據迷信而一錘定音的。“風水迷信”，或者說“地理迷信”，把整個中華民族置於自己的支配之下。作者指齣，為瞭同治皇帝的歸葬地，在“風水迷信”上前前後後的花費高達250，000元以上。何天爵關於中國彌漫的迷信氣息的觀察與論述是獨到而深刻的，值得我們不斷反省。至今，中國人在社會生活和思想觀念中的理性化程度還不是很高的，迷信仍然深刻地糾纏著中國人的心靈和行為。街頭和鄉村的各種迷信活動甚至愈演愈烈。

關於中國的法庭監獄，何天爵指齣，中國法庭既沒有陪審團，也不存在律師。案子的最終判定往往不是根據法律條文，而是比照以前的案例。官員可以不受法律約束地采取各種手段以獲取當事人或者證人的口供。這些決定瞭，在法庭的實際操作層麵，貪汙受賄、敲詐勒索、徇私舞弊、殘害忠良等現象不僅難以避免，而且司空見慣。監獄則有如“地獄”，而且，考慮到中國監獄監禁的並不是受刑的罪犯，而隻是臨時扣押證人和嫌疑犯。“這一事實使得中國監獄內存在的種種慘無人道的可恥做法更加不可饒恕”。

關於中國的官民關係，何天爵認為，中國人是一個非常務實的民族。他們很少追求或者沉溺於精神生活。他們是頭腦冷靜的哲學傢，而不是一位富有幻想的感情用事者。他們很少走上一條不見邊際和盡頭的道路。無疑，中國人性格的這一特點與他們默默忍受不公正待遇的做法有著深刻的聯係。對於一般比較溫和的敲詐勒索，他們不會起來反抗，除非他們確實相信反抗能給他們帶來真正的實惠。中國各級官員名義上的俸祿嚴重不足，每一位官員都有權從他為百姓服務的項目中，收取相當數量的特彆勞務費。這種做法變成瞭貪汙受賄、腐化墮落的敲門磚和通行證。但中國人卻認為那是閤情閤理的。

關於中國士大夫階層的性質、地位、作用和影響，何天爵指齣，不管在大清帝國的任何地方，士大夫階層都是社會生活的調節器、平衡擺。他們對於公眾輿論能夠起到決定性的形成、引導和調控的作用。他們既是調解平息百姓之間爭紛不和必不可少的仲裁者，又是處理官民之間事無巨細大小問題的中間媒介。中國的士大夫鄉紳階層素以維護傳統的道德說教、古老的習俗遺風和天朝體製為己任。他們既偏執冥頑，又狂熱盲信。形成瞭一種作繭自縛、深閉固拒的特性，成為阻擋中國曆史前進的絆腳石。是他們煽動瞭百姓對外國人的敵視和反對，也是他們激起並促成瞭許許多多的暴力衝突，特彆是在那些以外國傳教士為重點攻擊對象的事件中，他們更是扮演瞭十分重要的角色。實際上，他們對國傢的繁榮昌盛和健康發展為害甚巨。

關於中國人的教育觀、學習觀和職業觀，何天爵指齣，西方人讀書不一定為瞭做官，而所有中國學子孜孜不倦、皓首窮經追求學問的明確目的，就是為瞭做官。他們視做官為夢寐以求的終生職業。“念書做官”是每一位中國為人父母者常常掛在口頭的一句話。讀書求學的一切動機和最高期望，就是做官。中國人接受教育的終極目標，並不是要將他們的大腦裝滿知識，而是要使他們循規蹈矩、服從統治和約束，同時也是為瞭淨化他們的思想和感情，是為瞭“洗腦”。從古代到近代的1000多年以來，中國教育的實質內容並沒有什麼變化。為瞭應付科舉考試，對年輕人采取的教學方法往往是很有特色的“填鴨式”教法。一個多世紀過去瞭，何天爵揭示的“讀書做官”的教育理念至今仍在我們的耳邊迴蕩。韆軍萬馬考“公務員”仍然是活生生的現實。“學而優則仕”還在很大程度上左右我們的“選官”機製。“洗腦”式的政治思想教育與道德教育還沒有轉型為現代公民教育，灌輸式、“填鴨式”教法還是充斥我們從小學到大學課堂教學的主要方法。教育觀、學習觀和職業觀的傳統思維還在乾擾我們現代化的步劃，我們的教育觀、學習觀和職業觀的現代轉型還是一個刻不容緩的任務。

關於中國的禮儀習俗，何天爵觀察到，中國的禮儀習俗不僅早已發展得非常具體和固定，而且異常復雜，令人疲於應付，甚至動輒得咎。它滲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麵麵，幾乎無孔不入。中國社會的各個階層，無論是高官厚爵者，還是平民百姓，都異常重視細節繁瑣的禮節。禮節已經變成瞭這個民族遺傳基因的一部分。中國人在判斷一個人的道德品質時，顯然就是根據那些瑣細而無關緊要的禮節標準。結果是，形式上的禮節比事情的本質內容更加重要。幾乎可以說，在中國，禮儀對於一個人來說似乎比道德水準更重要。在許多情況下，你可以直呼一個中國人為撒謊者和騙子，他會認為這是對他的一種恭維而坦然地接受。但如果你指責他違反瞭禮節或語言不得體，他立即就會和你臉紅脖子粗地理論一番。禮節問題在中國的對外關係中發揮著重要的影響，由此而産生的中外之間嚴重的摩擦和誤解，非一般人所能意料。直接影響瞭中外雙方的貿易關係以及其他事物上的往來。典型的如廣東的外國人和領事晉見廣東督撫事件，外國使節晉見中國皇帝事件。

關於中國的商品價格生成機製，何天爵洞察到，西方商人注意研究商品成本的高低和質量的優劣，以及市場上的行情。他們一般根據市場上對某一商品的需求情況而確定其具體的價格。中國商人除同樣注意研究以上內容外，他們還非常注意判斷顧客的身份和心態。在這種情況下，價格總是依人而定、因人而異，而不是依商品的實際價值而定。中國做交易的重要特點之一，就是對於無論多麼大的買賣。還是多麼小的生意，他們總是進行討價還價。每一筆交易就像一場決鬥。每個人都試圖占對方的便宜，而每人常常都是勝利者。買的人總是能夠少花些錢，而賣的人總是能夠通過短斤少兩再補迴來，短斤少兩是稀鬆平常的事情。他們總是要求彆人多，而自己付齣少；有時也許是不願多齣，而最終不得不賠本。中國人這種熱衷於討價還價的做法，深深地根植於他們的民族性之中。幾乎無時不在，無處不在。至今，這種因人而定價的討價還價風尚以及短斤少兩的市場惡習依然頑韌地存在，乾擾我國市場化的運行和深入。規範市場運作必須堅決取締和自覺抵製這些傳統惡習。

關於中國的市場法律與監管製度，何天爵指齣，中國缺乏必要的法律機製，根本不執行統一的度量衡標準。這種不同的度量衡除瞭使那些粗心大意者被稀裏糊塗地“宰掉”，並沒有什麼實際意義。由於缺乏一套嚴格的度量衡製度，同時又由於其貨幣價值很不穩定，伸縮性極大。因此，所有的商業貿易往來便具有極大的不準確性，其經營貿易額難以精確計算齣來。要做到絲毫無誤的計算難乎其難。商人隻能在某宗具體的生意上，或在其經營的某段具體時間裏，大緻估算自己的盈虧狀況。中國人堅持認為，隻有笨蛋和傻瓜纔會按部就班、尺量寸度、一闆一眼地把商品賣齣去，然後收取固定數量的銀子。他認為那樣做生意纔真正是枯燥無味、平鋪直敘、愚蠢透頂。中國人認為做生意是一種智慧、技巧和藝術。中國人是哲學傢，而不是數學傢。作者呼籲，中國需要一套嚴格統一的度量衡製度、一套準確嚴密的貨幣製度和一套嚴密完整的財政金融製度。

關於中國的商業精神，何天爵體會到，中國商界存在著一種普遍的閤作精神。它的具體體現是，每傢商號的所有成員，上至老闆，下至給顧客端茶倒水的小夥計，還有負責擦地闆的僕人等等，都是風險與共，利益共享的。每個人在整個利潤中所占的份額，嚴格按照個人所擔任差事的高低輕重而論定。紅利的瓜分雖然參差不齊，但是所有人大都有一個共同的願望，就是希望生意越做越紅火，財源越來越廣進，腰包越來越豐滿。通常，老闆和他的下屬員工們一處同住，一處同吃，形同一傢人。無疑，這種做法對商傢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所有的人都成為一條綫上栓著的螞蚱，牽一發而動全身，一損俱損，一榮皆榮。離心離德，或不利於安定團結的行為，要麼被立即消除，要麼被減少到不緻為害的最低限度。

關於中國經濟生活中的陋習，何天爵觀察到，“揩油”是中國商業生活中重要的“生意經”，幾乎每一個中國人在與他人交往中都是“揩油”的受害者，然而每個人同時又都是躬行“揩油”實踐的受益者。其具體的含義是指，一個人采取種種手段，對同時經手但並不屬於自己的錢財施加“壓力”，讓其中的一部分流進自己的口袋。這種“揩”來的“油水”是公認閤法的、又是未經允許的傭金或迴扣。深受其害者稱之為“偷竊”，而得其潤澤者則認為這部分錢財是完全閤乎情理的額外津貼，他人有權享用。作者尖銳地指齣，除非徹底地改造中國人的整個國民性，否則要消除這一陋習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首先深受其害的是中國人，而決非外國人。然而，遺憾的是，作為中國經濟生活傳統的一大特色，“揩油”非但沒有消亡，而且還發展為明目張膽地拿“迴扣”，仍然充斥著我國的經濟生活。一段時間還特彆嚴重。

關於中國的貧睏問題，何天爵指齣，雖然中國擁有十分豐富的資源和巨大的潛能，然而這些並沒有得到開發和利用。其廣大的民眾仍然處在異常貧睏的狀態，那種狀態我們簡直無法想象。貧睏在中國到底意味著什麼，那裏的貧睏意味著缺吃少穿，挨凍受餓。對於中國大部分的民眾來說，如果一天不勞動或者失去瞭工作，那將不可避免地意味著一天沒有飯吃。一名普通的中國勞工可能胼手胝足，也不能很好地養活一傢人。那些比較貧窮但相對來講情況依然較好的人們的食物也是十分貧乏，他們生活得極其簡樸，極其節約，達到瞭非常蒼白的程度。中國長期就存在勞動力過剩的問題，麵對大量過剩的人口，要迫切解決的是，如何將有限的勞動機會分配再分配給所有的勞動力，以使大部分的人能夠維持最簡單的生存。這一問題産生的重要結果之一是，中國人成為世界上最節儉的民族。雖然就經濟學這門藝術而言，中國人是當之無愧的行傢裏手，但從廣義上講，中國人也缺乏獨創性。勞動力是中國市場上最廉價的物品，隻要能夠被雇傭，隻要有點兒事乾，哪怕報酬如何刻薄，如何微不足道，中國人也能樂於接受。貧睏問題至今還像一個幽靈一樣在中國徘徊不去。往往成為滋生平均主義、小農共同體主義、民粹主義的溫床，從而不斷乾擾中國現代化的進路。以現代化的方法而不是以傳統的方法消除貧睏，是中國現代化麵臨的首要議題。

關於中西關係，何天爵指齣，由於中西方教育體係和教育內容迥然不同，雙方的思維方式也大相徑庭，各自的價值觀念和取捨標準也因人而異，每一方都會發現對方在許許多多的事情上錶現齣嚴重的愚昧和無知。因此，隻有通過一個長期的相互接觸和瞭解的過程，纔有可能成為友好相處的朋友。每一方都應該設身處地，都要持一種寬容的態度，為對方留有操作的餘地。百年來的中西外交波摺不斷，固然主要是西方列強對中國肆無忌憚的侵略，但文化上相互誤解而缺乏溝通、同情與理解也的確是一種乾擾因素。目前西方對中國崛起的憂慮和懷疑，除瞭存在西方對自身崛起後果的記憶恐懼在中國崛起問題上的摺射外，不能不說還與這種文化上的“間性”有關。

最後，何天爵認為，中國民族的性格與品質“變化非常緩慢”，現代國民性還遠未形成。作為“對中國的未來充滿信心、關注中國發展的最熱心的朋友”之一，何天爵急切地盼望中國“除舊布新”，提高國民的素質和生活水平，增強國傢的綜閤國力。他相信，無論何人，當真正全麵瞭解中國人之後，他一定會確信：這個民族有著光輝的未來，中國在世界曆史的發展進程中，終將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何天爵的真誠希望，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中國社會巨變中正在變成現實。《真正的中國佬》一書提供瞭我們反省中國現代化的艱難麯摺的一些深層因素，值得盼望中國早日實現現代化的中國公民一讀。

何天爵(1844-1192),原名Holcombe Chester,美國傳教士,於1869年來中國,在北京負責公理會所辦的學校,1871年辭教職後任美國駐華使館譯員及參贊等職.曾參與起草1880年關於華人移居美國的條約.1895年迴國,1895年齣版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