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改革正在深入进行，我们的改革目标很明确：一是放弃过去那种完全的计划经济模式，二是逐渐引入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实际上计划经济模式中反映的是一套实物关系，只不过资源配置的方式是国家的计划，而不是瓦尔拉斯式的市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罗认为在完全信息下，计划和市场是完全替代的。而市场经济模式中，经济关系不是一套实物关系，而是一套货币关系。这套关系的本质特征是：企业用货币购买生产要素和原材料生产商品，再用商品获取货币，并在这种交换中获得利润；企业对未来的货币利润预期决定着企业的投资行为以及产出和就业数量，而企业的利润预期又取决于一国特有的货币金融关系。要推动中国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就要有一种分析市场经济中货币经济关系的理论。这一理论的特征应该是分析货币经济中的总量关系，而不是分析实物经济的交换关系（以物易物）。

我们在实践上不得不参照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的同时，在理论上会不知不觉的参照它们的理论，因为常识告诉我们至少这些理论的经验背景是市场经济的货币关系。但是这种常识会使我们陷于一种误区，就是盲目的不加批判地接受他们的理论，而殊不知他们的主流货币理论揭示的恰恰不是货币经济关系，而是一套实物经济关系。原因是他们的理论家不愿放弃对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信仰。通过本文的研究，作者希望能揭示西方主流货币理论的真面目，展示其内在的逻辑，为中国货币理论的发展，提供一些经验和借鉴。

货币理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货币经济中宏观总量的关系，因此又可以称之为总量理论。这种经济的根本特征是以资本雇用劳动而不是劳动雇用资本为基础，而且资本运动的目的是获得以货币衡量的利润，利润是资本主义货币经济存在的关键，也是资本雇用劳动这种经济关系得以存在并不停复制自己的关键。资本主义经济的全部总量关系的运动都以资本运动的目的为核心。只有牢记这一点，才能正确把握资本主义货币经济的运动规律。

正是以上特征使资本主义总量关系表现为货币金融关系，而不是实物关系或技术关系。经济体系的各种总量（消费、投资、资本、工资、利润、国民收入等）都是以名义货币（而不是实物单位）来加总的。在此不存在货币的中性问题，或者说这种争论毫无意义，因为货币关系是资本主义总量关系的本质。谈论货币中性就意味着在人们的头脑中，存在与货币经济关系相对应的实物经济关系，而这种对应仅仅是现实造成的一种假相，人们只是被这种假相蒙蔽了。

本文就是要揭示凯恩斯作为一个清醒者是如何挣扎着摆脱“蒙蔽”，而新古典理论家在这种“蒙蔽”中是如何建构并演绎其总量理论的。因此本文的研究内容带有比较的性质，即比较凯恩斯的总量理论和新古典的总量理论，通过比较，揭示主流货币理论的逻辑真面目。在本文中，作者把新古典总量理论定义为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分析为基础的主流的货币理论，具体说包括新古典综合、货币主义、新货币经济学、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性预期学派）。

现代总量理论开始于凯恩斯，新古典总量理论是在阐释凯恩斯理论的过程中发展的。本文是在梳理总量理论的内在逻辑中展开的，通过比较研究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新古典的总量论实际背离了凯恩斯的本意，凯恩斯所揭示的资本主义货币经济关系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套实物关系 。本文共分六章，是按照以下的逻辑框架展开的：

第一章介绍凯恩斯的总量理论。虽然凯恩斯的总量理论存在一个演变的过程，但是有两点是肯定的：一、凯恩斯始终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的货币经济关系而不是实物关系的运行规律，在凯恩斯的理论中不存在货币经济与实物经济的两分法，总量与相对价格都是就货币关系而言；二、在这种关系中他始终强调各种经济主体尤其是企业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独特角色，因为他们追逐货币利润的动机和未来利润预期对经济活动起着支配性影响。以上两点是从根本上区别于新古典的。正如上文所说，为保证货币长期中性，新古典总量理论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进行货币与实物的两分；在新古典理论中，各种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和影响是相同的，资本主义货币关系的本质特征不存在了。通过对具体理论内容的研究，我们能够得出上述结论。

在本章的第一节详细展示了从《货币改革论》、《货币论》到《通论》，凯恩斯物价理论的演进。凯恩斯的物价理论不仅要说明物价的决定和波动机制，而且要以此为线索说明在资本主义货币经济关系中产出和就业的决定与波动机制。在《货币改革论》中凯恩斯强调物价水平的稳定对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性，认为物价波动影响储蓄和投资的均衡，阻碍充分就业的实现。总量对相对价格的影响是通过影响企业家和储蓄者的货币收益进而影响其储蓄和投资行为而达到的。在《货币改革论》中，凯恩斯已经看到了在资本主义货币关系中产生失业的可能。在《货币论》中相对价格开始影响总量，凯恩斯是在这种过程中揭示资本主义经济波动的根源。在他看来企业家的逐利动机及货币利润的存在是使储蓄和投资不相等，产出、就业和物价波动的决定因素，而货币利润的存在是由资本主义货币金融体系产生的。在《货币论》，凯恩斯提出了移动均衡的分析方法，把总产出分为消费品和投资品，并根据这两类商品相对价格的变化来分析货币收入和价格的变化，否定了资本主义自动达于充分就业均衡趋势。在《货币论》中凯恩斯已经初步建立了货币经济一般均衡的理论，它有别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只是缺少对产出和就业决定机制的的深入研究。这种工作是在《通论》中完成的，凯恩斯最终建立了解释产出、就业、物价的一般总量理论。

第二节、第三节和第四节主要是论述凯恩斯《通论》中的货币、利息和有效需求理论。凯恩斯以货币的利息率理论为基础，通过货币利率和资本边际效率的比较，建立了自己的独特的相对价格理论，并以此提出解释产出、就业的总量波动的有效需求原理。在《通论》中，凯恩斯继承并发展了《货币改革论》和《货币论》中对企业家行为的分析，再次强调企业家的行为对资本主义货币经济活动的支配作用。在这里企业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家，而是置身于资本主义货币金融关系之中，进行货币成本－收益核算的企业家。资本主义货币金融关系（即货币、利润、工资、利息、资产价格、储蓄、投资、消费、就业和产出的关系）的本质特征集中体现在企业家的投资决策中。然而在新古典的总量理论中，却看不到企业家这种角色。

《通论》的核心思想是否定萨伊定律在资本主义货币金融关系中的有效性，并用有效需求原理取代它。在早期的《通论》草稿中，凯恩斯认为萨伊定律只适用于物物交换（即货币只是交易媒介）、合作生产（co－operative）和实际工资（real－wage）的经济，他认为物物交换或合作生产的非货币经济类似一种集体经济（collective economy），在这种经济中，分配给生产要素的总产出的份额是预先决定的.这种经济中使用货币作为分配产出的工具，但是经济目标不是最大化货币收益。在这种经济环境中，所有的工人将会被雇用，只要他们产出的效用超过他们劳动的边际负效用。换句话说，萨伊定律在合作经济中是成立的。但是不能把它应用于货币经济中，因为在这种经济中，企业货币利润最大化的决策未必导致充分就业，或者说充分就业的产出对于企业来说未必带来最大的货币利润。因此这种经济内在地缺少足够的动力推动企业雇用工人以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也就是说，在凯恩斯看来，资本主义特定的货币金融关系使企业家扮演了萨伊定律的否定者，实际上是企业家的投资行为使投资需求不足进而导致有效需求不足，而企业家的投资行为决定于货币金融体系。

凯恩斯是通过资本边际效率和利率的比较来说明投资不足的。资本边际效率主要决定于企业家未来的预期利润，而受货币金融环境，尤其是金融投机的影响，预期是不稳定的；同时流动偏好理论揭示了在资本主义货币经济中长期利率存在下降刚性，利率决定机制是在货币－债券的两资产模型中探讨的。这样不稳定的资本边际效率和稳定的利率是企业家投资不足进而有效需求不足和出现非自愿失业的根源。

凯恩斯的方法本质上是动态的，他所描述的经济活动处于历史时间中，经济主体的预期受不确定性支配。经济活动的这种特征不能在静态和比较静态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和马歇尔局部均衡的框架中进行分析，凯恩斯实际上已经意识到了传统分析方法的局限，这点在比较他的资本边际效率概念和新古典的资本边际效率的概念中表现出来。但是由于他的移动均衡分析方法的不完善，并没有彻底摆脱传统静态分析的局限（比如，继承了马歇尔的局部均衡分析框架，并把它和边际分析法应用于宏观总量分析），使他的理论也存在各种逻辑困难，并为新古典的复辟提供了理论线索。

第二章和第三章是剖析新古典综合模型的内在逻辑，就新古典综合理论本身的逻辑结构，理论界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解释，因为这种综合不是一个人的工作，希克斯、汉森、帕廷金、萨缪尔森、莫迪利亚尼、索洛、弗里德曼、克莱因等等都为这种综合做出了贡献，但是他们的理论并不完全一致。哈里斯认为新古典综合有四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强调从个人效用最大化决策的基础中得出宏观经济行为关系；第二个特点是在分析宏观经济均衡时，新古典综合使用了价格具有伸缩性的假设，含义是价格对失衡的反应要比数量对失衡的反应快。第三个特点是关于货币中性的。哈里斯认为货币中性问题实际上涉及物物交易经济与货币经济之间有没有本质差别的问题。但是，新古典综合通过假设经济的稳定状态是充分就业并考察货币供给变动前后充分就业时的均衡价格水平与利率来分析货币中性问题。从而忽视了物物交易经济与货币经济之间的差别这一中心问题，忽视了货币经济是否有充分就业趋势的问题。最后，新古典综合经济学把瓦尔拉斯定理作为联系货币市场、债券市场、物品市场和劳动市场的基本原则来建立他们的宏观经济模型。

哈里斯只是从一般意义上说明了新古典综合的理论特点，没有说明其逻辑特点，尤其是理论内在的逻辑矛盾。在本文第二章主要剖析了新古典综合“实际”均衡系统。该系统是以总量生产函数为基础的，为避免逻辑矛盾它必须是单一产品模型，模型中的一切变量都以单一产品来测度，因此该模型描述的是以物易物的经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商品和劳务的交换是物物交换，这种交换不是实际上的买卖行为，而是有计划的分配；因为货币经济中的买卖存在买不来卖不出的问题，但是在新古典的模型中，分配取代了流通。这样该模型不会产生有效需求问题，也不会出现非自愿失业，货币、利率与投资支出对总需求的波动的决定作用不见了。该模型虽然以生产函数为基础，但是并不存在实际的生产活动；由于以单一产品来测度变量，储蓄、消费和投资之间的区分、利率对投资的调节没有意义，在凯恩斯理论中投资对产出的独特作用，以及在此过程企业家的特殊角色都消失了。于是该模型出现了令人困惑的逻辑矛盾：由于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为分析方法，它原则要求没有生产，因为瓦尔拉斯框架适合于存量商品的交换，但是模型的生产函数本身又表明产出是个因变量。

对新古典理论家来说，最大的困难是把货币和实际系统联系在一起，也就是他们如何处理货币中性和非中性问题。货币中性既与外生的货币供给假定有关，也与对政府干预的好恶有关。新古典理论家存在的困境是既想证明货币长期是中性的，又要说明货币影响实际经济的过程，同时还要坚持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充分就业趋势的信仰。在第三章我们通过系统剖析两分法模型、实际余额模型、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模型、财富效应模型进一步展现了新古典理论的内在逻辑，尤其突出新古典理论家处理货币时面临的种种尴尬。帕廷金的实际余额模型通过放弃齐次性假设解决了传统两分法的矛盾，但是不能保证所描述的是货币经济；在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模型加进债券等非货币的金融资产，但是为保证货币中性，引起的流动偏好陷阱又使充分就业成为不可能，这意味着模型不存在稳定的均衡解；新古典理论家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引进财富效应，但结果是货币是非中性的，名义变量和实际变量无法区分，不存在唯一与充分就业对应的均衡解。总之，新古典综合的静态模型要么服从逻辑的一致性，保持货币中性；要么表现出一种达不到充分就业均衡的趋势，这两者不能同时兼顾。换句话，如果模型要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的解，考虑到名义货币供给，实际变量的价值将不会是唯一的。反之，考虑到货币供给的变化，在充分就业均衡时要使实际变量的价值是唯一的，逻辑的结果是充分就业均衡不会达到。新古典的总量理论之所以充满矛盾，原因是在新古典理论家的头脑中总存在“实际经济”系统，货币金融系统只是它的附属物。

第四章探讨了新古典理论家如何将货币纳入价值理论，并用价值理论的分析方法研究货币。希克斯的方法是用价值理论的边际分析法处理货币，把货币作为存量资产，各种资产的预期收益充当价格的角色，以此套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框架，并初步建立了现代资产选择理论。但是希克斯没有回答货币这种资产区别于其他资产的特质即为什么只有货币能够作为交易媒介而其他资产却不能，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职能和其他职能（价值贮藏手段与记价单位）是什么关系。希克斯在后来的文献中试图回答这些问题，但是引起的问题是它分离了货币的交易媒介职能和价值贮藏职能，而一种物品在充当交易媒介时不充当价值贮藏职能是不可能的 ，并且在他试图用价值理论的分析方法分析货币时，放弃了价值理论的基本假定――最大化假定。

帕廷金的实际余额模型遵循了价值理论的最大化假定，但是引发的问题就是上文所说的哈恩难题。继实际余额模型之后，克劳尔提出了货币先行约束模型，以克服帕廷金模型中货币与其他商品不能区分的缺点，克劳尔认为货币经济的最重要特征是货币购买商品，商品购买货币，但是商品不能购买商品，因此货币经济中，只有货币是唯一可靠有效的购买力来源。由于买卖的分离，出售商品所获得的货币收入不能在出售的同一时刻用于购买，因此，对商品的需求总价值在任何情况下不能超过交易者期初持有的货币数量。货币先行约束模型的问题是：1、货币本来是便利人们交易的，但是在这里却成了阻碍人们交易的因素；2、该模型所解释的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它不能解释在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大量信贷行为以及企业在未销售商品时为什么能够雇用工人 。与货币先行模型强调货币的交易媒介职能不同，萨缪尔森等人的迭代模型则强调货币的价值贮藏职能，及其在跨时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迭代模型的问题与希克斯相似，即分离了货币的两种职能，而只强调一种。

上文的研究表明，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框架中是容不下货币的，更不要说去揭示资本主义的货币金融关系。最后，新古典理论家只有一条退路，就是回到两分法，于是法马提出了分离定理。他通过设计一个纯粹的会计交易系统来取代瓦尔拉斯体系中拍卖人的角色，它不仅完全取消了作为媒介物的货币，而且银行的作用实际也可有可无。在法马看来货币的存在是政府管制的结果，如果没有管制，货币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因此，法马把价值理论与货币理论相结合的方式是取消货币和货币理论。

在第五章探讨了弗里德曼、布伦纳、梅尔泽和托宾的存量－流量模型。如果一定要把货币纳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只能把它当作一种资产，货币总量理论就成了资产选择理论，但是由此引发的是存量－流量问题。弗里德曼的模型为了说明货币数量和一般价格水平以及名义货币收入的稳定因果关系，必须假定存在稳定的货币需求和外生的货币供给；同时他坚持认为长期存在货币经济与实物经济的两分法，前者由货币数量论来解释，后者由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来解释。这样标榜“货币重要”的弗里德曼实际上不是在揭示资本主义货币金融关系，而只是提醒人们不要只注意两分法世界的实物一面，也要注意它的货币方面。重新回到两分法，使弗里德曼没能提供货币作用于实际经济的详细机制。于是布伦纳和梅尔泽批评他缺少相对价格理论，并提出财富调整理论来弥补弗里德曼理论的缺陷。财富调整理论探讨了货币、债券等存量变动对消费、投资、国民收入等流量的影响，但是流量对存量的影响仍然未予说明，原因是本质上该模型仍然是资产选择理论。不能理清流量波动与存量调整的相互关系是存量分析法的困境。如果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框架来处理资产存量，时点均衡不能容下流量的波动，也无法处理流量对存量的影响。对待这个问题，托宾早期的存量模型是把收入帐户和资本帐户分开，然后探讨资本帐户的存量均衡问题，托宾把收入帐户的变量视为外生的变量，即在假定产出、收入和其他流量的价值的基础上寻找资产存量市场的均衡。由此托宾提出关键性的行为假设，即支出决策和资产组合决策是相互独立的，或财富积累决策和财富分配决策是相互分离的。这一假定叫“分离假定。”后来托宾认识到了分离假定的局限，在流量模型中，通过修改时间假定处理储蓄流量和资产存量的关系。但是托宾可能没有意识到修改后的均衡分析法已经不是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而是凯恩斯式的移动均衡。

第六章主要是研讨非瓦尔拉斯均衡学派的总量理论。该学派的初衷是正确的阐释和发展凯恩斯的理论，但是却走向了它的反面。第一，凯恩斯的理论并不是一种非均衡的理论，而是一种失业均衡的理论；第二，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彻底否定了萨一定律，而克劳尔的双重决策假说却复辟了萨伊定律；第三，凯恩斯认为市场失灵是资本主义货币经济关系决定的，而克劳尔、莱荣霍夫德等人却把市场失灵归于非完全信息等技术原因；第四、凯恩斯移动均衡理论本质上是反瓦尔拉斯均衡的，但是非瓦尔拉斯均衡学派却在广义上恢复了瓦尔拉斯均衡。第五、凯恩斯强调各种经济主体在总量关系中的不同角色，尤其是企业家对总量波动的的支配作用。但是在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中，各种经济主体的地位没有不同，它揭示的不是资本主义的总量关系，而是一般意义上的总量关系。第六、凯恩斯是反对实物经济与货币经济的两分法的，而在克劳尔的理论中两分法又被找回，而且货币长期是中性的。总之，非瓦尔拉斯均衡的总量理论不是对凯恩斯理论的正确解释，本质上它不是反新古典的，而是反凯恩斯的。

彼得.德鲁克说:“当前的‘经济学危机’乃是基本假定、范例、‘体系’的失败，而不是这个或那个理论的失败”。 这种危机与失败表明在理论上把资本主义经济世界划分为实物经济和货币经济是错误的，更不能用研究实物经济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来分析货币经济中的动态总量关系，应该发展凯恩斯的动态分析方法，这种动态分析法不是在逻辑时间中分析经济过程，而是在历史时间中分析经济过程。

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说到底是一套货币价值体系，表现为总量比例关系，这套比例关系与一国特定的货币金融体系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说，总量理论研究对象既有其一般性，也有其特殊性。一般性是指研究市场经济活动中总量运动的一般规律，而特殊性是指研究在一国特定的货币金融体系中，总量运动的独特性。本文的比较研究是从一般性的角度进行的，特殊性要在以后的研究中继续进行。

批判地继承传统的理论，是新理论发展的必由之路。批判新古典的总量理论并不是认为它的分析一无是处，而是明确它的方法所适用的范围和条件，新古典静态理论为人类生活勾勒了一副完美的静止的图画，以之为参照，我们需要解决的是现实为什么不完美，即“我们研究有关‘静止’的规律，是为了弄清有关变化的规律” 。同时，总量理论的发展要借鉴和吸收马克思和后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的精华，尤其是马克思货币理论的精华。在比较研究中，马克思和后凯恩斯主义的货币理论开阔了作者的视野，但是由于时间有限不能在一部论文中同时系统地研究。作者希望以后继续进行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