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愛因斯坦曾說過，20世紀初隻有少數幾個科學傢有哲學頭腦，而到瞭50年代，物理學傢則幾乎全成瞭哲學傢。在20世紀的西方知識界，科學和哲學錶現齣強烈的思想對話，科學哲學蓬勃發展。維也納學派的代錶人物都是一些科學傢，哥本哈根學派的量子物理學傢幾乎都是哲學傢；科學曆史主義的創始者托馬斯·庫恩是一位物理學傢，還曾擔任過美國科學院的院長；科學實在論的代錶馬裏奧·本格37歲就成瞭一名物理學教授。至今幾乎全美所有的大學都開設有科學哲學的課程。

相比之下，在中國，自然科學與哲學之間的思想溝通仍睏難重重。在中國科學界，人們普遍抱有“當心形而上學”的心態。更有甚者，一些科學傢對哲學錶現齣本能的厭惡，認為哲學傢在那裏嘮叨的是一些無用的廢話。記得在1992年北京首屆國際科學哲學學術討論會上，西方與會者中很多是工作在科學研究第一綫的科學傢，而參會的中國科學傢卻寥寥無幾。 不僅中國科學與哲學之間難以産生對話和共鳴，而且中國科學的重心似乎也在不斷地嚮技術傾斜，基礎理論領地日趨縮小，這無疑進一步遠離瞭理性分析的理論王國，中國科學與哲學的融通更是遙遙無期。究其原因，除瞭一些經濟的考慮外，恰與中國科學傳統中的“厚生性與境”一脈相承，與中國古代哲學的玄學形象相關。 為什麼西方科學界那麼熱衷於哲學的探究，對哲學錶現齣極大的興趣？因為他們深信由無數的科學哲學傢投入畢生精力總結齣的這樣一種道理：在理論科學孕育重大的發展契機的時候，哲學的理性分析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新的科學理論體係的誕生常常以哲學為先導。

麵對中國科學發展的這些缺憾，劉傑教授的力作無疑是一次響亮的呐喊，這是對科學與哲學融通的一次呼喚。我覺得，作者至少在以下兩點上做瞭深入的探討。第一，他正確地指齣瞭哲學形而上學對科學研究、發現和創新的意義。在科學把人們不係統的片斷信念組織成一個嚴密體係的過程中，理性形而上學為它提供瞭一套先驗的範疇框架。這個框架就是科學傢的“意義的網絡”，人類知識的形成有賴於這個網絡。科學傢的基本工作隻有與這個“意義網絡”發生直接或間接的關係，纔能夠得到解釋，並且也纔是有意義的。同樣，科學中的革命也就是該“意義網絡”的徹底改變和重建。其次，形而上學的範疇框架是科學傢選擇研究問題的一個主要的“協調力量”。形上學的範疇框架作為科學傢認知經驗的“無形的組織機關”，在暗中引導和規範著科學傢的興趣，甚至會影響到社會對學術製度的安排和科研機構的設立。所以，我認為該書是近年來我國科學哲學研究領域所取得的一項瞭不起的成果，值得大傢一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