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施衛生與植物衛生措施協定》（《SPS協定》）是烏拉圭迴閤中達成的一項新協定，隸屬於WTO多邊貨物貿易協定項下。由其特殊的生成背景、規製對象和價值取嚮所決定，從運行伊始，有關該協定本身以及與此相關的貿易紛爭即接踵而來，引緻大量敏感的爭議話題，而且往往觸及到有關權利義務配置方麵的根本性法律問題，因而備受矚目。

《SPS協定》以規製影響國際貿易的衛生與植物衛生措施（SPS措施）為己任。“SPS措施”是由《SPS協定》所界定的一個專有概念，具有特定的含義，無法為各國國內法現有的“檢疫措施”、“衛生檢疫措施”及“動植物檢疫措施”等概念所完全涵蓋。SPS措施與國際貿易之間構成一種既相互抑製，又相互促進的復雜而辯證的關係。正是由於SPS措施對國際貿易所具有的特殊影響，使之由最初的生命與健康安全保護措施而逐漸異化為各國普遍樂於采用的貿易保護手段，並成為當今國際貿易中最盛行的一種技術性壁壘。規製SPS措施的法律形式有國內法和國際法。其中，國際法的立法思路通常為兩種：防止危險性疫情傳播和防止異化的SPS措施成為國際貿易的阻礙，但其區彆不是絕對的，不同的立法目標之間亦相互兼容。與一般的條約規則相比較，組織體製下的國際法製度及規則具有較大的優勢，更有利於剋服現有國際法的軟弱性，並最大限度地發揮其法律功效。

《SPS協定》的産生是事實與法律兩種因素綜閤作用的結果，取決於多方麵的契機。除WTO總體上“一攬子”安排所提供的組織化製度約束之外，在很大程度上還要歸因於農産品談判所取得的重大成果，以及各成員在《技術性貿易壁壘協定》（《TBT協定》）適用範圍的局限性上所達成的共識。《SPS協定》的生成突齣地體現瞭國際法律製度建設的漸進性與博弈色彩；而受到諸多製衡因素的影響與牽引，成就瞭該協定價值取嚮上最顯見的特徵——均衡：既沒有絕對化的主權，也沒有絕對化的貿易自由。

就《SPS協定》的規範價值而言，作為GATT94的附屬協定之一，一方麵，它與其他附屬協定一樣，遵循GATT94的基本原則，延伸並具體發展其相關製度，形成特彆法與一般法之間的關係；另一方麵，它不同於其他附屬協定的特殊性在於詮釋、發展GATT94的個性角度——第20條（b）項，而且，其與第20條（b）項之間既有明顯的從屬性，又有相對獨立性。在附屬協定中，《SPS協定》與《農産品協定》和《TBT協定》的關係最為密切：它是與《農産品協定》相伴生的産物，並構成《農産品協定》的重要內容之一；而它與《TBT協定》之間則無論是在靜態規範設計上，還是在動態適用上都有著既互補又分離的復雜態勢。

《SPS協定》的實施具有特殊內涵，八年多以來，其實施效應已分彆從SPS委員會的職責履行、SPS爭端解決及各成員的國內實施等多個角度、層麵中反映齣來。雖然在總體上，該協定的實施取得瞭較良好的效果，但也存在著一些明顯的睏惑，其中最為突齣的問題錶現在兩方麵，一是某些條款，特彆是一些關係發展中國傢成員方重大利益的條款（如第4條和第10條）處於被擱置狀態；二是各成員方對協定核心條款（如第2條、第3條和第5條）的理解分歧過大，以緻影響相關法律規則的有效實施。對此，理論上，司法解釋與立法解釋並舉可堪稱為最佳的解決途徑，但考慮到國際條約之立法解釋更高昂的成本與難度，在現實條件下，爭端解決機構的司法解釋應當是最為可行的方法。

《SPS協定》第2條、第3條和第5條分彆規定瞭本協定三項基本原則：科學證據原則、國際協調原則以及風險評估與保護適度原則，各成員之間的SPS爭端大多以此而展開，理論與實踐中有關該協定的法律紛爭也多集中於此。各方的分歧意見盡管有多方麵的錶現，既牽扯言辭錶達、邏輯關係等方麵的法律形式問題，也論及權利義務配置、閤法性標準等方麵的法律實質問題，但說到底，它們都是WTO不同主體之間立場差異及利益衝突的結果。由此，對各該條款的解析、對其適用中利弊得失的評價以及對它們未來發展趨嚮的預測都不可脫離國際社會政治、經濟、法律、文化的基本格局和力量對比狀況，也不可能脫離作為一個國際組織的WTO所能夠擔負的職責。概括地說，維護各成員實施健康保護的國傢主權與實現開放貿易體製利益之間的平衡是《SPS協定》所有內容追求並體現的主旨，也應當成為所有解說與評判的準繩。

《SPS協定》在中國的適用本質上屬於國際條約在國內適用的範疇，但對條約適用，我國目前不僅在一些重大理論問題上尚存誤區，而且現行的條約適用製度也存在明顯的缺陷，亟待完善。在WTO條約的適用上，雖然我國選擇瞭間接適用方式，但在國際法層麵上，其諸項協定對我國立法和執法都具有直接約束效力。就遵循《SPS協定》而言，一方麵，作為經濟與技術水平均沒有明顯優勢的發展中國傢，也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傢，麵臨全球經濟一體化與多邊貿易法律體製的雙重挑戰，我國正陷入技術性貿易壁壘的中心地帶，處於“齣不去、進得來”的睏境之中；另一方麵，毋庸諱言，我國現有法律製度有相當一部分是為人世的應急之需倉促而生的，因而在很大程度上隻能說是在形式上或外在方麵與該協定的要求相吻閤，深究起來仍存在著諸多方麵的差距。由此所決定，我國必須在解決SPS法律製度總體定位的基礎上，有針對性地結閤《SPS協定》要求，重點在與有關國際標準相協調、建立科學支持體係與風險評估，以及充分運用程序手段等方麵做齣進一步完善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