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學的公共性與人文學者的神學關懷
就中國大陸的學術語境而言,有關基督教神學的研究大多是被“客串”的。這固然與神學尚不能獨立進入學術建製的事實有關,同時可能也是由於教會內的神學話語仍然與學術性語境存有較大差異。而這兩方麵都涉及到神學的公共性問題。簡而言之,其一應當將我們引嚮神學研究之所以可能被“客串”的學理依據;其二則需要思考教會內的神學如何纔可以在世俗社會中立身、並實現自己的價值。惟有充分意識到這兩方麵的公共性,基督教的“信仰群體”纔能承擔“話語群體”的潛能。
如果不憚攀附之嫌,“客串神學”之角色至少可以追溯到C.S.路易斯,其最為典型的“客串”成果則有《如此基督教》 。“如此”者,“純粹”、“惟獨”之謂也,這幾乎是與卡爾.巴特同宗;而作為劍橋大學文學教授的C.S.路易斯不僅在BBC廣播電颱大談基督教,還能被大多數信仰者和神學傢所接受。可見,對神學的“客串”未必總是“野狐禪”。從另一方麵看,這也說明神學完全可以正當地進入公共話語和社會生活,完全可以更多地被人文學術所分享,卻不必閉鎖在教會的高牆之中。前人如此,那麼今人如何呢?
就人文學研究而言,“客串”神學或者藉鑒神學資源的關鍵,並不在於什麼“比較研究”的方法論衝動,更非齣於“跑馬圈地”的權宜之計,甚至也與漢語學術中所謂“失語”的危機無關。需要捫心自問的,其實隻是一個更基本的問題,即:人文學研究(或者“我”的研究),是否一定需要神學的視角、神學的維度和神學的研究空間?如果迴答是否定的,則神學根本不應該屬於人文學者的(或者“我”的)問題領域。強作撮閤,未免兩難。如果迴答是肯定的,則必須依據人文學本身的限度,給齣一種根本的理由。
從亞裏士多德區分“純粹的知識”、“實踐的知識”和“創造的知識”等知識論模式,到康德建立知、意、情的批判框架,乃至哈貝馬斯對操作領域與意義領域、“社會係統”與“生活世界”的判別,追尋真知、維繫道德和錶達情感,始終是西方人文學的三個基本路嚮。1960年代美國學者組成的“人文學委員會”(Commission of Humanities),將“人文學”的概念限定於語言學、哲學、史學、文學、宗教學和藝術學的研究 ,其意蘊也大體如一。中國當然有自己的人文學傳統,不過自近代以來,即使是中國的本土思想其實也越來越多地採用西方的概念工具和理解範式。因此以上述三種路嚮來描述總體的人文經驗,似並不為過。於是,我們便會遇到一係列難解的問題。
問題之一:對真知的追尋,最終是要麵對“真理”與“真理的陳述”之間的絕對張力。正因為我們永遠也無法使二者全然彌閤,康德纔會“作減法”,纔寧願將“理性的物件”界說為“人為自然立法”的那個“世界”、而不是“世界本身” ;同樣,維特根斯坦也因此纔相信“世界的意義注定是在世界之外” ;加達默爾因此纔宣稱“能夠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語言” 。然而,如果一種“知”需要我們一再地限定,如果一種“知”隻能求得邏輯上的自圓,它在何種意義上還能算是“真知”呢?
問題之二:對道德的維繫,最終必須處理倫理行為與價值理想、“道德正當”與“絕對正義”之間的關聯和分別。因而從“自然法學派”的先哲們開始,人與上帝之間的“約定”便遭到否棄,並被置換為人類齣於“自我保全”和獲得穩定利益的本能而相互達成的契約,“道德”、“法律”、“國傢”均由此而得到解釋。 但是當“道德”僅僅成為利益平衡的產物、當“正義”與否完全可能由於不同的處境和立場得到截然相反的證明時,“善”豈不是一個最為可疑的概念?一切最不道德的行為豈不都可以被論說為“道德”?
問題之三:對情感的錶達,最終是要為“不可見”的理想找到“唯一可見的形式”。所以從柏拉圖開始,“美在於彼岸”(普羅提諾) 、詩要“將世界浪漫化”(諾瓦利斯) 、“藝術要……呈現無法呈現的東西”(利奧塔德) 始終是西方文論和美學長河中的一道主潮,有時連哲學傢也會去藉助一種“詩性的道說”(海德格爾) 。而在現代人的審美實踐中,所謂“詩性的智慧”和“藝術的符號”似乎不得不逐漸蛻變;或者成為一種關於符號的理論,或者成為最直接的感性體驗和宣泄。就前者而論,“符號理論隻是……洞見瞭‘洞見在本質上的不可能’;其意義產生於對……‘終極無意義性’的認識;其真理則是描述‘人類可能不存在絕對真理’的事實。” 就後者而言,一方麵是大眾消費著審美情感、同時大眾也被“時尚”所消費;而另一方麵,“對藝術本身的崇拜……又成為新的宗教”。
基於如上的問題,神學纔必須、而且必然進入人文學者的研究視野,神學詮釋學、神學倫理學和神學美學的相應關注纔成為正當和有效的。在此,久已有之的話題不能不被再度重申:神學詮釋學最具普遍性的問題,就是在承認認識的有限性、理性的有限性、解釋的有限性之前提下,如何確認“意義”;神學倫理學的追索,是在意識到人類價值的片麵性、相對性和自相矛盾性的同時,如何落實善的要求;神學美學則是要超越藝術的教化目的和審美目的,使之與人類的終極體悟及其自我拯救相溝通,從而錶達深層的精神期待。
五年以來,中國人民大學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主辦的《基督教文化學刊》已經齣版十輯,而自第八輯改版以後,每輯集中討論一個主題已成慣例,故而有《俗世的神學》、《信仰的倫理》和《神學與詮釋》三捲。為瞭進一步落實上述思路並就教於各界方傢,我們擬在未來三年內陸續推齣以下選題:
第11輯:神學的公共性(重點討論神學話語在人文學領域及當代社會的有效性和正當性)
第12輯:對話的神學(重點討論基督教神學本身的對話性質及其對當代多元文化的迴應)
第13輯:選擇窮人(重點討論“全球化”和“後殖民”時代的基督教)
第14輯:虛己與非空(重點討論佛教的“空”、“非空”與基督教的“虛己”和“自我傾空”)
第15輯:審美的神學(重點討論基督教與文學、藝術、美學及審美體驗的關聯)
第16輯:神學的神話(重點討論神學的敘事、邏輯及其與人文學的同構或對人文學的啟發)
人文學的根本性質,有時恰是在無路可退的神學意義上纔格外得到彰顯。惟願神學的邏輯能夠在語言的牢籠之外支撐起一片天地,使我們拋棄任何僭越的妄想,卻仍然有力量承擔起看護意義的責任。
翻開這本刊物,我立刻被其中幾篇涉及跨文化交流史的論文深深吸引住瞭。作者們似乎有著紮實的田野工作經驗或者對一手史料的深入挖掘能力,使得他們的論述充滿瞭“現場感”。我能真切地感受到那種跨越地域和時間限製的對話是如何發生的,其中涉及的文化摩擦、理解的斷裂與最終的融閤,都被細緻入微地描繪瞭齣來。特彆是其中一篇關於近代早期傳教士在東方世界如何調整其布道策略的考察,提供瞭許多鮮為人知的檔案細節,這些細節有力地修正瞭以往過於簡化的“文化衝突”敘事。它不僅為曆史學傢提供瞭珍貴的史料綫索,也為文化人類學傢提供瞭一個絕佳的分析模型,展現瞭如何以更具同理心和復雜性的視角去審視曆史中的互動。
评分這本學術期刊的編排實在令人印象深刻。從裝幀的質感到內頁的排版設計,都透露齣一種嚴謹與對知識的尊重。我尤其欣賞它在視覺上所營造的沉穩氛圍,那種恰到好處的留白,讓每一篇文章的標題和引文都能清晰地跳脫齣來,即便是麵對晦澀的學術論述,也能保持閱讀的舒適度。更彆提跨頁插圖或圖錶的處理,如果涉及曆史文獻的復刻或是藝術作品的分析,其清晰度和色彩還原度都達到瞭專業水準,這對於需要仔細研讀圖像資料的學者而言,無疑是極大的便利。它不僅僅是一堆文字的堆砌,更像是一件精心製作的工藝品,體現瞭齣版方在細節上毫不妥協的專業精神。這種對閱讀體驗的重視,讓我在翻閱時,仿佛能感受到一股寜靜而有力的學術氣息,讓人願意沉下心來,逐字逐句地進行思考和消化,而非僅僅是走馬觀花。
评分作為一位長期關注宗教學前沿動態的研究者,我發現這輯刊物在議題的選擇上展現瞭極高的敏銳度與前瞻性。它似乎總能精準地捕捉到當前學術界正在醞釀中的、但尚未完全爆發的討論熱點。例如,其中幾篇關於後現代思潮如何重塑傳統神學詮釋的文章,視角獨特,論證邏輯層層遞進,絲毫不拘泥於既有的框架。更令人稱道的是,它沒有陷入單純的理論空談,而是巧妙地將宏大的哲學思辨與具體的文化現象或曆史個案緊密結閤起來,使得理論不再是漂浮在空中的概念,而是紮根於鮮活的人類經驗之中。這種理論與實踐的有效張力,極大地拓展瞭我對相關議題的理解深度,讓我對未來的研究方嚮有瞭更為清晰的擘畫。這種對“新知”的追求,正是頂尖學術刊物所應有的標誌。
评分從整體氣質來看,這本刊物成功地架設瞭一座溝通的橋梁,它既沒有完全倒嚮學院內部的晦澀術語圈,也沒有為瞭迎閤大眾閱讀而犧牲掉學術的銳度。它的語言風格在保持專業性的同時,也流露著一種麵嚮更廣闊的知識共同體的責任感。我注意到,部分文章在處理一些極具爭議性的當代議題時,能夠做到立場鮮明而論證周全,既不迴避敏感性,又能保持學術的中立和審慎,這在當前許多觀點輸齣化的媒體環境中,顯得尤為可貴。它鼓勵讀者去質疑既有的前提,去探索那些被主流話語邊緣化的聲音,這種開放且批判的精神,是真正意義上的學術活水,讓人在閱讀結束後,不僅獲得瞭知識,更重要的是,被激發瞭一種更深刻、更具反思性的思考習慣。
评分這本期刊的同行評議機製想必是極為嚴格的。我能清晰地察覺到,每一篇稿件在進入刊物之前,都經曆瞭一輪高強度的學術打磨。文章的論點往往是經過多方辯駁和審視的,因此在觀點的呈現上,往往是經過提純和強化的精粹。很少看到那種邏輯鬆散、論據薄弱的“初稿”式的陳述。相反,即便是涉及高度專業化的術語和復雜的理論體係,作者們也力求用最精準、最無歧義的語言來錶達,這種對清晰度的執著,極大地提升瞭閱讀效率。對於初學者而言,這本刊物無疑是一座高質量的知識寶庫;對於資深學者來說,它更像是一麵鏡子,映照齣當前研究領域的最高標準,督促著我們不斷精進自己的寫作和思考方式。
评分學刊類的書,我一般都是選讀。當年讀過黃劍波一文後,寫瞭一篇跟人類學宗教學都有點沾邊的隨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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