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生活在战国的中后期。自春秋末期起，经过一二百年的兼并战争，全国重新出现了统一的形势，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主义的专制政权即将建立。韩非的学说为新政权的诞生作了广泛的论证，在政治理论和哲学思想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哪一个诸侯国有力量统一全国？这得在激烈的斗争中经受考验。韩非的时代，在不断的兼并战争中淘汰下来的国家，力量较强的，就是所谓战国七雄：秦、齐、楚、韩、赵、魏、燕。这七个国家都有条件统一天下，只是由于各国政局不同，这时已经出现了强弱悬殊的情况。

韩非是韩国的公子。这种特殊的政治身份，使他和祖国休戚与共，他是多么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够富强起来，担当统一天下的重任啊！但这时的韩国非常衰弱，而西方的秦国却是蒸蒸日上，对韩国的存在构成巨大威胁。在这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有一批纵横家在活动。主张合纵的人，要求山东六国联合抗秦；主张连横的人，劝诱山东六国侍奉秦国。不论合纵还是连横，韩国都是首当其冲。因为韩国地处秦国东出的门户，如果合纵，就得带头攻打秦国；如果连横，就得首先对秦国臣服，而头来必然被山东其他国家攻打。这就说明韩国处境的艰难，它必须从根本上去寻找强国之术。韩非认为：古代草木茂盛，禽兽众多，男子用不到耕种，采摘草木的果实就足以果腹；女子用不到织布，剥取禽兽的毛皮就足以护体。因此人们用不到争夺，就可以得到充足的给养。但是人口的繁殖却是成倍地增加，自然财富也就日渐匮乏，人们即使奋力劳动，生活还是很艰苦，这样也就必然引起纷争。这种分析固然有很多不科学的地方，但和其他学派的观点比较，首先注意的是社会经济情况的变化，有其可取之处。

战国时，社会发生了更大的变化，旧的统治方法已经不适用于当代。如何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呢？儒家主张实行仁政，他们引经据典，赞美古代的圣王，宣扬他们的仁政，把传说中的古代描画成理想的王国，然而不能用来解决当前的实际问题。韩非的主张与此不同，认为处在当前的“大争之世”，“多事之时”，君主必须采用政绩效验最佳的法治。

在从春秋演变到战国的过程中，几个主要的诸侯国都曾实行过变法。所谓变法，就是改变过去的法令制度。上下各色人等都得遵守新制订的符合当前国情的法制。这样也就限制了贵族的利益，否定了基本上取决于统治者个人意志的人治。它必然会遭到激烈的反对，许多为建立新制度而斗争的政治家遭到了旧势力的杀害。但是变法的成败效验却很显著。商鞅在秦国变法成功，秦国就由落后的状态一跃成为先进国家。吴起在楚国变法失败，楚国也就停滞不前，尽管它疆域广大，人口众多，物产丰富，但却是一步步地呈现出颓势。

韩非从历史经验中认识到，只有法治才能振兴韩国。他强调指出：国家只要坚决实行法治，也能富强起来，不管邻国多么强大，也无法把它攻破。

大家知道，韩非是法家学派中极有影响的人物。早期的法家有法、术、势三派，它们各自提出了巩固政权的理论和措施。韩非继承并发展了三派学说，综合成一种体系完整的新法家学说。

“法”这一派学说，可以商鞅为代表。实际说来，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就有法。不过早期的法是由统治者掌握，主要用来对付被统治者的。春秋时，郑国把法制条文铸在鼎上，公开宣布，晋国的叔向反对，认为“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说明国内如有共同遵守的法制，就会削弱统治者的权威。魏文侯时，李悝主张“食有劳而禄有功”，著《法经》六篇，把禁盗贼列在首要的地位，就是从巩固财产的私有权出发的。商鞅是李悝的学生，他推广李悝的学说，在秦国实行变法，采取了很多峻的措施。他“废井田，开阡陌”，巩固土地的私有制。为了提高国力，他推行耕战政策，在农耕上有成绩或作战时立功的人，才能得到奖励或提拔。秦王的宗室，如果不立军功，那也不能给他什么荣誉。由于耕战政策的实施，秦国的农业生产发达，人民勇于公斗，怯于私争，武力极为强盛。后来秦国之所以能够统一天下，全凭这一时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韩非把法置于首要的地位。他说的法，是指体现先进法治思想的成文法。这种法，必须由官府颁行，做到家喻户晓，成为全国奉行的准则。从理论上来说，除了君主之外，一切人都要遵照法令办事。贵族如果违法，也要受到制裁；平民如果立功，也能得到奖赏。韩非标榜这种法是绝对公正的，贵族和平民都能在法的规定下的恰当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