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五年前出版的多卷本《中华民国史》第一编的续篇,即第二编第一卷,主要论述袁世凯统治时期的历史;从时间上说,就是从1912年2月到1916年6月。辛亥革命最重要的政治成果是创立了民国,成立了南京临时政府。这个政府于1912年4月迁往北京,依据临时约法,总统制改为内阁制,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治体制并没有根本改变,但人员结构却有重大变动。原来在政府中起主导作用的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员,被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官僚所代替。这不是一般的更换政
府人员,而是一次全面的改组。表面上,改组是通过合法选举进行的,还带有中国古代揖让天下的色彩;实际上,这是帝国主义列强和北洋集团一连串政治阴谋活动和兵变暴乱的结果。从效果看,它起到了反革命政变的作用。
政府的性质,是由掌握政府权力的主导集团的阶级属性决定的。主导集团改变,政府的性质也随之发生变化。袁世凯北洋集团的当权,就标志着大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联合在中国统治的开
始。所以我们把这一事件作为《中华民国史》第一编的结束,和本编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开端。
从民初的社会全貌来看,维护帝国主义利益和代表封建势力的北洋集团,在政治上处于统治地位。他们凭藉北洋军的实力掌握中央政柄。在解决重大政治难题时,他们常常不使用政治手段,而是直接利用军队作工具,镇压人民,排除异己,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在封建专制时代,毫无民主可言;在军阀政治的高压下,人民无权和官僚擅权的情形依然如故。对北洋集团荼毒社会、祸国殃民的罪行,本书使用了较多的篇幅加以揭露和鞭答。
作为一种特殊统治形式的军阀政治,并非一开始就以完备的形态出现。随着民初社会阶级矛盾的不断激化,它的特征才愈来愈明显。袁世凯的上台不同于改朝换代,与欧美国家总统更替也
不一样。他之所以能出任大总统,主要是因为他掌握着一支军队。北洋政府的内外政策,不仅与南京临时政府有根本区别,与晚清政府也有不少差异。特别是在北京临时政府阶段,不仅仍保留着资产阶级民主政府的形式,更重要的是一些同盟会领导人直接参加了政府的工作。唐绍仪内阁期间,除总统府由袁世凯亲自控制外,内阁各部基本上是北洋集团和同盟会平分秋色。总理唐绍仪虽然出身北洋派,但他加入了同盟会,并试图找到一种北洋集团和同盟会两大政治势力都能接受的政策。事实上,这种政策是很难找到的,所以唐内阁不满一百天便天折了。在北迁后的临时参议院里,尽管清末立宪派势力有明显的扩张,但同盟会仍占优势。所以从控制政府的派别分析,北京临时政府还不是北洋集团独占的政府,而是北洋集团占主导地位的联合政府。这个政府的过渡性质是十分明显的。
同时,我们注意到,由于清政府的倾覆和临时政府的存在,封建专制势力的政治思想统治,已不可能像前清那样严密,而有了某些松动。就政党而言,清政府视政党为洪水猛兽,严禁人民结社组党,因此除中国同盟会等秘密团体外,公开的党派是无法存在的。但民国元、二年间,全国各地出现了上百个党会团体,其中具有政治纲领的就有三十多个。在五光十色的党派团体中,首屈一指的是有光荣革命历史的同盟会。1912年8月,它联合四个小党改组国民党。由于大批官僚政客加入,党员素质下降,组织涣散,失去了革命党应有的战斗力。但是,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其美、胡汉民、李烈钧、张继等著名的革命家仍在党内起重要作用。这个党虽然也有少数人关注议会外的斗争和保持地方实力,但绝大多数领导人都试图通过议会和平手段,制定宪法,在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基础上实现统一,致国家于富强。其次,是以清末立宪派为核心的共和党和民主党。1913年5月这两个党合并为进步党,其主要领导人有梁启超、汤化龙、林长民等。此外还有统一党、中国社会党等,名目繁多,不胜枚举。在这些党派的领导人中,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实业界头面人物,也有旧官僚和投机政客。他们的政治品格虽有高下之别,但都以拥护或标榜拥护共和为宗旨。这表明,人们参加政治生活的积极性普遍高涨,对建设共和国抱着美好的幻想。在当时,这种政治积极性的主要倾向,有反军阀专制统治的性质。对此,本书加以适当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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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在论证结构上的严谨性,几乎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作者似乎对任何带有主观色彩的描述都持有一种近乎苛刻的怀疑态度。我尝试去寻找一些关于当时文化思潮的侧面描写,比如知识分子对时局的反应,或者民间社会对于新政策的适应性变化,但这些内容在本书的篇幅中显得异常稀疏。它更像是一部专注于“上层建筑”变迁的编年史,聚焦于权力核心的运作逻辑、法律条文的起草与颁布,以及组织机构的层级划分。这种聚焦,虽然保证了其历史研究的专业性和权威性,但对于希望了解“普通人在那个时代是如何生活和思考的”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提供的信息是片面的,或者说,是经过高度提纯的“精英视角”。它描绘的是庙堂之上的风云,而不是街头巷尾的烟火气。我个人认为,这种取舍是历史写作中永恒的难题,但对于一本旨在全面记录“史实”的著作而言,这种侧重无疑会将叙事的重心推向一个非常狭窄但极其坚固的支点上。
评分当我试图在其中寻找我对那个特定时期社会风貌的想象时,我发现这本书的笔触极其克制,甚至可以说是冷静得有些“冷漠”。它不像某些通俗历史那样,用生动的细节和人物的轶事来填充版面,激发读者的情感共鸣。相反,它更像是在绘制一张极其精确的政治地图,每一个地名、每一个会议纪要、每一次人事调动,都被置于一个严密的逻辑框架之下进行推演和论证。我印象最深的是,对于某个看似微不足道的行政命令的分析,作者竟然能追溯出其背后牵扯的数个利益集团的微妙平衡,这种对细节的执着,简直让人汗颜。我个人对于历史的理解,往往是依赖于那些充满“人味儿”的故事来构建的,比如某个领袖在特定时刻的彷徨与抉择。但这本书,似乎刻意避开了这种“煽情”的叙事方式,它更像是法庭上的证据陈述,每一个论点都必须有确凿的出处作为支撑。这让我在阅读时,不得不时刻提醒自己,我是在阅读“史实”的构建过程,而非一个等待被讲述的故事。这需要我主动地在脑海中填补那些被作者精简掉的“背景音”和“环境光”。
评分从阅读体验的“手感”来看,这本书的体量和它的内容深度是完全匹配的。它不是那种可以一口气读完、让人拍案叫绝的通俗读物,更像是需要长期“啃食”的学术大部头。每一次合上书本,我都会感到一种智力上的消耗,但同时也伴随着一种清晰的脉络感被梳理完成的满足。它不像是在“讲故事”,更像是在“重构一台复杂的历史机器的内部构造图”。我对书中某些章节对于特定历史事件的“去神化”处理印象深刻,作者似乎有意识地剥离了后世赋予这些事件的道德评判或浪漫色彩,试图还原它们在当时纯粹的政治或社会动因。这种还原,虽然在学术上是可贵的,但对于追求历史“趣味性”的读者来说,可能会感到意犹未尽。它要求你把自己放在一个冷静的观察者位置上,去审视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和波澜壮阔的斗争,如何被转化为一个个冷冰冰的史实节点和数据。总而言之,这是一部需要被“对待”的书,而不是一部“被阅读”的书。
评分这本厚重的历史著作,光是书名就透着一股庄严与厚重感——《中华民国史》,而且还是“第二编 第一卷”。坦白说,初捧此书时,内心是既敬畏又带着一丝忐忑的。毕竟“民国史”这个宏大的主题,牵扯了太多复杂的历史脉络、风云际会的人物群像以及深刻的社会变革。我原本期待能从中找到一些关于辛亥革命前后,或者说是早期的北洋政府时期那些耳熟能详的片段的更深入解读。然而,当我翻开扉页,准备沉浸于那些熟悉的年代时,却发现它似乎将焦点放置在了更微妙、更具技术性的历史建构之上。我猜测,这“第二编”的起点,或许意味着它将跳过那些家喻户晓的开端,直接深入到某个特定阶段的制度演进或权力结构的细化分析中去。这种叙事的取舍,对于期待宏大叙事的普通读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挑战,它要求我们放下对那些戏剧性瞬间的迷恋,转而关注那些看不见、却在幕后起着决定性作用的“骨架”是如何搭建起来的。我个人对这段历史的兴趣点在于其思想光谱的交锋,但如果此卷聚焦于行政体系的僵化与重组,那么阅读体验可能就会偏向于学术论文的扎实,而非历史故事的流畅。这需要读者有相当的耐心去消化那些可能出现的官方文件引用和复杂的派系斗争的细枝末节。
评分老实讲,这本书的装帧和排版本身就散发着一种严肃的学府气息,厚实的纸张和工整的字体,让人联想到图书馆深处的珍藏。这种实体感本身就暗示了内容的深度和广度。我原本以为“第一卷”会是一个相对易读的入门章节,用于铺陈背景。但读下来却感觉像直接被投进了历史进程的中段,许多术语和历史事件的默认前提,似乎是基于读者已经对前一阶段的历史有充分了解。举个例子,当提到某个重要会议的决策时,书中并没有花太多篇幅去解释导致该决策的长期积累的矛盾,而是直接呈现了“在此时此地,各方力量权衡的结果”。这种高度浓缩的信息密度,对于习惯了分段细述的现代阅读习惯来说,是一种不小的挑战。它要求读者具备极强的上下文联想能力,仿佛手里拿着一份古代的公文,必须结合自身的历史知识储备去“解密”。我需要频繁地停下来,查阅旁注或者回顾我已有的知识体系,才能真正理解作者为何选择这个角度来切入和阐述。
评分个人感情色彩太浓,不是应有的态度
评分不喜欢这种意识形态过浓的“史”
评分还是脱不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夫复何言!
评分不喜欢这种意识形态过浓的“史”
评分喜欢历史的中国人必读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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